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章东京末

佐；以及中国课中国班班长长勇中佐等人。成员包括参谋本部、陆军省、教育总监部、宪兵队、陆大、士官及驻东京各联队中坚干部96人，为陆军少壮派的一次大结合；在民间极右翼理论起初以为只是发动一次温和的兵谏，未加反对；后来发觉是倒阁自立，形同叛乱，立即展开有效的制止手段，由次官小矶国昭执行。这就是有名的”三月事件”

    樱社既不得志于国内，乃有”国外先行论”导致了半年以后的”九一八事变”但桥本及长勇却未死心，认为将官优柔寡断，要干还得自己来，联合陆军下级军官的”天剑党”、海军的”王师会”以及民间右翼过激分子，于”九一八”之前一个月，在东京青年馆集会，决定暗杀西园寺公爵、内大臣牧野伸显、首相若槻礼次郎等十几个要人，及至”九一八事变”一起，桥木及长勇，眼见”国外先行论”已著先鞭，大感刺激。长勇尤为热中；他本已奉派为日本驻华武官，居然由北京潜回日本，与桥本策定了”起义”——所谓”蹶起”的计划，预备发动近卫师团步兵十中队；机关枪两中队；飞机17架，由长勇指挥突袭出席议阁的全体阁僚；另占领警视厅，包围陆军省及参谋本部，强迫长官；并要求东乡元帅上奏，由革命将校组织内阁、拥立的首相，即是教育总监荒木贞夫；桥本自任内务大臣，以长勇为东京宪兵司令；内阁要职财相及外相，由大川周明及一向与樱社接近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担任，预定发动的日期为10月24日。

    结果由于坚决反对此一计划的根本博、田中清、影佐祯昭的告密，于10月6日深夜由陆相南次郎及次官杉山元下令”拘束”桥本等12人。处分是等于”禁闭”的所谓”谨慎”；首谋桥本”谨慎20日”；其次是长勇，潜行回国，参加叛乱，参谋总长金谷主张处以极刑，而最后只是”谨慎10日”——实际上是给了10天到20天的第一等供给的特别假期；被”谨慎”在东京近郊的料亭中，有最好酒馔及最有名的艺妓相伴，帐单由陆军省无限制照付。

    这就是号称”昭和维新”而胎死腹中的”十月事件”这样一件可以动摇国内的大事，结局形同儿戏；尤其是对涉嫌作乱的现役军人，出以如此异乎寻常的姑息处置，使得日本朝野在惊诧之余，不免有大惑不解之感。

    可想而知的，”参陆”首长必有难言的苦衷；第一、关东军”三羽鸟”鲁莽地发动”九一八事变”备受”辅弼无方”的批评，如果组织军事法庭，公开审判此案，舆论更将展开严厉的攻击。

    其次，”十月事件”的背景极其复杂，倘或认真追究，各方面都会引起问题，如”王师会”为海军少壮军人预备”改造国家”的组织，主持人藤井齐在此事件中，亦为要角，一牵连开来，可能会造成海陆军之间的裂痕。

    第三、也是最严重的，如不能息事宁人，立刻就会使萨、佐、土系与长州、大分系的冲突表面化。在”十月事件”中，荒木贞夫的态度颇为暧昧，可想而知的，纵非幕后主使人，亦必定同情，对桥本、长勇应持保护的态度。长州阀的势力，其时已渐式微；而南次郎与金谷范之出身大分阀，自知力薄，况在各方备致责难声中，一定斗不过荒木贞夫，那就只有委屈求全了。

    从”十月事件”以后，”皇道派”正式形成；半年之后，乃有”五一五事件”荒木入阁，大排异己，结束了长州阀主宰陆军60年的局面。

    不久，为了对抗”皇道派”出现了一个”无名会”的组织，发仆人一共10个，都是大佐、中佐，为首的是永田铁山，其次是东条英机；影佐祯昭亦在其内。

    “无名会”的本质与皇道派一样，都主张扩张军人势力，改造国家；但手段上不相同，不赞成用流血造反的办法；主张集结军人全体，加以有效的组织，”在一丝不乱的统制下进行”因而很快地为人称作”统制派”

    “统制派”的发展很快，一方面固因在理论上较皇道派的动辄主张不分青红皂白的暗杀，来得易于为人接受；一方面再以因缘时会，在统制派出现不久，作为皇道派第一首领的荒木贞夫，因病辞职，给了统制派一个绝好的发展机会。

