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灯
护眼
字体:

《现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

首页书架加入书签返回目录

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下载APP
终身免费阅读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一九六年,我们那时都还在台大外文系三年级念书,一群不知天高地厚一脑子充满不着边际理想的年轻人,因为兴趣相投,热爱文学,大家变成了朋友。于是由我倡议,一呼百应,便把现代文学给办了出来。出刊之时,我们把第一期拿去送给黎烈文教授,他对我们说:“你们很勇敢!”当时他这话的深意,我们懵然不知,还十分洋洋自得。没料到现代文学一办十三年,共出五十一期,竟变成了许许多多作家朋友心血灌溉而茁壮,而开花,而终于因为经济营养不良飘零枯萎的一棵文艺之树。对我个人来说,现代文学是我的一副十字架,当初年少无知,不自量力,只凭一股憨勇,贸然背负起这副重担,这些年来,路途的崎岖颠踬,风险重重,大概只有在台湾办过同仁文艺杂志的同路人,才能细解其中味。

    台大外文系一向文风颇盛,开风气之先者,首推我们的学长诗人余光中,那时他早已名振诗坛了。夏济安教授主编文学杂志,又培养不少外文系作家。高于我们者,有叶维廉、丛、刘绍铭。后来接我们棒的,有王祯和、杜国清、潜石(郑恒雄)、淡莹等。然而我们那一班出的作家最多:写小说的,有王文兴、欧阳子(洪智惠)、陈若曦(陈秀美),诗人有戴天(戴成义)、林湖(林耀福)。还有许多杆好译笔如王愈静、谢道峨,后来在美国成为学者的有李欧梵,成为社会学家的有谢杨美惠。这一伙人,还加上另外几位,组成了一个小社团叫“南北社”(详情见欧阳子回忆现代文学创办当年)。我们常常出去爬山游水,坐在山顶海边,大谈文学人生,好像天下事,无所不知,肚里有一分,要说出十分来。一个个胸怀大志,意气飞扬,日后人生的颠沛忧患,哪里识得半分?陈若曦老闹神经痛,但爬山总是她第一个抢先上去。王文兴常常语惊四座,一出言便与众不同。欧阳子不说话,可是什么都看在眼里。大家一时兴起,又玩起官兵捉强盗来。怎么会那样天真?大概那时台北还是农业社会——清晨牛车满街,南京东路还有许多稻田,夜总会是一个神秘而又邪恶的名词,好像只有一两家。台大外文系那时也染有十分浓厚的农业社会色彩:散漫悠闲,无为而治。我们文学院里的吊钟一直是停摆的,图书馆里常常只剩下管理员老孟(苏念秋)一个人在打坐参禅,而我们大伙却逃课去办现代文学去了。幸亏外文系课业轻松,要不然哪里会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来写文章办杂志?而且大家功课还不错,前几名都是南北社的人囊括的。

    五九年大二暑假,我跟陈若曦、王愈静通了几封信,提出创办现代文学刍议,得到南北社社员热烈支持。于是大家便七手八脚分头进行,首先是财源问题,我弄到一笔十万块的基金,但只能用利息,每月所得有限,只好去放高利贷(后来几乎弄得现文破产,全军覆没,还连累了家人)。欧阳子稳重细心,主持内政,总务出纳、订户收发由她掌管。陈若曦闯劲大,办外交、拉稿、笼络作家。王文兴主意多,是现文编辑智囊团的首脑人物,第一期介绍卡夫卡,便是他的主意,资料也差不多是他去找的,封面由张先绪设计。我们又找到两位高年级的同学加盟:叶维廉和刘绍铭。发刊词由刘绍铭主笔,写得倒也铿锵有声。叶维廉是创刊诗一首:致我的子孙们,气魄雄伟。我们那时只是一群初执笔杆的学生,现文又没有稿费,外稿是很难拉得到的,于是自力更生,写的写,译的译。第一期不够稿,我便化一个笔名投两篇。但也有热心人支持我们的,大诗人余光中第一期起,从坐看云起时一直鼎力相助。另一位是名翻译家何欣先生,何先生从头跟现文便结下不解之缘,关系之深,十数年如一日,那一篇篇扎硬的论文,不知他花了多少心血去译。我们的学姊丛从美国寄来佳作一篇盲猎。外援来到,大家喜出望外。于是由我集稿,拿到汉口街台北印刷厂排版,印刷厂经理姜先生,上海人,手段圆滑,我们几个少不更事的学生,他根本没看在眼里,几下太极拳,便把我们应付过去了。现文稿子丢在印刷厂,迟迟不得上机,我天天跑去交涉,不得要领。晚上我便索性坐在印刷厂里不走,姜先生被我缠得没有办法,只好将现文印了出来。一九六年三月五日出版那天,我抱着一大叠浅蓝色封面的现代文学创刊号跑到学校,心里那份欢欣兴奋,一辈子也忘不掉。

