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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不是来骗我了?”

    我接过钞票赶忙起誓道:

    “这次确实是真的了,昨天已经交给房东两百块,还欠一百。”

    严经理打量了我一下,沉吟道:

    “你代完三天工,有什么打算呢?又回去干那一行么?”

    我突然感到脸上一热,低下头去含糊说道:

    “我试试看,去找份工作——要是经理这里用得着人,我愿意回来。”

    “现在没有缺,下个月有一个小弟要走,我再通知你,”严经理认真地说道“快回去吧,台风要来了。”

    我临离开银马车,到厨房里去将搁在碗柜里的一只牛皮纸袋取了出来,袋子里有两块粟子蛋糕,是下午一桌赶电影的客人,来不及吃完留下的。我装在袋子里藏在碗柜里,预备晚上带回去,跟小弟一同宵夜。坐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我心中开始盘算:丽月那里,不知道还能让小弟住多久?拖不下去了,把那个小家伙放到哪里去?我想代完三天班,向严经理开口,我愿意搬回他那间金华街的公寓跟他一块儿住——我还有一把他公寓的钥匙没有还给他——我可以告诉他,小弟是我的弟弟,请他暂时收容。如果我在银马车正式当侍应生,规规矩矩托盆子,也许他会答应。严经理对我很好,一直要我“改邪归正”如果万一他不答应,我还想到一个人—一母亲的养母,我们的外婆吴好妹。母亲的养父过世后,母亲跟外婆又开始来往了,母亲曾带我跟弟娃到桃园县龙潭去探望过外婆。外婆吴好妹是一个胖大健壮的女人,一双放大脚,行走起来,啪哒啪哒比她饲养的那些鸭子还要快捷。外婆是个热心人,很疼爱我们,第二天一早便挽着一只大蓝子,领着我跟弟娃到鸭棚去捡鸭蛋去。几百只鸭子早放到池塘里去了,鸭棚内,鸭屎鸭毛堆中,露着一只只青色的鸭蛋来。我跟弟娃兴奋得乱叫,也顾不得鸭屎臭,满地去挖掘鸭蛋。弟娃走路都走不稳,在鸭棚里摇摇摆摆,抓得一手的鸭屎。母亲也赶了来,外婆对她笑道:

    “阿丽,把他们留在这里算了,替我捡鸭蛋。”

    去年外婆到台北来看我们,带了两只蕃鸭仔来,一只黑的给我,一只白的给弟娃。提到母亲,她又骂了几句,掉下几滴眼泪来,临走时,对我说:

    “放了假,带着弟娃,到乡下来吧。”

    那两只蕃鸭仔,一个秋天,却长大了,一黑一白,闪亮的羽毛,鲜红的肉冠子,见了人便会摇着屁股呷呷的虚张声势。我们叫它们阿黑阿白。饲喂那两只蕃鸭,便变成了我跟弟娃两人每天的大事。我们常到舒兰街那条小河边去挖蚯蚓,河边泥土肥沃,蚯蚓根根有小指那么粗。我们挖满了一只洋铁罐回来,喂得两只蕃鸭肉叽叽的,肥得屁股都快缒到了地上。到了过年,父亲把两只鸭子捉来,一刀一个,两只的头都剁掉了。父亲嫌那两只蕃鸭屙得天井里到处的鸭粪,奇臭难闻,招来许多苍蝇,而且去年过年,父亲又没有钱多加年菜。两只鸭子,阿黑拿来炖汤,阿白香酥。父亲把香酥鸭腿子,一只挟给我,一只给弟娃,自己却啃着鸭颈子下酒。我倒吃得很开胃,弟娃却白着脸,鸭腿子碰都没有碰。父亲问他,他推说肚子不舒服。我知道,他心疼他的阿白,吃不下去。饭后我悄悄对他说:

    “傻子,有什么好难过的。暑假我们去桃园,再向阿婆要两只蕃鸭仔来养就是了,替你去选只白的,好不好?”

    我跟弟娃始终没有去成桃园。我想如果我带小弟去外婆家,住几天大概是不成问题的。我可以帮着大舅赶鸭子,小弟呢,跟着外婆吴好妹去捡鸭蛋,大概总还行的吧。

    “丽月姐,怎么样?房租交清了,这下你不赶我们走了吧?”

