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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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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明朝便灭亡了。洪一生事业不得意,处于异族统治之下,父亲差点被充军,亡国之恨,隐隐作痛。金陵是南明首都,太祖陵墓的所在。明孝陵向为明朝遗老视作故国象征,顾亭林每年都去朝拜一次。弹词中的亡国之恨,其实也就是洪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表现得异常深沉,分外感人。我建议把弹词一出插到骂贼及雨梦之间,或者干脆取代骂贼,这样既可加深“兴亡之感”而“天宝盛衰”又有了一个完整的交代。这,当然都只是我做为观众的一点看法,不过“上昆”的几位专家倒热烈讨论起来,大家谈得颇为投契,不觉日已西斜,而我论曲的兴致却有增无已,于是我提议,由我做个小东,大家到饭馆里去,继续煮酒论诗。

    在上海,到馆子里去吃餐饭是件大事,有名饭馆早就让人家结婚喜宴包走了,有的一年前已经下定,普通的,晚去一步也挤不进去。“上昆”诸人带我到一家叫乔家栅的饭馆去,果然吃了闭门羹,他们提议道:“那么我们去‘越友餐厅’吧。”我一听,不禁怦然心跳,暗想道:“这下好了,请客请到自己家里去了!”天下的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坏小说写不通就用巧合来搪塞,而真正的人生再巧的事,也可能发生的。我少年时,曾在上海住了三年多,从一九四五到一九四八,一共住过三个家。刚到上海,我跟兄姊他们住在虹口多伦路,那时候堂哥表哥通通住在一起,十几二十个小孩子,好不热闹,吃饭要敲锣的。后来因为我生肺病,怕传染,便搬到沪西郊区虹桥路去,一个人住了两年;病愈后,考上了南洋模范小学,才又回到市区来,住在法租界毕勋路(现汾阳路)一五号里,在那儿住了半年,最后离开上海。这次重回上海,我去寻找从前旧居,三个家都找到了,连号码都没有改。多伦路变成了海军医院的一部分,做为小儿科病房,因为是军事机构,不能随便参观,需要特别申请,才能入内。从前那些卧房里都是些小病人,满地滚爬,我隔着玻璃窗向他们招手,那些孩子也朝我笑嘻嘻的举手挥摆,十分可爱。房子的外表红砖灰柱倒没有改变,只是两扇铁门却锈得快穿洞了。骑楼下面有一张乒乓球桌,我敢断定一定是四十年前我们打球的那一张,那是一张十分笨重扎实的旧式球桌,虽然破旧不堪,架势还在那里。那时我们人多,经常分两队比赛,轮番上阵,喊杀连天,我们有一个堂哥,年纪最大,球艺不精,每打必输,到今天我们还叫他“惨败”“惨败”堂哥已经六十多岁了,现在在纽约。上海市容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只是老了旧了四十年,郊区变化却大,虹桥路拓宽了几倍,我经过虹桥旧居,只见一片荒草中竖着一栋残破的旧屋,怎么看怎么不像,后来还是问准了附近的居民才进去的。房子配给了高炮单位,住进去七家人。我从前的卧房住着一家四口,新主是山东人,非常和气,知道旧主来访,异常殷勤,他忙着冲咖啡,又拿糖果出来招待,我们合照了好几张相,他们住在我那间房里,也有二十五年了。“屋前那棵宝塔松呢?”我问新主“树根死了,枯掉了。”他说。我记得那棵宝塔松高过二楼,枝条摇曳像一柄巨大的翠盖,一年四季绿森森的,护住屋顶,那么坚实的松柏,居然也会坏死,真是“树犹如此”新主要留下我吃饺子,我赶忙婉谢,不愿意麻烦他们,我说我还要赶着去看另外一个家呢。

