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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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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善策。

    此则非外结大将不可。我曾主张用董福祥。至于袁世凯,此人是董卓之流,如此机密大事,跟他千万不可轻易出口。

    以上是平铺直叙的解释,亦是林旭当时跟谭嗣同平心静气的解释。其中自有“吾谋适不用”之憾,而出以蕴藉之词,修养真可倾倒。

    兹再谈梁启超改诗的原因及作用,梁著戊戌政变记第六篇林旭传:

    林君子字暾谷,福建侯官县人,南海先生之弟子也。自童龀颖绝秀出,负意气,天才特达,如竹箭标举,于云而上。冠岁乡试冠全省,读其文奥雅奇伟,莫不惊之;长老名宿,皆与折节为忘年交,故所友皆一时闻人。其于诗词、散文皆天授,文如汉魏人;诗如宋人,波澜老成,奥深侬,流行京师,名动一时。皇上既知为康某弟子,因信任之;遂与谭君等同授四品卿衔入军机参预新政初二日皇上赐康先生密谕,令速出京,亦交君传出,盖深信之也。既奉密谕,谭君等距踊椎号;时袁世凯方在京,谋出密诏示之,激其义愤,而君不谓然,作一小诗代简,致之谭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盖指东汉何进之事也。

    如梁所言,泣谏何用?主恩难报。但又何进以往事,不主张用兵谏。然则,他究竟要干什么?莫非混一天是一天,坐待后党凌逼?照梁启超的解释,林旭的诗根本不通。

    梁启超自言“弟畜暾谷”但如上立论,抹煞事实,亦即贬低了林旭,殊欠友爱。

    按:林旭于八月初二日带出的密诏,大致为命康有为迅速出京,督办官报。原折已经在上谢恩折时附缴,不可得见。现所传者为康有为自己所陈述,而前后已有不符。康有为脱险后,在香港作奉诏求救文致各国公使,日本外交文书载有全文。今据黄彰健所引转录如下:

    朕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国求救,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

    但以后康有为在他处提到此密谕,只有“汝可迅速出外”删掉“国求救”三字。则作伪之迹,已是铁证如山。

    至于谭嗣同游说袁世凯时所出示的密诏,则为光绪致杨锐密诏的墨笔过录本。黄彰健对事的考证甚为精确。此诏的原件,在杨被害后,由杨锐之子庆昶,及其门人黄尚毅携返四川,在路上为避免搜查,将密诏缝于黄尚毅的衣领内。及至光绪崩后,袁世凯被逐,无所顾忌,乃于宣统元年六月十二日,由杨庆昶及黄尚毅上书都察院,请代缴密诏。其时参庆王的赵炳麟掌京畿道,经手其事。所辑光绪大事汇鉴载有全文,兹分段引录如下: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

    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

    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

    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套,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孰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所谓十九日之事,指七月十九,礼部主事王照(小航)上折言事,堂官不允代递。光绪一怒将满汉两尚书、四侍郎一律革职。所谓“六堂尽罢”与光绪十年将恭亲王等全班军机大臣逐出枢廷,同为满清一朝空前绝后的特例。今观光绪密诏,知慈禧已认为过重,则尽罢老谬昏庸之大臣,当然更不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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