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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贾似道买公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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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史“奸臣传”一共四章,列举奸臣15人,又包括他们的子弟等7人,一共22人。内中既有行新法的蔡确、章淳,也有怂恿徽宗挥霍的蔡京,和李纲为难的黄潜善和汪伯彦,置岳飞于死地的秦桧,一意北伐的韩佗胄。而以南宋覆亡前夕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兼都督的贾似道殿后。我们今日重新检阅他们的事迹,很难证实各人的“忠奸”确如作史者之所论列。但是以上15人为当时人及作史者认为是舆论之所不容,则是事实。而且将他们摆在一朝国史之后,显然的已认为朝代之覆亡,应由这些奸臣负道义上的责任。

    贾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已具备了传统坏人的典型。并且他的姊姊贾妃有宠于理宗赵昀,又是靠裙带关系升官。后来就入相出将,成为了一代权臣。他个人爱声色,年轻时常在西湖上张灯作宴,晚年尚起楼阁亭榭与诸妾斗蟋蟀为戏。他在国事上最重大的失策起于1259年。当时他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分到汉阳指挥军事。他密遣使向敌方以皇弟身分攻鄂州的忽必烈求和,答应南宋皇帝称臣纳币,忽必烈起先不允。恰巧那年秋天蒙古主后来称宪宗的蒙哥去世。忽必烈要回本国争皇位,才仓皇许之。等到蒙古兵北撤,贾似道虚张大捷,回朝进少师,封公爵。明年忽必烈称帝建元中统,派人向南宋征岁币,来使反被贾似道拘禁。兹后忽必烈再也不接受南宋乞和的要求。

    可是贾似道也真有粉饰太平的本领,于是又十多年,1264年度宗赵基嗣位,这已经是一个3岁不到的小皇帝。贾似道以三朝元老的身分上表出师。1275年的春天,元军(1271年蒙古才称元朝)已取得长江中游,伯颜的大军已向下游进逼,贾似道自己的女婿范文虎也在安庆降元(此人后来率宋军参加忽必烈之征日本),他还整备船舰芜湖进出,可是他向伯颜求和既被拒绝,江上大军又不战而溃,于是只好遁居扬州。这时候临安的朝廷已是朝不保夕,大臣纷纷请诛杀贾似道谢罪,执政的谢太后才将他贬官为高州团练使。传统政治里的贬官逐放,常埋伏首狱禁之中暗杀的动机。本来写贾似道传记的作者,很可以“至漳州故”结束。只因为贾似道是一个如此的奸臣,倒要写出来私自将他处死的乃是志愿械送他的县尉郑虎臣。此人能在青史留名,也表彰一奸一忠,彼此为千古读史者所传诵。

    替奸臣说公道话,不是本书的目的,即暴露传统政治中道德的真相,也不是今日我们重新检讨历史之主题的所在。我们提出贾似道的一段故事,乃是此中包涵了中国财政史和经济史里一段重要的环节,不能为贾个人的行为操守嗜好及生死所能概括。

    从各种迹象看来,传统中国的物质文明,至宋朝已达到极高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作于北宋覆亡之前夕。从图上看来,当日汴京商业发展的情形和中等以上人户的生活程度,以至房舍建筑舟车桥梁较之20世纪之中国任何内地的都会,并无逊色。即以船舶之来往,货物之上卸,各种匠铺之作业情形,至少也可能与当日西欧之任何城市相埒。而一个半世纪之后马可波罗在南宋覆亡之后32年内抵达当日之临安,今日之杭州(宋人称为“行在”马可波罗则译为quinsai)他曾说:“毫无疑问的,quinsai是世界上最优美和最高贵的城市。”杭州的街道宽敞,有运河交通,又有石砌的沟渠排水,已经给这威尼斯(也是当日世界上第一流城市)的观光者以良好的印象。而他赞不离口的则是中国的富庶表现于数量之庞大。不仅都会里市廛栉经,而且乡间里也有无数的市镇,为欧洲所无。

    马可波罗的叙述,有煽动性,一般读者怀疑他的浮夸。可是最近法国学者jacquesgernet将他的回忆和同时的中国文献如都城纪胜、梦粱录和武林旧事比较,又发觉其中很多细节,可以彼此印证。他整理后,所缀成的13世纪杭州,确是生动活跃,富丽繁华。迄今我们还能查悉当日通衢街道桥梁的名称,和巷弄里发售最优等纸扇的店铺之所在。杭州的人口,由12世纪初年不到二十万逐渐增加,突破百万大关。而当日欧洲最大的城市,能有人口数万,已经不得了。所以gernet发问:当日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前进的国家,即算南宋只保存半壁河山仍有人口6000万,占地有今日法国面积之4倍,文化已到达最光辉的阶段,何以遭蒙古人的侵犯而会在历史上表现一种剧烈的挫折?

    而其实adamsmith著原富,距今已逾200年。他作书时也去马可波罗赞羡中国时约500年。原富就已提出中国虽然在500年前出人头地,兹后就无从继续其优势。smith并没有讲出当中的原因,只是他已经指出中国的法制,必有阻碍人民继续增加财富的症结之所在。

    我们今日提出贾似道的故事,即是指出这症结由于传统中国的官僚制度,着重于掌握大量的农民,缺乏现代组织与技术的能力,尤缺乏适当的意识形态去主持商业化的财政。上述两章已就北宋的情形,逐渐提及。南宋末年,财政与税收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仅杭州市内的繁荣于国事无补,即长江三角洲里的农业财富也无法动员。贾似道之犯众怒,并不是单独的由于他合计敌情错误,也不是因为他骄奢淫佚,而大部是由于他在理宗赵昀的最后两年,倡议“买公田”等于没收一部分富人的资产去充军食。并且又由他主持发行最后一次的信用货币,引起物价再度上涨。宋史“奸臣传”说到最后与他同有元老名望的王钥向临朝称制的谢太后责他应死,称:“缙绅草茅不知几疏,陛下皆抑之而不行。”可见得在野人士包括中等以上的门户都已痛恨他入骨。

    要提到这事态之背景,我们又要从康王赵构南渡做皇帝说起。

    赵构之成为日后的高宗,初时并没有法制或公意的支持。他原应到金军里去为人质,只因父兄被掳,才自立为帝。除了哲宗遗孀所谓元祜皇后孟氏的承认外,他的帝业并没有任何合法的根据,在南方也没有权臣拥戴。他手下人既主战主和不定,他自己也无钱无兵,这也可以认为是宋朝过度中央集权的后果。所以他刚从扬州巡幸回杭州,即有担任宫卫警戒的军官叛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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