    回到锦州街,第一件事便是拿一百元给丽月,把尾数缴清。我知道丽月的脾气,她对我和小玉虽然大方,房租却是不许久欠的。丽月正在房里跟阿巴桑两人商讨什么事情,她接过我的钞票,却对我说道:

    “你坐下来,阿青。”

    “丽月姐,我也上班了,”我坐下来笑道“在银马车,我这个班一个月还不及你一夜晚的出差费呢。”

    “阿青,”丽月抽了一口烟,缓缓说道“今天下午,你那个疯仔出了事。”

    “出了什么事?”我急问道。

    “他把我们小强尼弄伤啦!”阿巴桑抢着说道。

    “是这样子的,”丽月解释道“下午他跟小强尼两人抢球,他推了小强尼一把,小强尼一跤磕到桌子角上,把一颗门牙磕掉了——”

    “可怜啊,一嘴的血!”阿巴桑指着嘴巴比划道。

    “该死!等我去揍他!”我叫道。

    “我早就打了他一顿屁股了,”阿巴桑忿忿然“那个痴仔,还笑呢!”

    我站起来,要往自己房间走,丽月却叫住我道:

    “你不必去了,我已经把他送走了。”

    我一下愣住,瞪着丽月没有出声。

    “送走了?送到哪里去了?”半响,我责问道,我的声音有点颤抖起来。

    “警察来了——”阿巴桑插嘴道。

    “警察局派了一部车子来,把他带走了,”丽月说道,她又加了一句“走了算了,也给你省麻烦——”

    “你们凭什么叫警察?”我突然大声喝道,我感到一阵急怒“你们把我的小弟弄到哪里去了?”

    “你也疯啦!”丽月叫了起来。

    “我去找他,”我把手上那袋粟子蛋糕往桌上一掷,气冲冲地叫道:“找不到,我要你们负责——”

    我在中山北路上一直奔走下去,迎面疾风,还夹着阵阵乱雨点。台风的风头已经到了。路上没有行人,两旁的荧光灯,紫蒙蒙的,在风雨中发着雾光。我一口气跑到南京东路口的三分局,跟分局门口的值班警察说明来意,他带领我进去,去见里面办公室的一位警官。那位警官四十上下,焦黄干瘦,人却和气。他办公桌上放着一架手提收音机,正在细细地播着京戏。警官知道我来寻人,便拿出一份表格来,要我填写,问我道:

    “你找的是你什么人?”

    我迟疑了半晌,答道:

    “是我的弟弟。”

    “什么名字?”

    “小弟——”我只好答道.

    “我是问他的本名。“

    “先生,”我解说道“我这个弟弟有点毛病——我是说,他的脑筋不太好,象个两三岁的小孩子——”

    “嗐,”警官摇手止住我叹道“我懂了,你是说你弟弟是个白痴?这又是件无头案了。上个月,在圆环附近,我们还抓走一个神经病的女人,她在圆环大街上,赤身露体,蹦蹦跳跳。我们问她姓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来——到现在还关在台北精神疗养院,没有人去认领呢。”

    “先生,我那小弟弟,送来三分局了吗?”我探问道。

    “我们这里没有记录,就是送来了,我们也不会收留。这种案件,普遍会送总局特别处理,分发到几个神经病院去。台北的病院满了,有时还会送到新竹、桃园去呢——”

    警官说着,却突然停下来,全神贯注地聆听起来,他桌上收音机正在报告台风消息:强烈台风爱美丽今晨零时已推进至北纬二四度,东经一二四度,以每小时十公里的风速向台湾北端进袭——

    “老弟,”警官严肃地对我说道“爱美丽快登陆了。”

    他看见我还站着发怔,不肯离去,便安慰我道:

    “这样吧,你先回去。明天我们这里有消息再通知你。你最好到总局去查查,要是已经送进病院倒好了,你放心,那里反正有医生护士照料,出不了事的。”

    从三分局出来,我在街上茫然徘徊起来,一直步上了中山桥去。风把我的衬衫吹得鼓胀,可是背上的汗水不停地一条条直往外流。天上黑沉沉,桥下的台北市,却淹没在凄迷昏黄的灯海里。位立在桥上,我又开始感到那一片天边无际的寂寞起来。

    29

    先生,你们这里有没送来一个光头赤足的男孩?先生,你们这里有一个神经不正常的少年么?十四、五步,打着赤足的?先生,是昨天送来的,他没有姓、没有名字,他叫小弟——

    第二天一早,我便出去,满台北到处去寻找那个白痴仔了。我先到三分局、四分局,最后到总局,都没有问出下落,最后只好赶到台北精神疗养院去。疗养院里守门的护士不让我进入病房,只许我在铁栏杆外观望。他告诉我,青少年的病人一共只有两个,可是都是三个多月以前进院的。有一个走了出来,是个带着玳瑁边眼镜,一脸长满了青春痘十六七岁的胖少年,他穿了一件绿布睡袍,伸出一双猪蹄似的肥膀子,象患了夜游症一般,往前摸索行走着。

