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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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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地主富农倒是不少，右派分子只有我爸爸一个，就显得特稀罕似的，于是，只要开群众大会，爸爸必然得上台挨斗。后来妈妈再也没有带我们兄弟姐妹一道去参加过批斗会，她自己却每次都坐在最显眼的地方，望着我爸爸。等批斗会一完，妈妈就上台扶着爸爸回家。边走还边说，快跟我回去吃餐饱饭，你千万莫饿死，要留着好身体，要不下次开会，群众就没有右派斗了。
往日的辛酸，现在妈妈说起来总是充满了幽默。有回大队开会，统一开餐。有一席早就坐下几个人了，见我妈妈去了，他们连忙起身走开，说是不同右派家属一起吃。我妈妈哈哈大笑起来，说今天我真有福气，一个人吃一席。说完端起碗就开吃。那些人见我妈妈反而捡了便宜，又不甘心，马上跑了回来，气鼓鼓地吃了起来。妈妈慢条斯理地吃完饭，然后又说，我今天本来可以一个人吃一席的！那些人气得脸色发青，我妈妈却没事似的，一抹嘴巴，走了。
还有一次，大队安排贫下中农子弟学雷锋，黑五类子弟摘油桐籽。妈妈就找到县里驻队工作组的干部问我们兄弟姐妹算什么子弟。干部说是算黑五类子弟。妈妈便同那干部论理，说我子女爸爸是右派，妈妈可是贫下中农呀，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是黑五类，如果国民党来了他们又是贫下中农子弟，他们不就横竖都是死路一条了？！干部就说，那你让子女一边去一个吧。于是，妈妈就让大姐去做黑五类，让哥哥去做红苗子。大姐不肯去，妈妈就说，你是老大，去做黑五类没人敢欺负。说不定，你今天还会当官儿哩。果然，晚上姐姐回来说，他们让她当小组长。妈妈笑道，我说你要当官嘛，那会儿我和二姐、弟弟都还小，红也好黑也好都轮不到我们去。
这样的日子，妈妈撑过了二十一个春秋。人一辈子能有几个二十一年？
我一直想写一本关于妈妈的书。写我妈妈，用不着半点儿虚构。
奶奶
小时候，奶奶带着我和二姐睡。我睡奶奶这一头，二姐睡另一头。每次上床后，我同二姐总闷在被窝里蹬来蹬去。本来都是我先惹事，可每次挨骂的却是二姐。那是架睡过几代人的老床，垫着厚厚的稻草，柔软而暖和。蚊帐满是补丁，早被黑烟熏成了甘草色。记得有个冬天的早晨，我起床后，抖了抖棉衣，听得叮当一响，像是硬币的声音。我再一抖棉衣，又听到了叮当声。原来，蚊帐上有个破了的大补丁，里面装满了硬币。我猜那些钱是二姐平时慢慢储起来的，便偷了她的。二姐过后发现钱没有了，呜呜哭了起来，我却死不认账。那天奶奶任二姐怎么哭，也不骂她，只是抿着嘴儿笑。
我一直很怀念奶奶的笑容，可她老人家离开我已整整二十五个寒暑了。那个盛夏的黄昏，很闷热。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听到了噩耗，脑子轰地一热，往家里飞跑。奶奶已经躺在棺木里了，还没有合上盖子。我伸手摸摸奶奶的额头，冰凉冰凉的。我这才哇地哭了起来。