    从前法租界的贝当路(今衡山路)、福熙路(金陵路)以及毕勋路这一带都是住宅区,大半是三年代建的,是法国式的洋房,路上法国梧桐两排成荫,颇具欧洲风味。毕勋路底与祁齐路(岳阳路)交口的那块三角公园中,从前立着一尊俄国大诗人普西金的铜像,文革期间红卫兵把铜像打掉了,据说最近又要恢复。普西金那首浪漫爱情长诗尤金奥乃琴(eugeneonegin)我倒喜欢得很,不知道普西金又怎么会惹怒红卫兵了。毕勋路一五号在中段,是一栋三层楼的法式洋房,房子的形式有点特别,楼底是仓库、厨房,一进大门便有一道大理石螺旋形的楼梯一直蜿蜒伸到三楼去,二楼是大客厅,大厅是椭圆形的,两极是两个厢房小厅,做饭厅用,客厅一面外接阳台,阳台下面便是花园,花园里有一个水池,三楼才是卧室,卧室外面也有一个阳台,可以乘凉。我记得夏天晚上房中热气久久不去,我们都到凉台上喝酸梅汤,一直到露水下来,才回房去睡觉。毕勋路这栋房子也曾数易其主,最先是上海画院,客厅那些壁画,颜色犹新,大概经画院的艺术家修缮过。现在属于越剧院,有一面围墙打掉了,新建了一栋研教室,原来的房屋,二楼变成了“越友餐厅”对外营业,三楼用做办公室。我得到越剧院的允许,去参观了三楼。原来越剧院名誉院长袁雪芬的办公室竟是我从前那间卧房,小时候我就知道袁雪芬是越剧皇后,我还在报上看过她扮演“祥林嫂”的剧照呢!那时她在上海红遍了半边天,她的办公桌搁在窗下,而从前我的书桌就放在那里,可惜那天她不在,我倒很想会见一下那位越剧名演员。花园里的树木维护得很不错,那些香樟、松柏、冬青、玉兰苍翠如旧,一树桃花,开得分外鲜艳。水池干涸了,只剩下一层绿苔,从前水池边有多尊大理石的雕像,都被红卫兵打得精光,毕勋路一五号也曾历过劫的,据说连袁雪芬也成为重点批斗对象,拉出去游街示众。最近我看了郑念写的上海生与死,文革那十年,上海大概就是像她写的那样恐怖吧。

    “上昆”与越剧院有来往的,他们交涉一下,我们在“越友餐厅”的厢房里,得到一桌席位。“越友餐厅”的大司务是“梅龙镇”的退休厨师“梅龙镇”是从前上海著名的川菜馆,现在还在,连门面都没有改。那晚的菜真还不错,价廉物美,一桌席才两百块人民币,较一些宾馆,好得太多,上海新兴的小厨子比起那些老师傅来,手艺真要差一大截。那晚我跟“上昆”那几位朋友痛饮了几瓶加饭酒,我一直没有告诉他们,毕勋路一五号的历史,那份惊奇,我只留给了自己。一餐饭下来,我好像匆匆经历了四十年,脑子里一幕幕像电影一般。我记得有一年新年夜,哥哥姊姊在毕勋路开舞会,请来的客人都是他们中西女中和圣约翰的同学,一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洋派兮兮的。有一个叫陶丽琳,是二姊的同学,英文歌唱得极好,那晚她唱了“youbelongtomyheart”是支伦巴,男孩女孩跳得花样百出,从前上海学生跳舞是跳得灵光的。永安公司郭家的孩子也来了,还有几个圣约翰的篮球校队。长得特别漂亮的女孩子,男孩们都争着去跟她们跳舞,女孩子的一番矜持、一番做作,就好像好莱坞的b级电影一样,而那幕喜剧,就是在毕勋路一五号的客厅里上演的。当年跳舞的那些男孩女孩如今都已老大,有的留在大陆,有的去了香港、台湾、美国、欧洲,他们个人的命运遭遇,真有天壤之别。这次我回到上海,还碰到一位当年跳舞的女孩子,她是锋头最健的一个,谈到四十年前毕勋路一五号的舞会,她那张历尽风霜的脸上,突然间又焕发出一片青春的光彩来。

    我跟“上昆”诸友离开毕勋路一五号的时候,已是微醺,我突然有股时空错乱的感觉,一时不知今夕何夕,身在何处。遽别四十年,重返故土,这条时光隧道是悠长的,而且也无法逆流而上了。难怪人要看戏,只有进到戏中,人才能暂时超脱时与空的束缚。天宝兴亡,三个钟头也就演完了,而给人留下来的感慨,却是无穷无尽的。真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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