    杂志出来了,销路却大成问题。什么人要看我们的杂志?卡夫卡是谁?写的东西这么古怪。几篇诗跟小说,作者的名字大都不见经传。就是有名的,也看不大懂。我们到处贴海报,台大学生反应冷淡,本班同学也不甚热烈,几个客户都是我们卖面子死拉活拖硬抓来的。教授我们送了去,大都不置可否。但也有热心的,像张心漪教授,替我们介绍订户,不惜余力。殷张兰熙女士,百般卫护,拉广告。黎烈文教授对我们十分嘉许,其实只要有人看,我们已经很高兴了。杂志由世界文物供应社发出去。隔几天,我就跑到衡阳街重庆南路一带去,逛逛那些杂志摊。“有现代文学吗?”我手里抓着一本今日世界或者拾穗一面乱翻装作漫不经心的问道。许多摊贩直摇头,没听过这本东西。有些想了一会儿,却从一大叠的杂志下面抽出一本现代文学来,封面已经灰尘扑扑,给别的畅销杂志压得黯然失色。“要不要?”摊贩问我。我不忍再看下去,赶快走开。也有意外:“现代文学吗?卖光了。”于是我便笑了,问道:“这本杂志那么畅销吗?什么人买?”“都是学生吧。”我感到很满足,居然还有学生肯花钱买现代文学,快点去办第二期。第一期结算下来,只卖出去六、七百本,钱是赔掉了,但士气甚高,因为我们至少还有几百个读者。其实现文销路一直没超过一千本,总是赔钱的。因此摊贩们不甚欢迎,摆在不起眼的地方。可是有一位卖杂志的,却是现文的知音,那就是孤独国主诗人周梦蝶先生,他在武昌街的那个摊位上常常挂满了现代文学,我们卖不掉的旧杂志,送给他,他总替我们摆出来。有时经过武昌街,看见红红绿绿的现文高踞在孤独国的王座上,心里又感动、又骄傲。我的朋友女诗人淡莹说,她是在周梦蝶那里买到整套现文的。

    虽然稿源困难,财源有限,头一年六期现文双月刊居然一本本都按期出来了。周年纪念的时候,还在我家开了一个盛大庆祝会。除了文艺界的朋友,又请了五月画会的画家们。像顾福生、庄、韩湘宁都替现文设计过封面,画过插画。张心漪老师、殷张兰熙女士也来捧场,大家真是高兴的,对现文的前途充满信心。而我们那时也快毕业了,大家回顾,都觉得大学四年太快,有虚度之感。对我个人来说,大学生活最有意义的事,当然就是创办了这本赔钱杂志。家中父母亲倒很支持,以为“以文会友”确实,我办这本杂志,最大的收获之一,便是结识了一批文友,使得我的生活及见识都丰富了许多。