    继荒木而任陆相的是”九一八”时任朝鲜总督的林铣十郎；他是”国外先行论”的巨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曾擅自越境出兵援关东军。可想而知的，他与皇道派处于对立的地位，但以真崎的跋扈，对陆军人事，多所干预；因此，林铣就任之初，仅能勉强将永田铁山一人调任为军务局长。

    到了这年——昭和9年——民国23年8月，陆军定期调任，林铣在参谋总长闲院宫及军事参议官渡边锭太郎的支持之下，开始发动”肃军”首当其冲的是陆军次官柳川平助及宪兵司令秦真次；下一年的定期调动，更进一步劝告真崎辞去教育总监。于是，统制派与皇道派的冲突，趋于表面化，先有真崎辞职不足1月时，”小樱会”分子相泽三郎中佐，闯入永田铁山的办公室，以军刀斩之于座椅下；接着有昭和11年——1936年震惊日本全国的”二二六事件”

    2月26日夜间，大雪纷飞；第一师团的3名大尉，集结下级军官21人，指挥士官近百，兵士千余，分数路袭击官署，杀了内大臣斋藤宾、藏相高桥足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身负重伤。此外列入黑名单的总理大臣冈田启介、及元老西园寺、牧野伸显等人，幸免于难。首相官邸、警视厅皆被占据；皇宫及重要官署所在地的曲町区，断绝交通，一时引起了极大的恐慌；连天皇的安危，都成了问题。

    到了清晨5时，事态明朗化了，首谋之大尉香田清贞、村中孝次、矶部浅一与川岛陆相会面，在朗诵蹶起意趣书后，提出要求，主要内容为3项：一是即刻逮捕南次郎、宇垣一成、小矶国昭、建川美治等将领，并免除根本博、武藤章等人的官职；二是任命荒木为关东军司令官；三是”陆相即以本事件导致昭和维新的实现”——暗示将拥护真崎组织军政府。后来又追加要求3项，希望由真崎大将、山下奉文少将出面”洽商收拾之策”皇道派的真面目，至此暴露无遗。

    真相一露，这些盲目冲动的下级军官的命运也就决定了。情势是非常明白的，千把军人要想造反，无异以卵击石；除非他们有昭和天皇为人质，还可以谈一谈条件，否则，任何荒谬的要求，都等于梦呓。

    官方逐渐加强的压力，可从报上对他们的称呼的变化看得出来，”蹶起部队”一变为”占据部队”；再变为”骚扰部队”；最后称之为”叛乱部队”平时为2月28日，陆军用”天皇命令”著官兵归队；”叛乱部队”并无反应，到了第二天清晨，东京警备司令番椎中将广播，将采取镇压，但愿意给他们一个最后机会，同时用飞机散传单及无线电喊话的方式，一遍一遍催促。僵持到下午2时，叛军终于放下武器，负责领导的军官，至陆相官邸，自首就缚。

    4天之后，奉敕为特别组织的军事法庭，判处村中，矶部等15人死刑，一审终结，旋即执行。真崎甚三郎虽未牵涉在内，但皇道派是整个完蛋了。

    为皇道派”殉葬”的是冈田启介内阁。皇道派反对政党内阁，所以此派一垮，虽未完全恢复政党政治，但文人已可组阁；先属意于近卫，以健康不胜，恳辞不就；因而”大命”降于冈田内阁的外相广田弘毅。

    出人意料的是，皇道派虽垮，而统制派之干预内阁，较之皇道派变本而加厉。寺内寿一大将为军部推荐为陆相后，立即偕统制派主干，军务局军事课长武藤章到组阁本部，宣读一项文件，表达军部的希望是：“肃军自属急务，惟望政治家亦应自肃自戒以协力。”接着，由寺内提示条件，在广田预定的阁僚中，有5个人遭到反对，包括牧野伸显的女婿吉田茂；以及有日本”飞机大王”之称的中岛知久平等。

    因为平时统制派已决定与纳粹德国相勾结，隐隐就已走上反英美的路线，而吉田茂是有名的英美派；中岛则与美国工业家有密切关系之故。

    广田屈服在军部的压力之下，两大政党”政友会”、”民政党”各限二人入阁，而且不占大藏、外务、内务等重要职位。

    此外，又修订了内阁官制，陆相、海相仍限于在现役将官中任命；也就是推翻了大正二年山本内阁的一次大改革。自此以后，内阁的命脉便掌握在军部手中；倘或不同意首相的人选，可用拒绝推荐海陆相的手段作为抵制，组阁者即无法就预备役中去物色人选；同样地，如果要倒阁，授意海相或陆相辞职，然后拒绝推荐继任人选，亦可逼垮内阁。

