清代八旗政策

    清朝定鼎北京，先后镇压各地农民起义，消灭南明三个小朝廷，用20余年的时间基本结束了大陆上的武装抗清斗争。满族成为全中国的统治民族，政治、经济地位均发生显著变化。满族统治者统治全国，不能不联合汉族地主阶级代表和蒙古等少数民族贵族，但这种联合并不是一种平等关系。满族统治者旨在扩大和巩固自己的特权地位，确立起“首崇满洲”的原则、并作为有清一代恪守不变的国策。

    （一）维护满洲贵族特权

    世祖曾标榜：“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实际上却以“首崇满洲”为圭臬①，中枢机构均重用满族亲贵大臣。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满族贵族控制国家的重要工具，拥有很大权力。参予议政的成员除宗室贵族亲王、贝勒、贝子外，还有满洲的勋臣贵戚。康熙初，满洲、蒙古八旗都统和各部尚书俱为议政大臣，唯汉军与汉人无权参与。会议设有“议政处”，每届朝期，议政王大臣们聚集皇宫中左门外会议，“清朝大事，诸王大臣企议既定，虽至尊无如之何”②。体现出满洲贵族在清政权中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

    多尔衮摄政时，曾以内三院为六部之首，如明朝内阁之制。大学士品级，满洲一品，汉人五品，满尊汉卑。世祖亲政以后，撤销内三院，以原内三院满汉大学士兼管各部事，正式改行内阁制。内阁大学士表面上满、汉各半，实则汉大学士班列满大学士之次，不问政事。崇德年间六部一度只设满尚书，1648年（顺治五年）实行满汉尚书复职制，实权操于满官之手。“京堂俱一满一汉，印归满官”③。康熙初年划一满汉官品级后，同样是满官权重，汉六部九卿只是奉行例行公事，“满人謦欬，无敢违者”。

    满族统治者在进行封建政治制度建设中需要汉臣的参与，但又要防止特权为汉臣所侵夺，特别创立了分缺制，以确保对中央和地方高级职务的zhan有。为此，将中央机构的职务即“缺分”，分为宗室缺、满洲缺、蒙古缺、汉军缺、内务府包衣缺和汉缺。康熙《大清会典》共载内阁、六部等13个中央机构中有品级和无品级额缺2082个，大部为满洲和内务府包衣zhan有。①汉军和汉人的额缺325个，仅占15.6％。对于地方官员，满族统治者重视的是督、抚一级人选。1647（顺治四年）至1735（雍正十三年）90年间，旗人任督、抚的共计770人，其中汉军十居其七，满洲十居其三，蒙古仅二人②。而边疆大吏如驻防将军、副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则由满人专任。就全国官员总数而言，汉人多于满人，但京城内外文武要缺，则满人多于汉人。由于有满洲只任六品以上官的规定，保证了人数较少的满人集中控制中央和地方的要职。

    满族贵族不但通过一定制度，将自己的政治特权固定下来，还采取措施，试图把这种特权地位永久保持下去。对皇帝一族的宗室、觉罗（清制：清太祖以下支派称宗室、其疏者称觉罗）锡予封爵，1653年（顺治十年）定，宗室封爵自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共十等。其中礼亲王、睿亲王、郑亲王、庄亲王、豫亲王、顺承郡王、克勤郡王，“皆国初有大勋劳者，世袭不降封”③，俗称“****”，世代承袭不替。其余宗室王公封爵以世递降，贵族子弟根据爵秩高低领受高官厚禄。对满族异姓功臣、贵戚封以世爵，即所谓“民世爵”，分为公、侯、伯、子（精奇尼哈番）、男（阿思哈尼哈番）、轻车都尉（阿达哈哈番）、骑都尉（拜他喇布喇哈番）、云骑尉（拖沙喇哈番）、恩骑尉九等。清初规定：开创勋劳“不论阶次，咸世袭罔替”④，以确保满族贵族取得的特权，可以传递子孙后代。

    满族仕进与汉族不同，并不专靠科举考试。一为侍卫，其中以御前侍卫最显贵。侍卫的挑取，并不是满族的特权，而是满族中人数极少的阀阅世家的特权。清制，内外满大臣子弟，五年一次挑选恃卫，一经入选，往往不数年擢至显职。一为笔帖式（汉译文书），是满人进身的又一捷径。中央各部、院、寺、监均设笔帖式一职，人数最多，几乎清一色满人。笔帖式品级虽低（最高者不过六、六品，低则八、九品），但升迁最快，只要善于奔走攀援，虽目不识丁，不一二十年，亦可富贵，甚至外升督抚，内转尚书侍郎。

