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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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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与圣训王跃文

    孔夫子郁郁乎文哉,满口君子小人云云。于是漫漫两千多年,国人大多争做君子,或者冒充君子;鄙薄别人为小人,或诬陷别人为小人。一部民族史,似乎便由众多君子和小人纠缠着向前演进。尽管小人从未绝种,君子却一直是这个民族猎猎作响的人文旗帜。千年古国也因为这面旗帜而增添着些鲜亮的色彩。试问如果没有孔子,如果孔子不动辄君子小人如何,今天会是怎样一番景象?真的会像朱熹说的那样“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吗?

    然而,仲尼毕竟诞生过了,而且自孔子以降,圣贤们谁都要捻着胡须说一通,就有了许多关于君子或小人的训诫。自古君子们又是最信奉圣贤之言的。比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那些想当君子的人就去虚怀若谷,襟怀坦白;比方“君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便引出些想当君子的人去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比方“君子喻于义,小人近乎利”就有许多愣头愣脑的人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比方“君子修身立德,不因困穷而改节”又惹得些瘦骨伶仃的读书人去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君子们出尽了风头,终于有些人不自在了。这些人或许官至极品、权倾天下,或许怀才不遇、郁愤满腹,或许落草为寇、打家劫舍,但他们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都觉得堂堂正正做君子太难受,却又怕被别人指为小人。好在他们都读过几句书,便遍翻圣贤之言,看看有无一字半句是替他们这些不想当君子的人说的。可是圣贤们在世时虽尊不及王侯、贵不及将相,说话却是金口玉牙,为小人撑腰的话居然半个字也没说。他们正发着圣贤的脾气,忽然有个人眼睛一亮,不知在哪本书上读到一句话:“无度不丈夫,量小非君子。”此人肯定很有学问,一口咬定那个“度”字应是讹传,原本是个“毒”字!于是他们相视而笑,连连称是。“无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就这么成了圣训。虽然从来没有去考证这是哪位圣人说的,却被许多做腻了君子的大丈夫遵从着。理一直,气便壮。所以,欺骗更加无情,阴谋更加凶险,杀戮更加血腥。难怪古人发明了个很有意思的成语:心安理得。凡要做事,先得寻着个理儿;且不管这理是正是歪,只要让人心安就行。于是,征伐讲究出师有名,万一没有名可以凭空捏造;盗窃讲究盗亦有道,万一没有道可以强词夺理;做小人则要看上去像君子,万一缺乏遮眼术就假托圣人之言,大家心照不宣。

    有一种协约,叫君子协定。那是体面的君子们不用在书面上共同签字,只需凭口头承诺而订立的协定。这种协定全赖君子们的高尚人格做担保,当然最靠得住了。可惜世界上最脆弱的协定便是君子协定。撕毁书面协定还得动动手,废弃君子协定只需变化一下口形就成了。朱元璋九五之尊,不可谓不体面,单是个君子之名加在他头上倒还辱没他了。朱元璋的幸臣解缙官居翰林学士,才高八斗,大忠大义,自然是个君子。他们君臣之间就有过君子协定。协定是朱元璋提出的:“朕与你义为君臣,恩犹父子,朕有什么不周之处,你一定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是啊!朕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解缙感念皇恩浩荡,信守君子协定,恭恭敬敬地上了万言书,直言朱元璋政令多变,滥杀无辜;小人趋媚,贤者远避;贪者得升,廉者受刑;吏部无贤否之分,刑部无枉直之判,等等。朱元璋自然不舒服了,一直想发作,却碍着自己倡议的君子协定。终于读到了孟子上的一句话:“士诚小人也。”这原是齐人尹士愧言自己是小人的话,却被朱元璋断章取义了。于是解缙就大祸临头了。这话可有两种曲解:一是读书人诚实可靠就是小人;一是读书人确实是小人。不论依哪一说,解缙都是有罪的。偏偏有位更加聪明的读书人正给朱元璋讲孟子,把此话解释成“读书人诚实可靠就是小人”解缙又是读书人,又诚实可靠,就百分之百是小人了。语出孟子,亚圣之言,还有错的道理?本来朱元璋不太喜欢孟子的,因为这老头儿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混帐话,但“士诚小人也”不管这话怎么悖情悖理,这位皇帝老子还是信了。于是,解缙被罢了官。解缙毕竟才华卓越,在朱元璋之后他又侍奉过两代皇上。但他仍然执谜不悟地做着君子,所以屡被罢官,终于招致牢狱之灾,被活活冻死了。

    不论哪一位皇帝,打天下的也好,坐江山的也好,他们同文臣武将也许都有过各种各样的君子协定。但皇帝们一个比一个聪明,因为越到后来他们越能集历代帝王术之大成;君子们却一直那么傻下去,因为他们一例地效法圣贤之道。所以,朱元璋就比李世民聪明,解缙却比魏征蠢。君子们多是斯文人,没有“武死战”的福份,就慨然宣言要“文死谏”一代一代的君子就像飞蛾扑火般义无反顾。