如今我谋生在外，很少回老家去。一旦回去，妈妈说得最多的便是奶奶。但凡儿孙们稍稍有些出息，妈妈都说是奶奶保佑得好。我愿意相信奶奶的灵验。奶奶不过是俚乡村妪，终生劳碌，穷苦到老。她一辈子跪天跪地跪父母，却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低过头。我们穷人家孩子，能够从先人那里继承的，就只有他们身上的骨气了。我想这便是所谓祖德流芳吧。
爷爷奶奶手上，只有两亩薄田，养不起家小。那时妈妈已到我家来了。只是十三四岁的童养媳；我父亲比妈妈还小几岁；我还有位姑妈，年龄同我妈妈差不多；爷爷是个老实人，整个家都由奶奶撑着。起初，爷爷帮有钱人家干些活，挣些口粮。有回爷爷病了，不能去干活。奶奶上那户人家报信，却让人家说了几句难听的话。奶奶一扭头就回来了，再也不让爷爷帮人家干活。奶奶设法凑了些小本钱，叫爷爷做小生意。从此，爷爷就在老家收些土货，走两百多里山路，挑往武冈贩卖。货脱手后，就地进些特产挑回溆浦，再赚些差价。七八天打个来回，赚下的钱刚够家里粜七八天的口粮。奶奶便带着我妈妈和姑妈在家织麻纺线，我父亲就放牛砍柴。每次爷爷跨进家门，头一件事就是摸摸米缸，看看他出去这几天，家里人是不是饿着了。一家人就这么觅生度日，相依为命。日子虽说清寒，倒也乐得不求人。
又是一个集日，爷爷早挑着货担上武冈去了，奶奶背上背篓，揣着爷爷留下的一块钱，去集上粜米。米铺老板接过钱，摇头说，您这哪是一块钱，是一串钱啊，只够粜一升米。奶奶听了，两眼直发黑。她顿时明白，爷爷准是让人骗了。奶奶捏着那一串钱，在集市上转了半天，只好买了一背篓芋头蔸子。可怜奶奶三寸金莲，背着一篓芋头蔸子，颤颤崴崴地往家赶。一路上，想着娘儿几个要吃五天的芋头蔸子，奶奶禁不住泪眼涟涟。
还算老天有眼，正好有户殷实人家要请人纺鞋底绳，奶奶便接了人家的活计，带着我妈妈和姑妈纺了几天几夜。结果，娘儿三个赚的米比爷爷跑一趟生意赚的还多。爷爷准时回家了，照例先摸摸米缸。他见缸里还有大半缸米，不知是惊是喜，问道：“你们娘儿几个这几天没有吃饭？”奶奶闻声，冲着爷爷嚷道：“吃你个死！”
听奶奶嚷完，爷爷一屁股瘫坐在凳上，长叹着：“养儿不读书，等于养头猪啊！”奶奶同爷爷商量，再怎么苦，也要送我父亲去念书，不然长大了钱都认不得。我父亲因此因祸得福，当年就进学堂读书去了。
奶奶若是生在有钱人家，只怕是个识文断字的才女。老人家目不识丁，可我记得小时候听她说话，嘴边居然时常冒出些之乎者也来。她同人辩理，或是帮人劝架，满口四六八句，都能押上韵，总是说得人家心服口服。当年为了争水，我们王姓同邻村覃姓年年打架。土枪土炮，大刀长矛，很是惨烈。有年，打完架后，官司打到县衙门。我们王姓却没有一个男丁敢当头上县里说理。想来想去，全族人公推我的奶奶。那是我奶奶这辈子最风光的一回，让男人们用轿子抬着去了县里，同覃姓头人对簿公堂。我奶奶巧舌如簧，谈锋如剑，驳得覃姓人张不开口，睁不开眼。一个女人家，真还把官司打赢了。自此，我奶奶有了“乡约老爷”的雅号，半是玩笑，半是敬重。