    满族统治者通过这些措施，为满人进身提供便利之阶。有清一代，尽管汉官的人数在不断增多，地位也在逐渐提高，“首崇满洲”原则却从未动摇，用意是深远的。

    （二）旗民差别待遇

    满族统治者在维护自己的特权时，总是竭力把自己粉饰成代表整个满族的利益，制造满汉民族的畛域。八旗是清朝统治赖以维持的主要支柱，因此被视为“国家之根本”，享受种种特殊待遇。

    经济上，优养旗人。从入关时起，宣布永远免征八旗人了的差徭、粮草、布匹，从此只承担兵役。为了解决旗人生计，保证置办军械马匹的开支，入关之初，圈占京畿方圆259公里内18万余顷汉民土地分给入关旗人，并且禁止旗民交产。对于满族统治者来说，圈占旗地不过是沿用关外时的旧制，但对当地汉民来说，却是赤裸裸地对他们的暴力掠夺。由于八旗兵丁经常出兵在外，又建立起俸饷制度。八旗兵丁俸饷远高于绿旗汉兵，康熙年间八旗马甲每月饷银3两，每年饷米46斛（23石），“计其所得，已多于七、八品官之俸禄”①。更非一般汉民所能攀比。

    法律上，实行旗民差别待遇。旗人与民人发生纠纷，州县官无权判决，须依旗民分治的原则，由各旗和地方特设的理事同知审理。民人犯法，有笞、杖、徒、流、死五等刑罚，旗人则享有换刑特权，“笞、杖各照数鞭责，军、流、徒免发遣”②，犯徒刑一年者，换刑枷号二十日；流刑二千里，换刑枷号五十日；犯极边充军的，换刑枷号九十日。旗人犯盗窃罪免刺字，即使是重犯，也不过刺臂而不像对汉人那样刺面；犯死罪者也可减等，由斩立决改为斩监候。《清史稿·刑法志》在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时说：“原立法之意，亦以旗人生则入档，壮则当兵，巩卫本根，未便远离”。满族统治者视八旗为巩固统治的主要军事机器，所以才在经济、政治、法律上予旗人以种种特殊待遇。满族与其它民族地位的不平等，成为制造民族歧视与矛盾的源渊之一。

    二、八旗组织的变化

    清朝入关以后，在广大汉族地区继续沿用明朝制度，设置布政使司，后来演变为省、府、州、县各级地方行政机构，任命督、抚、知府、知州、知县等管理民政。与此同时，为维护自己的统治特权，又千方百计保留本族旧有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将满人“俱隶八旗”，形成“旗民分治”的管理体系。八旗组织适应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发生了一些新变化。

    （一）军事职能的加强

    八旗兼有行政、经济、军事多项职能，随着清朝对全国统治的建立，八旗的军事职能大为强化了。

    清朝为了以较少的八旗兵丁有效控制全国，采取了“居重驭轻”，重点配置的政策。北京是统治的中心，也是八旗驻扎的主要地点，以后为了镇戍地方，将一部分旗兵陆续派往全国各地驻防，于是形成“禁旅”与“驻防”的区别。

    禁旅八旗，又称京旗，分左右翼驻扎北京城内。左翼四旗，镶黄旗在城东北，驻安定门内，依次而南为正白旗，驻东直门内，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右翼四旗，正黄旗在城西北，驻德胜门内，依次而南为正红旗，驻西直门内，镶红旗驻阜城门内，镶蓝旗驻宣武门内。京旗各佐领在行政上归本旗都统管辖，但在军事系统上，又按照兵种，将前锋、护军、马甲、步甲独立编营。其中，骁骑（马甲）营、护军营、步军（步甲）营均按旗分设，前锋营按左右翼分设。护军营与前锋营平时警卫宫禁，皇帝外出时扈从行营，是八旗兵的精锐。以后陆续增设虎枪营（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火器营（1691年，康熙三十年）、健锐营（1749年，乾隆十四年）、善扑营、神机营为特殊兵种。

    清代禁旅八旗的兵额是保密的。顺治年间约有8万③，乾隆年间为10万余人④，清末增至12万余人⑤。禁旅八旗以满洲八旗为主，遇有战事，派出作战，战毕撤归京师，为清朝基本的军事力量。

    八旗驻防制度开始于顺治朝，发展于康、雍两朝，迄乾隆朝始告形成。顺治年间，各地驻防仅15000余人①，康熙、雍正年间渐增至90000余人②，清中叶达10万余人③。从此，驻防八旗兵额大体与京旗持平，这种状况一直延至清末。

