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卿本佳人

，得到警报，紧急升空，迎头痛击，打下6架之多，而四大队一无损失。中国空军有史以来第一次对敌作战，即创零比六的辉煌纪录；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一战成名，成为中外交誉的英雄。

    就在这天，外交部接到驻日武官的急电，日本已决定调派第三、第十一两个师团，编成”上海派遣军”起用预备役的松井石根为司令官。淞沪战事，必将扩大，恰正符合蒋委员长的算计。

    原来关于对日的战略，军事首脑部作过多次的秘密研讨。蒋委员长曾经说道：“日本要亡中国，不出蚕食鲸吞两个办法。中国不怕它鲸吞；却须留心它蚕食。”从九一八到七七，便是蚕食的态势，先割东北、次及华北；如果光是集中力量跟日军在华北周旋，倘或不胜，日军能够站住脚，下一步必是渡河而南，蚕食东南膏腴之地。这是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地位的下策；上策是要争取主动，牵着日军的鼻子，让他们在我们要打的地方打。

    因此，当芦沟桥事变爆发，蒋委员长决定应战，而日本海军为了争功，想对中国东南沿海有所行动时，陈诚就极力主张，在淞沪坚决抵抗，将日军吸引到东南来，鉴于日本外交官反复要求外交部长王宠惠，承认廿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与日军代表所签订的三次停火协定，越见得日本想将芦沟桥事变，作为地方事件，以便于蚕食；就越足以证明全面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之正确。但不明军事原理，不知其中的奥妙；东南为中国的精华地带，战火蔓延，可能有许多人认为可惜。

    蒋委员长为了说明这些道理，并促使大家在心理上有所准备；决定第二天——8月15日上午8时，在灵谷寺附近的一个特定地点，召集中央各部门首长会议。

    在事先，日本长江舰队先期逃出江阴封锁线这一点，疑云越来越重。有人谈到一段史实，南宋建炎年间，韩世忠屯京口，诱金兵深入，相持于黄天荡；他泊战舰于金山之下，又打造了许多巨型铁链，上系大钩；金兀术的船来一条、钩一条，硬生生把它拉沉，金兵大为所困。此见于正史；但据野史上说：有个姓王的福建人，夜谒金兀术献计，说黄天荡有条通海口的河道，名为老鹳河；湮淤已久。如果能打通这条河道，不愁不能脱困。金兀术大喜厚酬此人，照计而行，竟得北归。

    以古方今，可能也有样一个汉奸，出卖了国家的利益，先普通知日本，江阴水道即将封锁。既然如此，就要防备这个汉奸泄漏重要会议的时间、地点，勾引敌机来轰炸。因此，建议蒋委员长更改会议的时间、地点。于是蒋委员长决定会议时间提前到7点钟，并在1小时以内开完。

    第二天7点钟开会；散会未到8点，空袭警报大作，日本飞机准8点钟飞临南京上空，轰炸目标之一，就是那个特定的开会地点。

    这会是偶然的巧合吗？即使一个脑筋迟钝的人也都不会相信。于是戴雨农下令全面彻查，凡是知道这天上午8点钟在特定地点，有一个军政委员毕集，由蒋委员长亲自主持的重要会议的人，不管他是任何身分，都被监视或跟踪，毫无例外。

    当然，这不是说部长级以上的大员，对国家的忠贞有问题；而是中国的要人，只有忌讳的观念，并无保防的警觉。”这句话不能说，说了会得罪人”于是守口如瓶；”啊！啊！抱歉，我不能来。明天上午8点钟有个会，是委员长亲自主持，非到不可。这样，9点钟左右，等我从灵谷寺进城，顺路来看你好了。”这平淡无奇的几句话，说是会闯下天大的巨祸，是谁也会嗤之以鼻的事；因此，要人左右若有间谍埋伏，随时都能获得敌人所意想不到的珍贵情报。戴雨农所防的，就是这些人。

    由于黄秋岳兼管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的议事工作，当然亦为被监视的对象；每天有两个人分班看住，尤其是他的活动范围，更为注意的焦点。但经过一星期的跟踪，毫无可疑，每天上班、下班，除了家就是行政院；中午到国际联谊社吃饭，亦是独来独往，从未见他与任何形迹可疑的人接触。