奶奶的掌故很多，都是妈妈和爸爸告诉我的。可是，在我的记忆里，奶奶似乎一直就是位瞎了眼睛的老太太，成天迈着双小脚，在老屋里转来转去，嘴巴总是动个不停，好像老在吃什么。我少不更事，总喜欢问奶奶您吃什么？奶奶便会笑着说，我在吃亏！我们家乡，大凡人生种种苦楚，都可归之为吃亏。现在想来，奶奶那一辈人，除了吃亏，还能有什么呢？
奶奶临终的情景，妈妈后来时常说起。奶奶已病得不行了。医生每天都说老人家熬不过今天了。可奶奶浑浊的眼睛老是睁着，就是不肯闭上。我妈妈说，你奶奶在盼她儿子。我爸爸外出几个月了，他不知道老母已经病重。这天，突然收到爸爸的一封信。果然，听妈妈念完爸爸的信，奶奶眼睛一闭喉头咕噜一声，就落气了。那年月，我爸爸戴罪在身，独自飘零天涯，奶奶怎么放心得下。
我的妈妈也早就做了奶奶，可她总是把老奶奶挂在嘴边。看着儿孙们都大了，妈妈总说，要是你奶奶还在，多好。妈妈说，你奶奶那坟眼啊，是五色土，村里人都说奇，到了冬天，别的坟头上草都黄了，只有你奶奶坟上的芭茅青油油的。
爷爷
爷爷这辈子，不知总在思考什么经天纬地的大事。除非做事，他总是蜷在堂屋的长凳上抽旱烟。旱烟袋老长老长，戳在地上。爷爷不太说话，他有些结巴，嘴里就干脆衔着烟袋。他的眼睛总是望着某个地方出神。呛人的旱烟袅袅娜娜。爷爷到死都是这个样子，在浪漫的读书人看去，像位深邃的哲人。若是夏天，黄昏将近，爷爷早早地就在屋前的场院里烧上一堆浓烟，熏蚊子。天一断黑，吃了晚饭，爷爷就蹲在烟堆旁，旱烟袋伸进暗红的火灰里，一袋接一袋地抽烟。小孩子们嬉闹也罢，大人们拉家常也罢，都不管他的事。他
其实，爷爷一辈子只做过三桩事：种田、种西瓜、当小贩。爷爷的西瓜种在离村子三里以外的河滩上。那河滩没主的，谁家愿意种，就去开垦一片。爸爸说起过小时候帮爷爷守西瓜的事。爷爷在河中间的沙洲上开了一片地，爷爷和爸爸每次都得涉过浅浅的河水，才能去瓜地里。爸爸说那时的西瓜很大很大，一个足有二三十斤。爸爸嘴馋了想偷吃，一个又吃不完，只有干着急。我说那么好的西瓜，是不是很赚钱爸爸说，哪里赚钱？亩产也不高，又不好卖，挑着两个西瓜四邻八乡的转上一天都卖不完。田里只种稻子，那时候禾栽得稀，田里还养鱼。要吃鱼了，拿个竹罩子去罩，一罩一个。猪吃叫，鱼吃跳啊。爸爸说得我都神往起来，可他马上又说，田少了，产量又低，爷爷还得在农闲的时候跑武冈，做些小本生意。那生意做得苦啊，来去都得走两百多里山路，还挑着百把斤担子。有回路上遇上强盗，把货担抢了，还里里外外搜身。爷爷有块光洋，幸好事先缝在腋下的衣缝里，才没有被搜走。可怜爷爷双腿叉开，双手举着，任人上上下下搜个遍，身上的汗就像黄豆样地滚下来。据说，奶奶后来只要说起这事，就怪爷爷不该把光洋藏着，老老实实送给强盗好了，让他们花了这钱绝子绝孙去。万一要是搜到那块光洋，散财还是小事，那强盗还会把你耳朵割掉。奶奶一辈子都在后怕这事。
爷爷闷着头抽烟，他能想些什么大事呢？他在想西瓜怎么不好卖？怎么就不能多置几亩田？能做些什么更赚钱的生意？遭强盗抢劫的事他兴许只是偶尔想起，他在那条路上跑过无数回，毕竟只碰过一回强盗。可就是这些问题，爷爷也许到死也想不明白。这其实是关于他这一生命运的大问题，爷爷注定是想不清楚的。