    康熙至乾隆年间，八旗在东北的驻防地由15处增至44处，在各省驻防地由9处增至20处，乾隆年间在新疆新设8处。其中，配备在京畿和东北的兵力，约占驻防八旗总数的一半，而东北的驻防八旗又占畿辅地区以外驻防八旗的半数以上。东北并未配备绿旗汉兵，说明清朝统治者非常重视自己的“发祥地”。相比之下，内地各省八旗驻防，一省不过1—3处。其中又以长江以北较多，湖南、江西、广西、贵州等处未设驻防。内地军事戍守的任务，主要由60余万绿旗汉兵担任，八旗驻防起监视作用。八旗兵丁屯驻在全国70余处重要城镇和水陆冲要，根据需要各设驻防将军、都统、副都统，或只设城守尉、防守尉为其统领，他们成为清朝控制全国的重要力量。

    清世宗胤禛说过：“驻防之地，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其乡土”④。驻防各地的兵丁，最初是从京旗各佐领派拨的，并由这些来自不同旗、佐的兵丁，在驻防地组成新的佐领。但他们的户籍，仍隶属原旗原佐领。所以在清初一段时间里，驻防旗人仍把北京作为他们的故乡。随着驻防制度的固定化，驻防旗人的户籍虽然仍隶属原旗都统衙门，与本佐领的关系却逐步削弱，并在驻防当地形成新的旗人群体。

    八旗驻防制度的实施，使满族的分布进一步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分散在全国各地——南至广州、北抵瑷珲、西迄伊犁，最集中的地方则是北京城内外和畿辅。

    清朝定都北京以后，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军事力量，确立起八旗常备兵制。

    入关前满洲旗人“出则为兵，入则为农”，实行的原是兵农合一的体制。入关以后，清朝统治者对兵丁拣选、兵种、俸饷逐一规定，形成一套完备的军事制度。

    规定兵丁拣选之法。八旗的基层单位佐领是按人丁编设的，清代佐领丁额屡有变化。努尔哈齐定每牛录（佐领）壮丁300人，皇太极时改为200人，入关初沿用此制。康熙时满洲佐领总数增加，但每佐领的标准丁额却缩减为100人，乾、嘉年间又改为150人。其实，这些都只是官方字西上的规定，具体到每个佐领，由于在人员构成、隶属关系上存在种种差异（佐领有公中佐领、勋旧佐领、世袭佐领等差别），壮丁数额相差是很悬殊的。作为一个壮丁（俗称“汉子”）的标准未成定制，有时以身高1.6米为合格，有时以一定年龄为标准（如15岁、16岁、18岁等），但八旗壮丁每3年编审1次的制度则被严格遵守，合格者编入丁册。

    从佐领壮丁中产生组成八旗军队的甲兵（俗称“披甲”）。拣选甲兵俱验以骑射，合格者入选，至60岁而免。没有被选充“披甲”的则称“余丁”。在统治阶级特别需要时，余丁也要服兵役。

    各佐领兵丁名额都有明文。据康熙《大清会典》卷八一载：京旗满洲、蒙古佐领，设前锋2名，亲军2名，护军17名，拨什库（领催）6名，马兵（马甲，又称骁骑）40名，步兵拨什库（步军领催）2名，步兵（步甲，又称步军）18名，铁匠2名，共89名；汉军佐领，设拨什库4名，马兵30名，步兵拨什库2名，步兵12名，共48名。以后，各佐领兵额与所设兵种又有所调整。

    建立兵饷制度。康熙朝定制：前锋、护军、领催，月饷4两，马兵3两，年饷米46斛（23石）；步兵领催月饷2两，步兵1两5钱，年饷米22斛（11石），出兵时另有行粮。这种待遇到乾隆年间基本保持了稳定。相比之下，驻防兵丁待遇低于京旗，马兵月饷2两，米2斗5升（合岁支米12.5斗），与绿旗马兵的饷米相差无几。

    兵额与兵饷大体确定以后，额兵成为吃粮当差的职业军人，未当兵的闲散余丁，则是无差无饷的旗下平民。当兵食粮成为满族人的主要职业，经济上形成对统治者严重的依赖。

    （二）旗人人身束缚的加强

    清统治者给予旗人高出民人的待遇，意在利用他们作为统治全国各族人民的工具。基于这一政治需要，在“优养”旗人的同时，又采取种种措施，加强了对他们的控制。

    入关初，清统治者重新改订八旗组织与职官的汉译名称：“牛录”改称“佐领”，其长官“牛录额真”亦改称“佐领”；“甲喇”改称“参领”，其长官“甲喇额真”亦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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