    “不是这个吧?”男护士指了一指胖少年,悄声问道。

    “不是——先生——”我说道。“他是个白白瘦瘦的孩子,剃着个青亮的和尚头的。”

    中午,台北市已经罩入了暴风半径,风势一阵比一阵猛烈起来。仁爱路两旁高大的椰子树给风刮得枝叶披离,长条长条的大树叶,吹折了,坠落在马路上,萧萧瑟瑟地滚动着。杭州南路一根电线杆倒成了四十五度角,一束束的电线,松垮了下来,垂到地上,交通警察正在吹着哨子指挥车辆绕道而行。马路上的行人,都给吹得摇摇晃晃。一个女人的一把塑胶花雨伞,嗖地一下给刮到了半空中,象脱了线的风筝,载浮载沉地飘摇起来。一阵暴雨,重庆南路马上淹没了,黄浊浊的小川,在路上急湍地蛇行着。衡阳街成都路两旁骑楼上竖立的商店招牌,给风笞达得惊惶失措,一齐在哐啷抖响。“大三元”吹落了,洋铁皮的招牌框在柏油路上翻滚,发出尖锐的声音。我坐公共汽本赶回西门町,银马车停业一天没有开门。我感到饥饿起来,可是西门町一带的小吃店,大都关了门。我顶着风走到武昌街,希望能够在那里找到几家摊贩。有几个卖水果的正在收拾摊子,推着推车,提早回家。一阵狂风迎面卷来,几个摊贩同时都弯下身子,拚命顶住满载着香瓜、芭乐的推车。遥遥落在最后面的一个摊贩,是一个身材娇小的年轻女人,一头的长发给风吹得乱飞,她穿着一条土红的布裙,裙子也吹了起来,露出她那双青白的小腿。她那架推车上,堆满了鲜红的西洋柿。女人整个人都往前倾斜,肩膀抵住推车,然而她那细弱的身躯,竟敌不过猛劲的风势,呼呼两下,给逼得一连往后踉跄。她脚下一松,一下坐跌到地上去,推车前后一颠簸,哗啦啦便震落了十几枚西洋柿,鲜红的滚得一地。我赶忙跑过去,抓住推车手柄,将车子稳住。女人从地上挣了起来。她看见一地的西洋柿,有几枚还浸在污水里,痛惜叹道:

    “嗳。”

    她捞起裙子,弯下身,去将地上那些红柿子,一只只拾了起来,兜在裙子里。她把几枚没有跌伤的,用裙角揩了一揩,仍旧放回推车上,剩下五六枚,跌得裂开了,果汁淋淋漓漓流了出来。女人挑了一枚特别大的,递给我道:

    “我们吃掉吧——这些卖不出去了的。”

    我也不客气,道了一声谢,便接过柿子,大口啃了起来。柿子熟透了,沁甜如蜜。女人自己也挑了一枚,跟我两人立在风中,一同吃着跌破的柿子。她大约二十七八岁,深坑的大眼睛,尖尖的下巴,大概刚使过劲,青白的脸上,泛着红晕。大约她看我吃得兴高采烈,她那双深坑的大眼睛,从容地注视着我,笑道:

    “很甜呢,是呀?”

    说着她又递了一枚跌伤了的柿子给我。我有许多年没有吃过这种透熟沁甜的西洋软柿了。我记得那年母亲离家出走的前两天,她对我突然变得异样的温柔起来,那天她买了几枚西洋柿回家,竟意外的把我叫到天井中,坐在矮凳上,跟她一块儿剥柿子吃。那几枚西洋柿已经烂熟,手一撕,皮便扯掉。母亲剥好一枚柿子,自己先咬了一口,惊喜地叫道:

    “真甜阿!”

    顺手便把剩下的半枚递给我,我咬了两口,果然甜丝丝的,却又带着些许柿子特有的涩味。

    “好吃么?”母亲微笑道,她摘下手帕来,替我拭去口角上的柿子汁。大概因为母亲从来没有对我那样亲昵过,她那次突发的爱抚,使我感到受宠若惊,而且惶惑不解,竟至于有点尴尬起来。

    “黑仔,你知道么?你阿母小时卖过柿子的呢!”母亲若有所思地追忆道。母亲很少提起她在桃园乡下养父母家的生涯,偶尔提起,也是一片忿恨。“我们乡下园里,有十几棵柿子树,就在池塘边。柿子熟了,吃不完,你阿婆便叫我拿去镇上去卖,卖不掉的,我就统统自己吃掉——”母亲说着咯咯地笑了“—一吃多了,肚子发疼!”