也许爷爷这辈子什么大事都没想过。他只是一声不响地劳作。饿了，就得吃饭；要吃，就得做事。哪样事情该做，也都是不需要思考的，手和脚就是他的脑袋。有年冬天，爷爷从地里做事回来，见一个乞丐裤子破得像渔网，人冻得全身发紫，缩在稻草堆里嗷嗷叫。爷爷回来，跟奶奶说了声，就给那乞丐送了条裤子去。其实，爷爷奶奶老两口儿总共才三条裤子，轮着换洗。不知爷爷奶奶又要节衣缩食多少日子，才能重新缝上一条裤子。
终于，爷爷身体渐渐虚弱了。先是腿弯儿发酸，后来脚发肿。于是一病不起，撒手西去了。他老人家只活了六十三岁。妈妈说，爷爷是累死的，穷死的。爷爷去世的时候，是否已穿上一条新裤子？
爷爷去得早，那会儿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上。爷爷在我脑子里的那些模糊印象，都是我根据爸爸妈妈断断续续的讲述，虚构出来的。爷爷的那些故事，我理不清时间先后，也弄不准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但却是真实的。不像那些线装书里记载的历史，看上去言之凿凿，实则大多是谎话。其实，不管二十四史何其洋洋，老百姓是另有一部史书的。他们更相信口碑相传的祖宗故事，时间长了，祖宗也许就在传说中封神登仙了。民间传说不理会正统，不讲究为尊者讳，也不为谁隐恶扬善，只认天地良心，便往往同正史相悖。
爷爷就葬在老屋对门的太平垴。上山的路很陡，顶上却平得像跑马场。满山千奇百怪的枞树，夜半风起，林涛凄厉，很吓人的。风清月朗的秋夜，山里的杜鹃叫得人们鼻腔儿忍不住发酸。那是我们王家祖祖辈辈的坟场。有年清明，爸爸带着全家老小上山扫墓。我们在枞树林里钻了好久，才找到爷爷的坟。坟不大，只是一个扁平的土堆，也没有墓碑。爸爸是凭着坟前的一块石头认准的。我顿时眼睛有些发涩。这就是我爷爷啊他老人家也算过了一辈子啊！我甚至怀疑爸爸是否真的认准了爷爷的坟墓，说不定我们祭奠的只是一堆没了后人的荒冢。
爆竹噼噼吧吧地响起来，我想爷爷是听不见这喧闹声的，他再也不会闷着头想什么大事情。老人家已经安安静静四十多个春秋了。
往日的辛酸，现在妈妈说起来总是充满了幽默。有回大队开会，统一开餐。有一席早就坐下几个人了，见我妈妈去了，他们连忙起身走开，说是不同右派家属一起吃。我妈妈哈哈大笑起来，说今天我真有福气，一个人吃一席。说完端起碗就开吃。那些人见我妈妈反而捡了便宜，又不甘心，马上跑了回来，气鼓鼓地吃了起来。妈妈慢条斯理地吃完饭，然后又说，我今天本来可以一个人吃一席的！那些人气得脸色发青，我妈妈却没事似的，一抹嘴巴，走了。
还有一次，大队安排贫下中农子弟学雷锋，黑五类子弟摘油桐籽。妈妈就找到县里驻队工作组的干部问我们兄弟姐妹算什么子弟。干部说是算黑五类子弟。妈妈便同那干部论理，说我子女爸爸是右派，妈妈可是贫下中农呀，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是黑五类，如果国民党来了他们又是贫下中农子弟，他们不就横竖都是死路一条了？！干部就说，那你让子女一边去一个吧。于是，妈妈就让大姐去做黑五类，让哥哥去做红苗子。大姐不肯去，妈妈就说，你是老大，去做黑五类没人敢欺负。说不定，你今天还会当官儿哩。果然，晚上姐姐回来说，他们让她当小组长。妈妈笑道，我说你要当官嘛，那会儿我和二姐、弟弟都还小，红也好黑也好都轮不到我们去。