    可是如今,君子已经不君子,小人也不怕做小人了。十多年前,有些腋下夹着公文包的体面人私下传阅着一本书,有时还凑在一起叽哩咕噜,神秘兮兮。“真是一本好书啊,人在官场,不可不读!”原来那是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这就叫人奇怪了。李宗吾先生如果知道自己的著作居然成了人们学习厚黑的百科全书,只怕会气得从棺材里爬起来。厚黑学先是被人暗地里谈论,后来一会儿公开出版,一会儿又被禁了。这真是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再后来就放开了,一夜之间,书摊上便满是什么商场厚黑学、交际厚黑学、情场厚黑学,好像中国留一个人不厚黑就不心甘似的。不知厚黑者们还有兴趣玩君子这个古老的游戏吗?如果还有此雅兴的话,那么“无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便成了很有意思的方程式:“无”字后面可视其需要,随意代入“厚”、“黑”、“贪”、“假”等等变量。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君子既如此,小人看得明白,便不再脸红,不再胆虚,不再费心思为自己找什么圣训。他们偶尔也看见身边有真正的君子,就同几个意气相投者凑在一起,掩嘴而笑:让他做君子去吧。

    盗贼们做奸犯科,从来不去想什么君子小人的大道理。他们常常深夜里撬门入室,在劫人钱财的时候,也伏在人家屋梁上顺便看些人间闹剧,自然也看到了君子们黑夜里的做派。他们见识多了,发现天下不少君子同自己原是一类。这群人便欣欣然接受了“梁上君子”的雅称。

    诏书的变迁王跃文

    近读史书,知道皇帝金口玉牙之说,大体上只是民间附会。至少在清代以前,并不是皇帝随便说句什么话都是圣旨。

    西汉的皇室很自律,所谓休养生息就是汉文帝最先提出来的,后来历朝皇帝多有效法者。汉代有内朝、外朝之分,内朝即皇室,外朝即政府。皇室和政府职权上有划分,即便财政收入也是“分税制”大司农的收入归政府支配,少府的收入归皇室支配。皇室是不能随便糟蹋纳税人的钱的。这种规矩,后来历代大体沿用。汉初皇帝的私人办公厅只有尚书四人,而且多帮皇帝处理事务性工作,政务职权有限;然而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属下却有十三个部门,时称十三曹,机构比皇帝亲自掌管的庞大多了。当时各曹相当于现代各部委办,比方奏曹相当于中央政府办公厅,词曹相当于最高法院,尉曹相当于交通部,兵曹相当于国防部,贼曹相当于公安部,等等。国家有什么大事,皇帝并不可以随便叫身边的尚书起草个圣旨,就诏告天下。诏书不过是以皇帝名义下发的政府文件,具体的技术性操作得由政府首脑宰相负责。皇帝和宰相之间便有制衡,诏书也就不至于胡乱来。当然,也有皇帝独裁的,也有宰相专权的,那多是个人原因或个别现象,并且是有悖制度或法理的。

    到了唐代,政治制度更加成熟。如果说汉代宰相是首长制,那么,唐代宰相则是委员制。当时国家的最高议事机关叫政事堂。政府法令、军国大计,须用皇帝诏书颁行的,通通先由政事堂开会决议,形成正式文书,送皇帝审批。皇帝同意,则划一敕字,再由政事堂加盖中书省、门下省之章下发。倘若没盖政事堂的印章,诏书即是非法的。哪怕是皇帝审定的诏稿,只要中书省或门下省不同意,就有权将诏书退回重新起草。

    宋代仍袭旧制,但较之唐代,则削减了相权。唐代的皇帝诏书是先由宰相负责在政事堂议定诏稿,书面呈送皇帝用印,皇帝行使的只是同意权。而宋代则先由宰相初拟意见,面呈皇帝,退而起草,再呈皇帝终审。程序变了,皇帝事先发言权就扩大了。即便如此,皇帝仍不可独裁。宋太祖二年,三位宰相同时离职了,皇帝要任命赵普当新宰相。但皇帝不能下达没有宰相副署的诏书,还真难煞了赵匡胤。文武百官争吵了好大阵子,才勉强寻了个变通办法,由开封府尹会同一批相当级别的“高级干部”共同在诏书上画了押。不过皇帝越到后来越聪明,知道一点点儿扩大自己的权力。比方宋代以前,宰相同皇帝商量事情,可以在皇帝身边坐下来。但赵匡胤存了些心机,据说当新任宰相赵普第一次朝见他时,他示意太监把身边的座位搬走了。赵普只好恭恭敬敬站在皇帝身边,伏首贴耳。现代国际有所谓习惯法,其实中国古人是最懂得执行习惯法的。赵普之后,大臣只能站在皇帝跟前议事,就成了以后历朝继承的习惯法。