    国际联谊社在新街口附近的香铺营，是跟中央党部、外交部、励志社有关的一个特种勤务单位；顾名思义，可知是为南京的外籍人士，提供一个便利休闲活动，促进中外友谊的公共场所；在朝野一致励行”新生活运动”之际，这里是唯一可开舞会的地方。不过，黄秋岳从没有来跳过舞；他只是中午来吃饭，因为国联谊社餐厅的价格公道，菜也还不坏。

    跟踪的人当然不能进餐厅，而须守候在外进门的大厅，一面设有舒适的沙发，等人或等座位，都在这里休息；另一面餐厅入口之处的壁上，设有一排挂钩，以便悬挂雨衣、帽子之类。跟踪黄秋岳的老张、小侯2人，每次都坐在挂钩对面的沙发上。

    这天负责跟踪的是小候，坐在挂钩对面的沙发上枯守，实在是很乏味的工作；闲得无聊，任何一个不寻常的现象，都能引其他的极大的兴趣。偶然一瞥之间，发现挂钩上两顶呢帽，式样、颜色、质料完全相同；而且有一种感觉；仿佛呢帽在跟他招呼：“喂！你认识我吧？”

    于是他走近了去看，走到一半便想起来了，”这不是黄秘书的帽子吗？”他这样在心中自语，接着便搜索记忆，十几天以来，他想不起黄秋岳戴过另一顶帽子；也没有不戴帽子的时候。

    这就显得有些不寻常了！他又想，夏天常见的帽子，分为两类，一类是草帽，又分软边、硬边两种，软边草帽叫”巴拿马草帽”由于宋子文常戴的缘故，正在风行；一种是由军盔演变而来的”拿破仑帽”有白、黄、灰各色，蒋委员长夏天如果着中山装，就常视服装的色调，戴不同颜色的”拿破仑帽”至于呢帽，虽然跟法兰绒西服一样，夏天亦可穿戴，而毕竟不常见，何以黄秋岳每天必戴？只怕其中另有道理。

    转念到此，心头狂跳；立即作了一个决定，要看这同样的一顶呢帽的主人是谁？因此，等黄秋岳出了餐厅，拿了他的帽子往外走时；小侯一反亦步亦趋的惯例，坐在那里安然不动，视线不离那顶呢帽。也不知等了多少时候，终于看到有个人伸手去取那顶呢帽。此人个子不高，穿一身灰色西服；等他转身过来时，小侯判明了他的国籍，是日本人——日本西服的式样，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尤其是束腰的皮带，系在肚起以下，更是日本西服的怪模样。

    这个收获太大了。但是，小侯很冷静，世上无巧不成书的事很多；还需要继续求证，因此，他声色不动，只用冷眼观察。

    第二天中午，黄秋岳仍旧戴着那顶呢帽到国际联谊社，进门脱帽，随手往钩上一挂。小侯自左而右看过来，并无相同的帽子，于是只注意门口了。

    过不多久，昨天所见的那个日本人也来了，一看他头上，果然不错，不过，这一回他的帽子挂在别处，并不似昨天那样，并排相悬。

    “到底是不是？”他在心里琢磨，”帽子不在一处，也许人在一处呢？”

    这样转着念头，便慢慢起身；去到餐厅入口之处，有意无意地往里面一看，不由得大失所望，黄秋岳一个人坐一桌，日本人坐在另一桌，而且有朋友在一起，谈笑正欢。

    “这是怎么回事？”他茫然地在想，偶而抬头一望，大吃一惊，黄秋岳的帽子不见了！

    这当然是人已经走了；他直觉地追出门去，左右张望，哪里有黄秋岳的影子？内心懊丧无比，”钉梢”会把人钉丢了，这说出去岂不是笑话？

    一步懒似一步地走着，满心烦躁，汗出如浆；小侯整天不快，心里只思念着这件事。

    哪知道”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到得夜深如水的半夜里，方寸之间，突然灵光闪现；恨不得马上天亮，太阳一升，随即高挂中天，好让他跟踪黄秋岳，证实自己的想法。

    想法证实了！黄秋岳帽子不在，人在；那个日本人先离餐厅，戴去了黄秋岳的帽子，然后黄秋岳离去时，戴去了日本人的帽子。前一天就是如此；在不知不觉中，交换了帽子，也就是交换了情报。