这样的日子，妈妈撑过了二十一个春秋。人一辈子能有几个二十一年？
我一直想写一本关于妈妈的书。写我妈妈，用不着半点儿虚构。
奶奶
小时候，奶奶带着我和二姐睡。我睡奶奶这一头，二姐睡另一头。每次上床后，我同二姐总闷在被窝里蹬来蹬去。本来都是我先惹事，可每次挨骂的却是二姐。那是架睡过几代人的老床，垫着厚厚的稻草，柔软而暖和。蚊帐满是补丁，早被黑烟熏成了甘草色。记得有个冬天的早晨，我起床后，抖了抖棉衣，听得叮当一响，像是硬币的声音。我再一抖棉衣，又听到了叮当声。原来，蚊帐上有个破了的大补丁，里面装满了硬币。我猜那些钱是二姐平时慢慢储起来的，便偷了她的。二姐过后发现钱没有了，呜呜哭了起来，我却死不认账。那天奶奶任二姐怎么哭，也不骂她，只是抿着嘴儿笑。
我一直很怀念奶奶的笑容，可她老人家离开我已整整二十五个寒暑了。那个盛夏的黄昏，很闷热。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听到了噩耗，脑子轰地一热，往家里飞跑。奶奶已经躺在棺木里了，还没有合上盖子。我伸手摸摸奶奶的额头，冰凉冰凉的。我这才哇地哭了起来。
如今我谋生在外，很少回老家去。一旦回去，妈妈说得最多的便是奶奶。但凡儿孙们稍稍有些出息，妈妈都说是奶奶保佑得好。我愿意相信奶奶的灵验。奶奶不过是俚乡村妪，终生劳碌，穷苦到老。她一辈子跪天跪地跪父母，却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低过头。我们穷人家孩子，能够从先人那里继承的，就只有他们身上的骨气了。我想这便是所谓祖德流芳吧。
爷爷奶奶手上，只有两亩薄田，养不起家小。那时妈妈已到我家来了。只是十三四岁的童养媳；我父亲比妈妈还小几岁；我还有位姑妈，年龄同我妈妈差不多；爷爷是个老实人，整个家都由奶奶撑着。起初，爷爷帮有钱人家干些活，挣些口粮。有回爷爷病了，不能去干活。奶奶上那户人家报信，却让人家说了几句难听的话。奶奶一扭头就回来了，再也不让爷爷帮人家干活。奶奶设法凑了些小本钱，叫爷爷做小生意。从此，爷爷就在老家收些土货，走两百多里山路，挑往武冈贩卖。货脱手后，就地进些特产挑回溆浦，再赚些差价。七八天打个来回，赚下的钱刚够家里粜七八天的口粮。奶奶便带着我妈妈和姑妈在家织麻纺线，我父亲就放牛砍柴。每次爷爷跨进家门，头一件事就是摸摸米缸，看看他出去这几天，家里人是不是饿着了。一家人就这么觅生度日，相依为命。日子虽说清寒，倒也乐得不求人。
又是一个集日，爷爷早挑着货担上武冈去了，奶奶背上背篓，揣着爷爷留下的一块钱，去集上粜米。米铺老板接过钱，摇头说，您这哪是一块钱，是一串钱啊，只够粜一升米。奶奶听了，两眼直发黑。她顿时明白，爷爷准是让人骗了。奶奶捏着那一串钱，在集市上转了半天，只好买了一背篓芋头蔸子。可怜奶奶三寸金莲，背着一篓芋头蔸子，颤颤崴崴地往家赶。一路上，想着娘儿几个要吃五天的芋头蔸子，奶奶禁不住泪眼涟涟。
还算老天有眼，正好有户殷实人家要请人纺鞋底绳，奶奶便接了人家的活计，带着我妈妈和姑妈纺了几天几夜。结果，娘儿三个赚的米比爷爷跑一趟生意赚的还多。爷爷准时回家了，照例先摸摸米缸。他见缸里还有大半缸米，不知是惊是喜，问道：“你们娘儿几个这几天没有吃饭？”奶奶闻声，冲着爷爷嚷道：“吃你个死！”
