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角力,而且安迪步步进逼、强力推进的方式,就好像两个人在比腕力的时候,强者硬把弱者的手腕压在桌上的情形。哈力大可以向麦德点点头,让他把安迪扔下去,事后仍旧采纳安迪的建议。
他没有理由不这么做,但他没有这么做。
“如果我愿意,我是可以给你们每个人几罐啤酒,”哈力说“工作的时候喝点啤酒是很不错。”这个讨厌鬼甚至还摆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
“我先给你一个不让税捐处找麻烦的法子,”安迪说。他的眼睛眨也不眨看着哈力。“如果你很有把握的话,就把这笔钱馈赠给你太太。如果你认为老婆会在背后动手脚或吞掉你的钱,我们还可以再想其他——”
“她敢出卖我?”哈力粗着声音问道“出卖我?厉害的银行家先生,除非我点头,她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个。”
麦德和其他人没有一个敢笑。而安迪脸上始终没有露出任何笑意。
“我会帮你列出所有需要的表格,表格在邮局里都有卖,我会帮你填好,你只要在上面签字就行了。”
这点很重要,哈力的胸部起伏着,然后他看了我们一眼,吼道:“该死!看什么?干你们的活儿去!”他面向安迪“你过来,给我听好,如果你胆敢跟我耍什么花样,这礼拜还没过完,你会发现自己在淋浴间追着脑袋跑。”
“我懂。”安迪轻轻地说。
他当然懂,他懂得比我多,比其他任何人都多。
于是一九五〇年,我们这一伙负责翻修屋顶的囚犯,在工作结束前一天的早上十点钟,排排坐在屋顶上喝着啤酒,啤酒是由肖申克监狱有史以来最严苛的狱卒所供应的。啤酒是温的,不过仍然是我这辈子喝过的滋味最棒的啤酒。我们坐在那儿喝啤酒,感觉阳光暖烘烘地洒在肩膀上,尽管哈力脸上带着半轻视、半打趣的神情,好像在看猩猩喝啤酒似的,却都不能破坏我们的兴致。我们喝了二十分钟,这二十分钟让我们感到自己又像个自由人,好像在自家屋顶上铺沥青、喝啤酒。
只有安迪没喝,我说过他平常是不喝酒的。他蹲坐在阴凉的地方,双手搁在膝盖间摇晃,微微笑着,看着我们。惊人的是,竟然有这么多人记得安迪这副样子;更惊人的是,竟然有那么多人说安迪对抗哈力的时候,他们也在现场铺屋顶。我认为当天去工作的囚犯只有九个人或十个人,但是到了一九五五年,工作人员的人数至少已暴增到两百人,也许还更多如果你真的人家说什么都信的话。
总之,如果你要我说,我描述的到底是普通人、还是在加油添醋地描绘一个仿佛沙砾中珍珠般的传奇人物,我想答案是介乎两者之间吧。反正我只知道安迪杜佛尼不像我,也不像我入狱后见过的任何人。他把五百美金塞在肛门里,偷偷夹带了进来,但似乎他同时也夹带了其他东西进来——或许是对自己的价值深信不疑,或坚信自己终会获得最后胜利或只是一种自由的感觉,即使被关在这堵该死的灰墙之内,他仍然有一种发自内在的光芒。我知道,他只有一次失去了那样的光芒,而那也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
一九五〇年,美国职业棒球世界大赛开打的时候——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年费城人队在冠亚军大赛中连输四场——总之,那些姊妹再也不来骚扰安迪了。史特马和哈力撂下狠话,如果安迪跑去向他们或其他警卫告状,让他们看到他的内裤里再有一滴血,肖申克每个姊妹当晚都得带着头痛上床。他们一点都没反抗。我在前面说过,总是不停会有十八岁的偷车贼、纵火犯或猥亵儿童的人被关进牢里。所以从翻修屋顶那天开始,安迪和那帮姊妹就井水不犯河水了。
那个时候,安迪已经调到图书馆,在一个叫布鲁克的老囚犯手下工作。布鲁克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便进图书室工作,因为他受过大学教育,尽管布鲁克在大学念的是畜牧系,不过反正在肖申克这种地方,大学生如凤毛麟角,这跟乞丐没什么可以选择的余地是同一道理。