    在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先取得证据；这个证据且须坚强有力。最须顾虑的是，有没有证据还成疑问，倘或根本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而黄秋岳却已经知道有人在打他的主意，那一来不但打草惊蛇，前功尽弃；而且必然引起一场风波。因此，搜集证据的行动，亦必须隐密妥当，以不使授受双方——黄秋岳与那个日本人，都毫无知觉为最理想。

    基于这些要求，小侯的工作同志设计了一个很巧妙的过程；实现此一过程的主要关键，在一样”道具”：照式照样的一顶呢帽。

    这顶呢帽不仅质料，式样、颜色须绝对相同；而且要同样的牌子，同样的尺码。这还不算，还要同样新旧。

    通过国际联谊社管理员的关系，取得了这样”道具”的全部资料；南京还没有这个牌子的呢帽，须到上海采办。买到以后，再要加工”做旧”；经过仔细检点，毫无破绽，可以开始行动了。

    行动非常简单容易，只要将呢帽”掉包”真可说是举手之劳；但下手之前，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要确定日本人会来；因为跟踪期间，曾发现有一次只有黄秋岳一个人，日本人未到。倘或如此，黄秋岳戴回去的，应该是他原来的帽子；帽中无物，倒也罢了；如果夹着什么东西，一看已不翼而飞，自然知道出了问题，可能立即开溜。

    其次是必须在黄秋岳先到，而日本人未到之前下手。因为日本人先来，黄秋岳后到，再加上行动人员，挂钩上就会出现三顶同样的呢帽，目标过于显著，引人注目，亦是件很不妥的事。

    好在那个日本人，也早在监视之下，知道了他的住处；并掌握了其他必要的资料，总在中午11点半至12点之间出发，坐一辆黑色别克汽车。所以行动之前，沿路派出”观察员”用电话传通消息，确实控制了日本人的行动。

    第一次没有成功，因为黄秋岳一到，日本人接踵而至，没有时间来掉包。第二次差点出问题，帽子已经掉到手了，而日本人中途改变行程，不到国际联谊社；幸亏行动人员还在，赶紧将黄秋岳的帽子又掉了回去。

    第三次成功了。这天中午黄秋岳先到；行动人员在那日本人的汽车驶近国际联谊社减速将停时，才根据守在门外的同僚的暗号，以极敏捷的手法，换走了黄秋岳的帽子。

    帽中果然有花样在，帽檐内侧作衬底的一道皮圈中，夹着一张纸，蝇头细字写着好几条中央最新的决定，一条是国民党中常会虽决议授权蒋委员长组织大本营，行使海陆空军的最高统帅权，并统一指挥党政；但蒋委员长为了尊重林主席的地位，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再一条是政府决定向国际联盟提出报告，陈述日军在”七七”、”八一三”开衅的经过，指出日本政府负全责；并要求国际联盟对日本的侵略行动，加以干涉。此外还有军政人员预备调动的情况之类。

    黄秋岳的笔迹是早就搜集了样本，细加核对；完全相符。黄秋岳的罪行，是确凿无疑的了，但应该如何采取行动，却大有研究的余地。

    当然，若说要依法逮捕，手到擒来，毫不费事；但如果他们授受双方都不知道帽子已在暗中掉了包；那就不妨再来一次，进一层了解黄秋岳到底知道了多少机密；出卖了多少机密？甚至，下一次不妨调日本人的帽子，看看对方对黄秋岳是何指示；想要些什么情报？

    但讨论到最后，还是认为以及早逮捕黄秋岳为妥。因为日本人拿回那顶帽子，一看里面空空如也；很可能会立即跟黄秋岳联络，然后再进一步仔细检查那顶帽子——虽说已经”做旧”毕竟有许多特征是瞒不过所有人的耳目的。等发觉呢帽已非原物，可以推想到，是怎么回事？于是，黄秋岳畏罪自杀；那一来，有多少情报已落入敌人手中，以及日本方面是用什么方法能够打入中央政府最机密的部门，便都成谜了。

    于是呈准最高当局，然后通知行政院，逮捕了黄秋岳；由他的供词中，知道他的儿子亦脱不得干系，一并逮捕。对于封锁江阴水道的消息，他承认泄漏给敌人，自道宁作民族千古罪人；以救长江两岸生灵。意思是20几条日本兵舰及两千海军陆战队，被封锁在长江中下游，必不肯束手待擒，而作困兽之斗，那时长江两岸的百姓，就会大遭其殃。