听奶奶嚷完，爷爷一屁股瘫坐在凳上，长叹着：“养儿不读书，等于养头猪啊！”奶奶同爷爷商量，再怎么苦，也要送我父亲去念书，不然长大了钱都认不得。我父亲因此因祸得福，当年就进学堂读书去了。
奶奶若是生在有钱人家，只怕是个识文断字的才女。老人家目不识丁，可我记得小时候听她说话，嘴边居然时常冒出些之乎者也来。她同人辩理，或是帮人劝架，满口四六八句，都能押上韵，总是说得人家心服口服。当年为了争水，我们王姓同邻村覃姓年年打架。土枪土炮，大刀长矛，很是惨烈。有年，打完架后，官司打到县衙门。我们王姓却没有一个男丁敢当头上县里说理。想来想去，全族人公推我的奶奶。那是我奶奶这辈子最风光的一回，让男人们用轿子抬着去了县里，同覃姓头人对簿公堂。我奶奶巧舌如簧，谈锋如剑，驳得覃姓人张不开口，睁不开眼。一个女人家，真还把官司打赢了。自此，我奶奶有了“乡约老爷”的雅号，半是玩笑，半是敬重。
奶奶的掌故很多，都是妈妈和爸爸告诉我的。可是，在我的记忆里，奶奶似乎一直就是位瞎了眼睛的老太太，成天迈着双小脚，在老屋里转来转去，嘴巴总是动个不停，好像老在吃什么。我少不更事，总喜欢问奶奶您吃什么？奶奶便会笑着说，我在吃亏！我们家乡，大凡人生种种苦楚，都可归之为吃亏。现在想来，奶奶那一辈人，除了吃亏，还能有什么呢？
奶奶临终的情景，妈妈后来时常说起。奶奶已病得不行了。医生每天都说老人家熬不过今天了。可奶奶浑浊的眼睛老是睁着，就是不肯闭上。我妈妈说，你奶奶在盼她儿子。我爸爸外出几个月了，他不知道老母已经病重。这天，突然收到爸爸的一封信。果然，听妈妈念完爸爸的信，奶奶眼睛一闭喉头咕噜一声，就落气了。那年月，我爸爸戴罪在身，独自飘零天涯，奶奶怎么放心得下。
我的妈妈也早就做了奶奶，可她总是把老奶奶挂在嘴边。看着儿孙们都大了，妈妈总说，要是你奶奶还在，多好。妈妈说，你奶奶那坟眼啊，是五色土，村里人都说奇，到了冬天，别的坟头上草都黄了，只有你奶奶坟上的芭茅青油油的。
爷爷
爷爷这辈子，不知总在思考什么经天纬地的大事。除非做事，他总是蜷在堂屋的长凳上抽旱烟。旱烟袋老长老长，戳在地上。爷爷不太说话，他有些结巴，嘴里就干脆衔着烟袋。他的眼睛总是望着某个地方出神。呛人的旱烟袅袅娜娜。爷爷到死都是这个样子，在浪漫的读书人看去，像位深邃的哲人。若是夏天，黄昏将近，爷爷早早地就在屋前的场院里烧上一堆浓烟，熏蚊子。天一断黑，吃了晚饭，爷爷就蹲在烟堆旁，旱烟袋伸进暗红的火灰里，一袋接一袋地抽烟。小孩子们嬉闹也罢，大人们拉家常也罢，都不管他的事。他
其实，爷爷一辈子只做过三桩事：种田、种西瓜、当小贩。爷爷的西瓜种在离村子三里以外的河滩上。那河滩没主的，谁家愿意种，就去开垦一片。爸爸说起过小时候帮爷爷守西瓜的事。爷爷在河中间的沙洲上开了一片地，爷爷和爸爸每次都得涉过浅浅的河水，才能去瓜地里。爸爸说那时的西瓜很大很大，一个足有二三十斤。爸爸嘴馋了想偷吃，一个又吃不完，只有干着急。我说那么好的西瓜，是不是很赚钱爸爸说，哪里赚钱？亩产也不高，又不好卖，挑着两个西瓜四邻八乡的转上一天都卖不完。田里只种稻子，那时候禾栽得稀，田里还养鱼。要吃鱼了，拿个竹罩子去罩，一罩一个。