    到了第九期,现文遭到头一次经济危机。我拿去放高利贷的那家伸铁厂倒掉了。现文基金去掉一半,这一急,非同小可。那一段时期我天天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五内如焚。数目虽小,但是我那时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学生,同学们更不济事。父母亲的烦事多,哪里还敢去扰他们。我跑到伸铁厂好几次,也夹在债权人里跟铁厂索债。别人拿回钱没有我不知道,我那张借据一直存了好几年。有时候拿出来对着发呆,心里想:这个铁厂真可恶,这笔文化钱也好意思吞掉。但杂志总还是要办下去的。幸亏我们认识了当时驻台的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卡瑟(richardmacarthy)先生。他是有心人,热爱文学,知道我们的困境,便答应买两期现文。于是第十、第十一期又在风雨飘摇中诞生了。同时现文男生也入了营,编务的重担便落到了现文女将们身上。现文女将,巾帼英雄,欧阳子坐镇台大,当助教,独当一面。陈若曦在外做事,仍旧办她的外交。我们的学弟们,郑恒雄、杜国清、王祯和也正式加盟,变成现文的第二代。我在军营里无法帮忙,只有稿援,在那样紧张的生活里,居然凑出了两篇小说来:寂寞的十七岁和毕业(后改为那晚的月光),那是拼命挤出来的。等到女将们出国,朝中无大臣,现文的人事危机又到了。十五期半年出不来,形势岌岌可危。一直到我们受训完毕,出国留美,现文的形成期终于结束,改为季刊,迈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我临出国,将现文郑重托付给余光中、何欣、姚一苇三位先生。余、何一向与现文渊源甚深,姚先生则是生力军,对现文功不可灭,值得大书特书。除了自己撰稿——他那本有名的艺术的奥秘便是一篇篇在现文上出现的——又拉入许多优秀作家的文稿来:如陈映真、施叔青、李昂等等。有了这三位再加上现文第二代,编辑危机,算是解决。至于财源,出国后,便由我一个人支撑。家里给我一笔学费,我自己则在爱荷华大学申请到全年奖学金。于是我便把学费挪出一部分来,每月寄回一张支票,化做白纸黑字。在国外,最牵肠挂肚的就是这本东西,魂牵梦萦,不足形容:稿子齐了没有?有没有拉到好小说?会不会脱期?印刷费够不够?整天都在盘算这些事。身在美国,心在台湾,就是为了它。这段期间,现文开始起飞,渐趋成熟。一方面是现文基本作家本身的成长,另一方面是余、何、姚三位在编辑方面,改进内容,提高了创作水准。这个时间,佳作真多。据咪咪(余光中太太)说,三位太太也动手帮忙,写封套、送杂志。现文第二代杜国清他们骑脚踏车,奔跑印刷厂,大家干劲十足。我在爱荷华每次接到台北寄来的现文,就兴奋得通夜难眠,恨不得一口气全本看完。看到陈映真的小说,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又难过。壁虎的作者是谁,我打听。原来是一个还在中学念书的小姑娘,我很诧异。施叔青初执笔便气宇不凡,日后果然自成一家。施家文学风水旺,妹妹李昂后来居上,风格特殊。

    此后,现文的编辑人事,经过几次大变动,王文兴、余光中、柯庆明都轮流当过主编及执行编辑。这几位编辑劳苦功高,笔难尽述。只有傻子才办文学杂志,只有更傻的人才肯担任这吃力不讨好的编辑工作,而且是不支薪水的。现文之所以能苦撑十三年,第一要靠这批编辑们的烈士精神,除了上述几位外,台大外文系的助教王秋桂、张惠,还有中文系的师生都曾出过大力。此外,那时候的作家,对现文真是义薄云天,不求稿费、不讲名利,他们对于现文都有一份爱心与期望,希望这份文学杂志能够撑下去。七年,中国时报余纪忠先生,闻悉现文财政拮据,慷慨赠送纸张一年,使现文渡过危机。然而在工商起飞的台湾,一本农业社会理想的同仁杂志,是无法生存下去的。跟我们同时挣扎的文学季刊、纯文学都一一英勇的倒仆下去。现文的经济危机又亮起了红灯。一九七三年世界通货膨胀,台湾的纸价印刷费猛增。我在美国教书的薪水,怎么省也省不下这笔费用来。我有一位中学好友王国祥,也是现文的忠实读者,知道我的困境,每个月从他的研究费捐献一百二十块美金,但是两个人合起来的钱,仍然无济于事,第五十一期出毕,我只好写信给当时的编辑柯庆明,宣布现文暂时停刊。柯庆明来信,最后引了白居易的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则回以岳飞的满江红:“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岳武穆的这首满江红是小时候父亲教授我的,这也是他唯一会唱的歌,常常领着我们唱。后来无论在哪儿听到这首歌,我总不禁感到慷慨激昂。

    总观五十一期现代文学,检讨得失,我们承认现文的缺点确实不少:编辑人事更动厉害,编辑方针不稳定,常常不能按期出刊,稿源不够时,不太成熟的文章也刊登出来。然而现文没有基金,编辑全是义务,行有余力,则于编务。我对于编辑们除了敬佩外,绝不敢再苛求。现文又没有稿费,拉来文章全凭人情,大概也只有在我们这个重义轻利的中国社会,这种事情才可能发生。因此,除掉先天的限制外,我肯定的认为现代文学在六年代,对于中国文坛,是有其不可抹灭的贡献的。

    首先,是西洋文学的介绍。因为我们本身学识有限,只能做译介工作,但是这项粗浅的入门介绍,对于台湾当时文坛,非常重要,有启发作用。因为那时西洋现代文学在台...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上一章目录下一页

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下载APP
终身免费阅读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