    对于皇道派来说，除非放弃本身的主张投向统制派，就永远不能再期望担任陆相及其他重要军职。因为陆相既非现役将官莫属，即非内阁中”现役之长官”推荐不可，这样统制派就一直可以把持陆相的位置，永不许皇道派染指。

    为统制派的理论逐渐形成；日本陆军倾向与纳粹合作的迹象，日渐明显之际，东京有好些比较具有民主思想的政坛巨头，惄然心忧，其中之一就是近卫文麿。

    身材颀长，风度翩翩，可与英国外相艾登媲美的近卫，是日本除了皇室以外，第一号的贵族。”五一五事件”以后，他一直在镰仓新建的别墅中养病，平时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亦因高血压，在附近的长谷修养；蒋作宾的秘书丁绍仞，跟近卫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同学，以此渊源，常相过从，每个月至少有一次，留宿于镰仓山中近卫的别墅，促膝长谈，对于统制派的渐渐得势，同感忧虑。

    因为皇道派为荒木大将，小畑中将都在帝俄时代当过驻俄武官，目击苏联革命的经过，对于共产主义的活动，格外关心，视积极警戒日本赤化为最大的任务，所以对内标榜”防止赤化、维护国体”以振兴日本主义及武士道精神为思想中心，对外则全力防苏，凡进兵中国，以及海军的南进政策等等，都表示反对。而统制派则恰好相反，一意主张对外扩张，有所谓”中国派”以侵华为目标；有”南方派”提倡向东南亚发展。对于苏联希望彼此妥协；所持的是消极的态度。

    于是，有一天蒋作宾正式提议，日本应与蒋委员长携手，彻底解决中日问题。他说：

    “日本军阀一向利用中国军阀，相互牵制；自以为以华制华，阻挠中国统一是最聪明的办法；其实大错特错。

    “事实证明，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已经走上统一之途了。因此，日本对中国问题，应以国民党为中心来考虑；向来日本专门打击国民党的政策，是根本错误。倘或继续不变，中国的容忍有其限度；超过此一限度的后果，严重异常。”

    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严重到中日两国同归于尽；其实是日本自取灭亡——但说得太率直，会引起对方的反感，于事无补，所以用”同归于尽”的说法。

    蒋作宾的分析是：一到中国无法容忍时，将不惜一切，起而抗战。日本军阀打算以武力征服中国，是对中国毫无认识的梦想。中国的战略思想家看得很清楚，日军不来则已；一来先拖住了再说。因为日本劳师远征，利于速决，如果以”空间换取时间”旷日持久，一方面日本吃不消，另一方面英美一定会帮助中国，因此扩大而为世界大战，中日两国”同归于尽”亚洲将为英美所支配。

    蒋作宾的这番分析与建议，自然是事先获得政府许可的，由于理论的本身说服力很强，近卫表示衷心赞同。蒋作宾又跟一向支持中国革命的头山满、秋山定辅谈过，大致亦表示赞成。因此，一项中日和平草案，渐次成形；蒋作宾在民国二十四年即1935年夏天，专程回国，在重庆谒见正在指挥西南”剿匪”军事的蒋委员长；所谓为了整个亚洲和平着想，与日本的政治家合作，阻遏军阀的横行，中国政府决作一次最大的让步；对于东北问题，暂置不问。

    于是丁绍仞携着包括4点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谋求中日长期合作的方案，遄返日本，一到东京却驱车访晤正在轻井避暑的近卫。南定的步骤是，由中国大使馆将此案提出于日本政府；近卫从旁协助，克底于成。

    当时的外相是广田弘毅，他跟他的外务省同僚，亦都赞成这个方案；但几天以后近卫去催问结果时，广田告诉他，军部反对此案；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伪组织。这是怎么样也办不到的事。近卫大为失望，丁绍仞亦复如此；不过他并未死心，向近卫辞行时，作了约定，如果日本方面愿意根据此一方案重开谈判时，可派联络人员到中国。同时也提出了两个已经征得同意的联络人，一老一少，年长的是秋山定辅；年轻的是中山先生老友，”三十三年落花梦”作者”白浪滔天”家的第二代吕崎龙介。

    及至1937年近卫组阁，不及一月，”芦沟桥事变”爆发，事先不但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的近卫一无所闻，就是陆军省对整个情况亦不甚了解。派遣在中国的陆军将领，不但早已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必然之理；甚至以为军部的命令亦可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