猪吃叫，鱼吃跳啊。爸爸说得我都神往起来，可他马上又说，田少了，产量又低，爷爷还得在农闲的时候跑武冈，做些小本生意。那生意做得苦啊，来去都得走两百多里山路，还挑着百把斤担子。有回路上遇上强盗，把货担抢了，还里里外外搜身。爷爷有块光洋，幸好事先缝在腋下的衣缝里，才没有被搜走。可怜爷爷双腿叉开，双手举着，任人上上下下搜个遍，身上的汗就像黄豆样地滚下来。据说，奶奶后来只要说起这事，就怪爷爷不该把光洋藏着，老老实实送给强盗好了，让他们花了这钱绝子绝孙去。万一要是搜到那块光洋，散财还是小事，那强盗还会把你耳朵割掉。奶奶一辈子都在后怕这事。
爷爷闷着头抽烟，他能想些什么大事呢？他在想西瓜怎么不好卖？怎么就不能多置几亩田？能做些什么更赚钱的生意？遭强盗抢劫的事他兴许只是偶尔想起，他在那条路上跑过无数回，毕竟只碰过一回强盗。可就是这些问题，爷爷也许到死也想不明白。这其实是关于他这一生命运的大问题，爷爷注定是想不清楚的。
也许爷爷这辈子什么大事都没想过。他只是一声不响地劳作。饿了，就得吃饭；要吃，就得做事。哪样事情该做，也都是不需要思考的，手和脚就是他的脑袋。有年冬天，爷爷从地里做事回来，见一个乞丐裤子破得像渔网，人冻得全身发紫，缩在稻草堆里嗷嗷叫。爷爷回来，跟奶奶说了声，就给那乞丐送了条裤子去。其实，爷爷奶奶老两口儿总共才三条裤子，轮着换洗。不知爷爷奶奶又要节衣缩食多少日子，才能重新缝上一条裤子。
终于，爷爷身体渐渐虚弱了。先是腿弯儿发酸，后来脚发肿。于是一病不起，撒手西去了。他老人家只活了六十三岁。妈妈说，爷爷是累死的，穷死的。爷爷去世的时候，是否已穿上一条新裤子？
爷爷去得早，那会儿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上。爷爷在我脑子里的那些模糊印象，都是我根据爸爸妈妈断断续续的讲述，虚构出来的。爷爷的那些故事，我理不清时间先后，也弄不准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但却是真实的。不像那些线装书里记载的历史，看上去言之凿凿，实则大多是谎话。其实，不管二十四史何其洋洋，老百姓是另有一部史书的。他们更相信口碑相传的祖宗故事，时间长了，祖宗也许就在传说中封神登仙了。民间传说不理会正统，不讲究为尊者讳，也不为谁隐恶扬善，只认天地良心，便往往同正史相悖。
爷爷就葬在老屋对门的太平垴。上山的路很陡，顶上却平得像跑马场。满山千奇百怪的枞树，夜半风起，林涛凄厉，很吓人的。风清月朗的秋夜，山里的杜鹃叫得人们鼻腔儿忍不住发酸。那是我们王家祖祖辈辈的坟场。有年清明，爸爸带着全家老小上山扫墓。我们在枞树林里钻了好久，才找到爷爷的坟。坟不大，只是一个扁平的土堆，也没有墓碑。爸爸是凭着坟前的一块石头认准的。我顿时眼睛有些发涩。这就是我爷爷啊他老人家也算过了一辈子啊！我甚至怀疑爸爸是否真的认准了爷爷的坟墓，说不定我们祭奠的只是一堆没了后人的荒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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