布鲁克是在柯立芝还在当总统的时候,赌输后失手杀了妻女而被关进来。他在一九五二年获得假释。像往常一样,政府绝不会在他还对社会有一点用处的时候放他出去。当罹患关节炎的布鲁克穿着波兰西装和法国皮鞋,蹒跚步出肖申克大门时,已经六十八岁高龄了。他一手拿着假释文件,一手拿着灰狗长途汽车车票,边走边哭。几十年来,肖申克已经变成他的整个世界,在布鲁克眼中,墙外的世界实在太可怕了,就好像迷信的十五世纪水手面对着大西洋时一样害怕。在狱中,布鲁克是个重要人物,他是图书馆管理员,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如果他到外面的图书馆求职的话,不要说图书馆不会用他,他很可能连借书证都申请不到。我听说他在一九五三年死于贫苦老人之家,比我估计的还多撑了半年。是呀,政府还蛮会报仇的:他们把他训练得习惯了这个粪坑之后,又把他扔了出去。
安迪接替了布鲁克的工作,他也干了二十三年的图书馆管理员,他用对付哈力的方法,为图书馆争取到他想要的东西。我看着他渐渐把这个原本只陈列读者文摘丛书和国家地理杂志的小房间(房间一直有个味道,因为直到一九二二年之前,这原本只是个放油漆的地方,从来也没有空调),扩充成新英格兰地区最好的监狱图书馆。
他一步一步慢慢来。他先在门边放了个意见箱,很有耐性地筛选掉纯粹开玩笑的提议,例如“请多买些黄色书刊”或“请订购逃亡的十堂课”然后整理出囚犯似乎认真需要的书籍。接着,他写信给纽约主要的读书俱乐部,请他们以特惠价寄来他们的精选图书,并且得到文学协会和每月一书俱乐部的回应。他也发现肖申克的狱友很渴望得到有关休闲嗜好的资讯,例如,有关肥皂雕刻、木工、各种手工艺和单人牌戏的专业书,还有在各监狱都十分抢手的加德纳和拉摩尔的小说,狱友们好像永远看不厌有关法庭的书。还有,他还在借书柜台下藏了一箱比较辛辣的平装书,尽管他出借时很小心,而且确保每一本书都准时归还,不过这类新书几乎每一本都很快就被翻烂了。
他在一九五四年开始写信给州议会。史特马那时已当上典狱长,他老爱摆出一副安迪只不过是只吉祥物的样子,经常在图书馆里和安迪瞎扯,有时还搂着安迪的肩膀,跟他开玩笑。但是他谁也骗不了,安迪可不是任何人的吉祥物。
他告诉安迪,也许他在外面是个银行家,但那早已成为过去,他最好认清监狱中的现实。在州议会那些自大的共和党议员眼中,政府花在狱政和感化教育的经费只有三个用途:第一是建造更多的围墙,第二是建造更多的铁窗,第三是增加更多的警卫。而且在州议会诸公眼中,被关在汤玛森、肖申克、匹兹费尔和南波特兰监狱的囚犯,都是地球上的人渣,是进来受苦的。假如面包里出现了几条象鼻虫,那还真他妈的不幸啊!
安迪依旧神色自若地微笑着。他问史特马,如果每年滴一滴水在坚硬的水泥块上,持续滴上一百万年,会怎么样?史特马大笑,拍拍安迪的背“你可活不了一百万年,老兄,但如果你真能活这么久,我相信到时候,你还是老样子,脸上还是挂着同样的微笑。你就继续写你的信吧,只要你自己付邮资,我会替你把信寄出去。”
于是安迪继续写信。最后,终于开怀大笑的人是他,虽然史特马和哈力都没机会看见。安迪不断写信给州议会,要求拨款补助监狱图书馆,也一再遭到拒绝。但是到了一九六〇年,他收到一张两百元的支票。州议会也许希望用这两百元堵住他的嘴,让他别再烦他们了。但安迪认为自己的努力已收到初步成效,于是加倍努力。他开始每周写两封信,而不是一封信。到了一九六二年,他收到四百元,此后十年中,图书馆每年都会准时收到七百元。到了一九七一年,补助款甚至提高到整整一千元。当然这无法与一般小镇图书馆的经费相比,但一千元至少可以采购不少二手侦探小说和西部小说。到安迪离开之前,你在肖申克图书馆中几乎可以找到任何你想看的书,即使找不到,安迪很可能也会为你找到。这时候的图书馆已经从一个油漆储藏室扩展为三个房间了。
你会问,难道这一切全因为安迪告诉哈力那笔意外之财该如何节税吗?答案是:对也不对。或许你自己也猜到是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