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局长住在北房。他家没有自用厕所。
门洞里很黑。好几家都把用不着的家具堆放在门洞两边,连顶棚上也挂得有谁家坐破了可还舍不得扔的旧藤椅,这就让小院的这个“咽喉地带”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味道。
张秀藻端着盛炸油饼和豆沙包的小竹笸箩,在门洞里迎面遇上了荀磊。荀磊不知为什么一手拿着斜放着小刷子的糨糊碗,另一手提着两张大纸,他是要张贴什么呢?
瞬间,张秀藻只觉得自己喉头发涩,心脏的跳动明显地失去了均匀。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她严厉地命令自己,倘若“狭路相逢”见到荀磊,只能是微微扬起下巴,淡然地点一下头,然后不动声色地擦身而过。但因为她家住在里院最后面的北房中,而荀磊却住在过了这门洞的右首偏院中,再加上她平日在清华大学水利系上学,只有星期天才回来(有时连星期天也不回来),所以,她实践这种自我命令的机会,这几个月里也仅仅三次而已——现在自然可以增添一次;但正当她扬起了下巴,就要以全副的矜持向荀磊微微点头时,荀磊却笑吟吟地、热情地对她说:“你能帮帮我吗?”
显然,荀磊是要她帮着去张贴那样东西。荀磊的这一句问话,使张秀藻积蓄已久的自尊和高傲顿然动摇。在相视沉默的两秒钟里,她清楚地看出了荀磊眼睛里充满着纯洁、真挚而又善良、聪慧的光芒——这眼光对她来说真是勾魂摄魄,令她心醉神迷;在她所处的生活环境里,像荀磊这种年龄的小伙子们,确实还没有哪一个具有这样两扇使她觉得格外可钦可爱的“心灵窗户”难道她可以面对着这样的两扇窗户,冷淡地说出拒绝的话么?
张秀藻的嘴唇抖动着,几乎就要吐出“好吧”两个字了,荀磊却快活地笑着道歉说:“啊,对不起!瞧我你还拿着早点呢!快给家里送去吧,我一个人也能贴”
张秀藻简直伤心极了。她手里为什么要捧着那么个小笸箩呢?荀磊刚才为什么没看见它,而现在才在一瞥之中注意到呢!难道她不能把小笸箩暂时放到大门边的石座上吗?那石座子上原来有一对小狮子,在1966年的夏天,被胡同里的“红卫兵”极其艰苦地用凿子凿掉了是的,她或许就应当那么做,去帮助荀磊一起贴他手里拿的东西可是荀磊现在却歉然地对她笑着,放弃了他原来的请求,并且斜过了身子,绅士风度十足地给她让路
张秀藻克制住自己,微微扬起下巴,以再明显不过的冷淡姿态,朝荀磊轻轻一点头,斜趄着身子穿过了门洞
如果她的心里绷着一百条弦,那么现在每一条弦都在颤动着,而且并非和谐的颤动她想立刻寻找一个角落,坐下来,用双手捧住腮,一个人静静地安抚自己的心弦,使它们重归于和谐
但她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刚进垂花门,那薛师傅家为办婚事所搭的苫布棚,便触目惊心地扑进她的眼睛。固然这苫布棚昨天她一回家便见到了,刚才出院去买早点时也经过了它的旁边,但那些时候它还没有生命。此刻就不一样了,薛师傅正弯着腰在苫布棚外生一个煤球炉——显然,今天他们需要不止一个火——苫布棚里正传出紧张的剁肉的声音,并且飘出了一种混杂的令她气闷的气味
也不知怎么,薛大娘就站到她面前,满脸客气地问:“秀藻呀,你爸今天一大早又要出门哇?”
张秀藻没有心思对薛大娘笑,但她父母从小就给予了她那样的教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主动来搭话的人扫兴,她便强颜欢笑地对薛大娘说:“是呀,吃完这早点,估计送他去飞机场的汽车也就该到了。薛大娘,您家大喜呀!有什么要我帮忙的事,您尽管说!”
薛大娘把一大把高级杂拌糖撒到了张秀藻手里的小笸箩中,诚心诚意地说:“你爸你妈都有公事,我们纪跃就不去打搅他们啦。这点糖,意思意思吧”
张秀藻赶紧说:“谢谢啦!哟,这糖挺高级呀,您给得太多啦!”
薛大娘抿嘴一笑,大声地说:“唉,过几年你还我们的时候,不得更高级呀!咱们先说在头里——到时候你就给这么点儿,我们还不干呢!”
张秀藻实在笑不出来了。薛大娘当然是百分之一百的善意,但她受不了,受不了!荀磊的面容身姿在她眼前浮动着。她办事的时候?她跟谁去办事呢?
“瞧您说的!”张秀藻勉强地应付着。
薛大娘没有看出她的心思,笑着转身朝别处去了。张秀藻赶紧朝家里走去。她需要回到自己的床边,坐下来,一个人待着
但是她回到家里,仍然不能实现她的愿望。
张秀藻家住着这个四合院尽里边的三间大北房。房外有相当宽阔的廊子,一部分也就改造成了她家的厨房。她父亲张奇林今年55岁,解放前上大学时参加了地下党,1948年从北平到了解放区;1949年随着解放军进了城,后来被安排到国务院一个部里工作,先当副科长、科长“文化大革命”前升到副处长;“文化大革命”中部长被打成“叛徒”他算部长的“黑爪牙”也受到冲击,下放到干校养了6年猪;粉碎“四人帮”后回到原机关,被任命为处长,前不久又被提升为一个局的正局长。1977年他们全家从干校回北京时,因为原来的宿舍早已被别人占了,住了很长时间的招待所,直到1979年机关行政处才把他家安排到了这个院里。据行政处处长老傅说,他费了老大的劲,绕了好几个弯儿,才用属于他们机关的四间较小的平房,从房管部门手里倒换出了这么三间大北房。他们刚住进去时,也真满意。张秀藻的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都在外地工作,在北京的就只是张奇林夫妇和张秀藻三个人,三间合起来有五十多平方米的细灰顶、花砖地大北房,他们住着当然宽松舒适。回想起在干校时,先是三人分别编在不同连队住集体宿舍,十八个人一间屋子,开始几个月睡的还是地铺;后来虽然准许全家合住了,也只是一间很小的简易平房,跟今天的情况比较起来,那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了。
但住了一阵以后,便感觉到这住房有个极大的缺陷——没有自家专用的厕所。要上厕所,还得出院子去上斜对过的公厕。行政处及时地给他们家安装了电话,引进了自来水管,也一直打算给他们修个专用厕所,但勘察了一番以后,发现从他们屋里到廊子中的任何位置,都很难顺利地安装出一条通向胡同外暗沟的排粪管道,这事便搁置起来了。于是乎从去年起,张秀藻的妈妈向老傅提出了换住新居民区单元房的要求。老傅手里也确实掌握着一些统建分下来的这种住房,加以今年张奇林升为正局长,老傅来看望时,更明确表示:下一批统建统分房下来,一定马上给他们换上两套两间的单元——当然,格局层次都必定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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