    母亲笑得前俯后仰,她那一头长长的黑发一匹黑锻似的波动起来。我看见母亲笑得那般开心,乐得象个小女孩一般,也跟着她笑了起来。那是唯一的一次,我们母子俩在一块儿笑得那般忘情。两天后,母亲便失踪了。

    “我要买两斤柿子。”我对那个摊贩女人说道。

    “十五块一斤——”她打量着我说,随着挑了四枚最大最鲜红的,用秤秤了一下,递给我看,风把秤锤吹得飘荡起来。

    “两斤二两,就算你两斤吧。”她好意地说道。

    “谢谢你。”

    我道了谢,把三十块钱钞票塞了给她。

    她将钱收到裙子口袋里,推起她的车子,顶着风,吃力地行走下去,她的头发,在风中,飘得老高。偶一回头,她望着我,却又笑了,我捏着那袋柿子,乘上了公共汽车,往南机场去。我要把那袋又红又大的西洋柿,拿去送给母亲。

    到达南机场克难路母亲居住的那间碉堡似的阴暗潮湿的水泥楼房里,来开门的,又是上次那个额上生满了白瘢的老太婆,她见了我,没等我开口便说道:

    “你是阿丽的大儿子阿青,是么?”

    “我给阿母送点东西来,阿巴桑,”我应道。

    老太婆让了我进去,走到里面那间昏幽的厅堂,她止住我道:

    “你稍等。”

    说着她迳自蹭到里面,搬出一只竹篾编的箱笼来,嘭地一下搁到地上,掀开了盖子,喘吁吁地指着笼子里说道:

    “阿丽留下的东西,都在这里了。”

    竹篾笼里,塞满了破烂的衣物,母亲上次身上裹着的那件透着药味的黑绒线衫也覆盖在里面。老太婆弯下身去,伸手到笼子里翻掀了一阵,把母亲两件斑斑点点泛了黄的亵衣也扯了山来,笼里发出一阵刺鼻的怪味。

    “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你要呢,就拿几件去。”老太婆仰起面对我说道。

    “是几时的事——”我悄声问道。

    “你上次什么时候来的?”老太婆偏过头去,眯起眼睛想了一下问道,她脑后吊着的那一小团稀疏的发髻,好象随时都会剥落似的。

    “是中元节,七月十五。”

    “对啦,就是第二天,半夜三更断的气。”

    我双手紧捏住那袋柿子,看着老太婆蹲在地上,把笼子里的破烂左翻右翻,半天她立起身来,拍了一拍手,唠噔起来:

    “阿丽病了那么久,在床上都睡了三个多月,用了多少钱,你知道么?我们并不是有钱的人家啦,很艰苦呢。这次事情,火葬费就是三千块——一是阿丽自己要烧的,我们是遂她的愿。老实说,我儿子也算对得起她了——”老太婆又砸嘴又叹气,向我数说,她看见我没有答腔,一直瞅着竹篾箱笼里那一堆破烂,她便冷笑了一声,说道:

    “她那只金戒子么?值几个钱?早赔进去了。你今天来,来得正好。你阿母留下了话:无论如何,要你把她的骨灰送回你们家去,葬在她小儿子的旁边——”

    “她的骨灰放在哪里?”我打断了她的话。

    “大龙峒大悲寺,我们已经跟庙里的老师傅讲好了,你自已去取吧。”

    大悲寺是一个破旧荒凉的庙宇,四周围着七零八落的违章建筑。有些贫苦老人无处安身,便挤到寺里去栖住去了。我进到寺内,看到里边三五成群,衣着褴褛的老人,拱缩在一堆。有的在条凳上呆坐,有的交头接耳在私语。一个小沙弥引我去见寺里住持,他是一个七十左右的老和尚,一脸皱得眉眼不清,矮小的身躯,干枯得只剩下一袭骨架,身上那件黑袈裟,拖拖曳曳,差不多垂到了地上。我向他说明来意,老和尚的听觉失灵,我讲话,他便用手兜住耳朵,他那张瘪得深坑下去的秃嘴巴,一径开翕着,喃喃不停。我在他耳朵边喊了几次母亲的名字,他才若有所悟似的,点了点头。