    这话当然不会有人相信，事实上在当时知道他说这话的人，也没有几个。因为整个过程都是极高的秘密；而保持秘密的最大原因，是怕影响民心士气，同时会引起外交上的麻烦——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仍在南京；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本已提出辞呈；七七事变爆发，为了共赴国难，已打消辞意，赶回任所。中日两国外交关系未断，黄秋岳事件如果一公开，等于替日本制造找麻烦的口实，自属不智。

    由于罪证确凿，军法审判的程序，很快地结束；父子双双伏法。熟悉黄秋岳的人，无不叹惜：“卿本佳人，奈何作贼！”他的诗、他的笔记，文彩义理，都是第一流的。

    话虽如此，却没有一个人说政府不该判处黄秋岳死刑，唯一的例外是梁鸿志——他做过段祺瑞”执政”时期的秘书长；”九一八”以后，蒋委员长派吴鼎昌迎段南下，借住陈调元在上海的住宅；也就是后来的极斯非而路76号为公馆。政府每月致送生活费3万元；段祺瑞用来分享旧部；梁鸿志亦有一份，月得千元。段祺瑞一死，梁鸿志每月的津贴亦就失去了；因而怨及政府，借少年故交黄秋岳之死，做了一首诗寄托牢骚；这首五言诗：“青山我独往，白首君同归；乐天哀天涯，相提并论？大多莫人妙。有人指出，要从”甘露之变”中去参详，”甘露之变”是宰相王涯、我亦衔此悲。王涯位宰相，名盛祸亦随；秘书非达官，何事而诛夷？”

    何以将黄秋岳与唐文宗的宰相王涯，相提并论？大多莫名片妙。有人指出，要从”甘露之变”中去参详，”甘露之变”是宰相王涯、李训谋诛宦官；诈言在金吾厅后面的石榴树上发现甘露。天降甘露是瑞征，史册记载：天下升起则甘露降。因此，当权的宦官仇士良，引领皇帝，亲临观赏。王涯、李训本埋伏了甲士在那里，打算尽杀宦官；不料事机不密；为仇士良所发觉，半途引驾回宫；说王涯、李训谋反大逆，急召禁兵入宫，王涯、李训皆被杀，并夷家族。梁鸿志的意思是，日本飞机在8月15轰炸南京，目标在蒋委员长，决非黄秋岳的本意；犹如王涯本无弑帝之意一样。至于”诛夷”的”夷”字，是指黄秋岳的儿子而言；梁鸿志可能不知道，黄秋岳的儿子的一条命，是送在他父亲手里。

    但须磨知道，黄秋岳父子是由他送入鬼门关的，自不免内疚于心；所以这一次在中国纵贯南北的旅行，到处打听黄家还有什么人？最后是在北平找到了黄秋岳的弟弟。

    他对胞兄胞侄的不名誉之死，痛心异常，因此也恨极了日本人；对于须磨的登门造访，拒而不纳。须磨无奈，托人以资助印行黄秋岳的遗作为名，致赠了一笔巨款；亦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须磨想了却耿耿于怀的这桩心愿，是彻底失败了。

    但在公务方面，须磨倒颇有收获，找到了一些旧关系，为外务省建立了几条情报路线，其中之一就是缪斌。

    当1945年2月初，日皇召见重臣，听取了近卫的率直陈奏，认为战事必败，愈早求和愈有利；否则陆军内部的左倾思想抬头，将形成可怕的威胁。近卫并且提出了一张”预备役”将官的名单，认为是收拾残局的理想人选。

    这张名单的第一名是宇垣一成。当近卫第一次内阁，在1938年夏天，为了想结束在中国的战事而改组，接受多田骏与石原莞尔的意见，自台儿庄前线召回板垣征四郎，代替杉山元出任陆相时，宇垣一成亦代广田弘毅而为外相。宇垣的复起，是出于三井财阀”大番头”近卫内阁的藏相池田成彬所推荐。统制派之得与财政界的结合，即肇因于池田成彬对垣宇一成的看重；这一次池田推荐宇垣出任外相，是打算着用宇垣的军部关系与他在财经方面的影响力，由外交途径来解决中国的战事。如果能够成功，则近卫内阁之后，将是宇垣、池田的联合内阁。