    明代开始,相权更加弱了。朱元璋做了件很有创见的事,就是废除宰相,改用内阁大学士。朱元璋又比赵匡胤会打个人算盘。内阁大学士不算正式的政府机构,只是皇帝的私人办公厅。因此,从制度设计上,皇帝成了真正的政府首脑。但是,也因为习惯法的缘故,随着时间推移,内阁大学士就越来越像了宰相的角色。而且,一如唐宋旧制,皇帝诏书正式颁布之前,先得发给六部尚书,只要他们有异义,可以原封不动退回皇帝诏稿,这也就制约了皇帝的独裁。这种情况发展到另一极端,就是文官集团同皇帝暗中对抗。比方万历皇帝几乎以消极怠工的方式同文武百官毕生周旋。明代皇室家风特殊,大概同朱元璋个人素质有关。作为一个没多少文化的粗人,朱元璋更多的是把大明天下当作自己挣下的私人家业。开国之初,他大杀功臣,冤狱不断,就连皇太子都看不过去,进言劝谏。朱元璋当时只当没听见,次日却把一条棘杖放在地上,叫皇太子捡起来。皇太子面有难色,不知父王用意何在。朱元璋就说:手杖有刺会扎手的,我替你把刺去掉再交给你,这个手杖就好用了。朱氏家族要把这份家业千秋万代传下去,当然要尽量削掉别人的权力。

    古时真正的政治黑暗,当属元、清两代统治时期。元朝入主中原后,蔑视大汉文明,享国只有短短八十多年,还没有来得及学会同汉人相处,就回马草原了。元代治国之术大致可用金戈铁马四字概括,政治制度及理念上基本无所建树。皇帝总是一代学一代的,清代皇帝就记取了蒙古人的教训,知道尊重汉人传统政治里面的好东西。而清代皇帝比明代皇帝又聪明了许多,走向了真正的君主独裁。清代把早在明代就没什么权力的内阁大学士也闲起来了,皇帝办公厅改移皇家深宫南书房军机处。国家最高指令往往从南书房发出。这种做法,在明代以前是违法的,但清代皇帝却可为所欲为,手谕、口谕、密诏之类,都是清代的发明。暗箱政治,大概从清代发端。有人统计过,说雍正在位期间批阅奏折多少多少,计多少多少字,把他描绘成殆精竭虑、事必躬亲的圣明君主。须知,雍正恰恰是大权小权都不肯放弃才弄得自己短命的。原来独裁也是有代价的。陈寅恪老先生只恨自己不生在康雍乾盛世,不知何故。清代的皇帝,不仅自比圣人,而且是佛爷,简直万能了。芸芸众生的脑子闲着就行,凡事都有至圣至明的皇帝替他们想着。雍正让全国臣民学习他的大义觉迷录,大概也是创举。

    到了民国,所谓总统手谕、总裁口谕之类,就见怪不怪了。无圣旨之名,有圣旨之实。无他,亦习惯法使然也。但是蒋介石忙于打仗,没功夫让下面人帮他凑出个什么思想或主义,暂且用孙中山的主义将就着。自己没有主义,头上总得顶着别人的主义才像回事。这也是中国政治的惯例,谓之正统。

    现在没有诏书了,人民当家做人,只有法律、文件和各级官员的批示。关于批示,其中奥妙不少。求官员写批示的人很多,而可用资源或机会又毕竟有限;但官员通常应是平易近人、关心民漠的。于是,官员批示就有了许多学问。早些年官员们是在措词上动脑筋,比方“着力解决”、“尽力解决”、“按章办理”、“酌情处理”之类都各有深义,下属领命,心领神会,自会相机而行。结果,同样是官员批示,看上去字面上都很漂亮,却是有的人办成了事,有的人办不成事。群众只好发牢骚,说领导都是好的,只是下面办事的人扯蛋。官员做好人,下面做恶人。时间长了,把戏就让百姓看穿了。于是又有了新花样。有的官员同下面私下商量,横着批示的着数,竖着批示的不着数;有的官员暗中嘱咐下面,签名是繁体的你就办,简体签名的你就拖着,有的官员同下面约定,光是我的批示你可以不理,以打电话为准。

    官员不论大小,只要手中有权,就能作批示。他们的批示比古时的诏书往往实用多了。批示的含金量很高,至少是安排工作,最值钱的批示是批工程、批资金。难怪有人说目前中国经济往形象里说就是条子经济。

    抄几段书王跃文

    正浏览着某报洋洋洒洒的头版文章,竟突然想起老残游记里的几段话来,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却记不全了。回去找出原书看看,不觉背膛发热。看过老残游记的人必然很多,只怕没多少人留意过这几段话,便想抄下来,让感兴趣的朋友也琢磨琢磨。又颇犹豫,怕别人说我变着法子捞稿费。可想着周作人先生后来写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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