    “黄——丽——霞——她是半个多月以前进来的吧?”老和尚的声音颤抖而沙哑。

    “是的,老师傅。”

    “他们说,她在等她的儿子,等他来领她回家——”

    “我就是她的儿子,黄丽霞的儿子,”我弯下身去,在他耳边大声说道。

    “咳。”老和尚叹了一口气,喃喃自语地念了几句,然后朝我摔了一下手,说道:

    “跟我来吧,小弟。”

    老和尚颤巍巍地走了出去,一阵劲风把他那袭袈裟吹得抖瑟瑟地飘起,他那枯瘦的身躯连晃了几下。我跟在他身后,向寺庙右侧的极乐殿走去。殿里是置放灵骨的所在,里面暝暗,靠正面墙有一个三叠层的木架,密密地排着三排一只只酱黑色圆肚子的骨灰坛,木架上端点着一盏黯淡的长明灯。骨灰坛上都贴了标签,有的年代久了,没人收葬,坛上积了一层灰,标签变得焦黄,上面的姓氏字迹都模糊了。

    “黄丽霞在这里。”

    老和尚走过去,弯下身,颤抖抖地伸出手来,按到第二排左边第四只坛子上。我赶忙蹭过去。那是一只新坛子,在幽暝中,还微微地反着光。标签是白的,上面写着“桃园黄丽霞”几个字。骨灰坛约一尺高,是黑陶坯,表面粗糙,挤在几个骨灰坛的中间。

    “你来把你母亲带走吧。”

    老和尚回头向我说道,我将手上那袋柿子挟到腋下,佝下身去,双手将母亲那只骨灰坛捧了起来。

    “老师傅,我要到殿上去上一炷香。”我对老和尚说道。老和尚点了点头,他那张坑下去的瘪嘴开翕了两下,然后蹒跚地引领着我,踱过走廊,往正殿上走去。到了大悲殿门口,他却止住了脚,对我说道。

    “小弟,把你的母亲放在殿外头,里面有佛祖菩萨,她是不能进去的。”

    我把母亲的骨灰坛放置在大悲殿门槛外面地上,步入殿内,殿门上端悬着一块乌木横匾“苦海慈航”四个大字金漆已经剥落,木匾齐中间开了一道裂痕。殿内神龛暗沉沉的,布满了灰尘,殿中央那尊巨大的佛祖塑像,大概因为香火不盛,年久失修,金面熏得焦黄,莲座也缺裂了。供台上供着香烛果品,风从殿外卷进来,吹得香烟乱绕。我把那几枚鲜红的西洋柿搁到台上的供碟里,向老和尚要了一炷香,因为风大,划了三次火柴才点燃,一阵浓郁的香烟扑到脸上来,熏得我的眼睛酸辣辣的。我双手握住那炷香,插到台上一只蓝瓷香盆里,退回到殿中央,在那尊巨大的佛橡面前,跪拜了下去。我自己从来没有进过寺庙,烧香拜佛。可是记得小时候,每年观音诞,母亲便买了香烛到板桥那间香火鼎盛的观音庙去进香。有一次她带了我和弟娃一块儿去,要我们跟她一同跪拜观音菩萨,她那娇小的身躯匍匐在观音大士的脚下,一头的长发几乎吊到了地上。母亲双手合什,嘴里喃喃念念,在祈求倾诉,她那双深坑的大眼睛,闪烁得厉害,在发着异常痛苦的光芒。那天中元节,我去探访她,她紧握住我的手,要我到寺里替她上一炷香,乞求佛祖超生,赦她一生的罪孽。那时她那双变成了两个黑洞的眼里,也那样充满了惧畏和惊惶。母亲大概一生都在害怕着什么,所以她那双眼睛才会那样一径闪烁不定,如同一双受惊的小鹿,四处乱窜。一辈子,她都在惊惧,在窜逃,在流浪,她跟着她那些男人,一个又一个,飘泊了半生,始终没有找到归宿,最后堕落瘫痪在她那张塞满棉被发着汗臭药味的破床上,染上了一身的恶毒——她临终时,必是万分孤绝凄惶的。然而她那具残破的躯骸已经焚烧成灰,封装在殿外那只粗陶的坛里,难道坛里的那些灰烬仍带着她生前的罪孽么?我朝着佛祖一头磕了下去,额头抵住佛殿冰凉的磨石地上。

    “小弟,快送你母亲回去吧,大风要来了——”

    祈求完毕,老和尚颤着声音向我招手道,他企立在殿外的石阶上,他身上那袭黑袈裟,给风吹得急切地抖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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