    因此，宇垣谋和的交涉对象是，中国的财政巨头孔祥熙；实际上是由池田来的关系，结果为军部所破坏，宇垣一气之下，也不跟池田商量，自己亲笔写了辞呈，还有一道弹劾近卫的条文，卷在一起，面递近卫；而且就在近卫面前，先将弹劾文读了一遍，问一句：“有无起事！”接着斩钉截铁地说：“从此刻起，我不再是你的外相了！”

    这是公子哥儿出身的近卫，从未有过的难堪。但他公而忘私，不记这段嫌怨，推荐宇垣出来收拾残局，亦仍是想到了宇垣与池田的合作，能够打通孔祥熙的关系，对蒋委员长作出有力的影响。

    皇道派的人物，近卫推荐了4个人，在”七七事变”初起，担任”支那驻屯军”司令官的香月，以及反对扩大在华战事，而力主防俄的真崎甚三郎、小畑敏四郎及石原莞尔。近卫又建议：如有必要，也就是一定需要现役将官；那么阿南惟几，山下奉文亦可起用。

    这是日本陆军中声望最高的两大将。两人都有在华作战的经验；亦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立过战功，山下奉文自马来半岛北部登陆，南下直攻新加坡，于1942年2月初，依照预定作战计划，很精确地以4天时间占领新加坡。

    但是，山下奉文是皇道派，他的声名太盛，正招统制派之忌；所以连同一向以陆军超然派出名的阿南惟几，都被调为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节制，在”满洲国”备边。虽非”飞鸟尽，良弓藏”但多少总是投闲置散。

    及至1943年夏秋之间，日本的海军及航空兵力，已处于明显的劣势；大本营设定了守势的”绝对国防圈”中西太平洋新几内亚至澳洲北部的战备，有强化的必要，于是新组第二方面军，起用阿南惟几为司令；不久山下奉文亦被任命为十四方面军的司令，担当防守菲律宾的征途。

    近卫认为阿南与山下所以能担负起收拾残局艰巨，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声望，可以让在中国的日军接受指挥。尤其是山下，他的那个”马来亚之虎”的外号，予人一个异常残暴的印象，其实，他比屠杀中国人的谷寿夫、酒井隆，甚至有”统制派别动队”之称的松井石根，好得太多。最特殊，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所有的日本将领中，只有他相信中国是不易被征服的——这一种基于现实而来的了解，比梅津美治郎、东条英机、杉山元、冈村宁次等人，由于误解中国历史而来的荒谬想法，有天渊之别。

    梅津一派所了解的中国历史，只看到一种出于多种逆流所汇集的不幸结果；中国曾数次为北方异族入侵，而不得不暂时割起；如辽、金、元、清皆是。”统制派”从这些中国历史中，自我领受了鼓励；他们所策动的华北五省独立，包括的地区，正是辽金的领域；也是五胡十六国及北魏的领域。同时，从北洋政府时代以来，他们认为中国多的是石敬塘之流的失意政客与军阀，只要让他们感受到有坚强的靠山，出现第二个”满洲国”是不成问题的一件事。

    日皇昭和对于近卫的陈奏，当然很重视；但是军部的势力，积重难返；而西园寺公爵在辅弼昭和的年代，一直强调英国式的政体。所以昭和心以为是，却不能拿出断然的决心，作明快的处置。

    昭和告诉近卫，军部并非不想求和，但要在打一个大胜仗以后，可以因为取得较好的谈判地位。近卫却为昭和指出：军部有此想法，由来已久；但在打了一个大胜仗以后，想法马上改变了。那时如果有人提议谋和，一定为同僚所讥斥。也许军部是觉悟了，但已经没有机会了；永不可能再有大胜一仗的机会。

    因此，这一次破天荒地天皇个别召见重臣，垂询国事，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作用。陆军中属于统制派中的死硬派，仍然接受东条的观点，认为胜败之数是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五十，尤其是对本土决战，充满了信心，以一亿斗志昂扬的日本国民，足以消灭任何登陆的敌军。对于美国的宣传，一旦登陆，可以在4周以内击败日本说法，东条嗤之以鼻，他说：区区硫磺岛之战，即已花费了美军4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