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相识

    少年听雨歌楼上

    红烛昏罗帐

    壮年听雨客舟中

    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

    鬓已星星也

    悲欢离合总无情

    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忽然接到一通电话。

    “我是你高中时候同寝室的室友，我叫xxx，你还有印象吗？”

    我的记忆力很好，尤其是对于人。如果我过去的记忆是一首一首的歌，那么我身边的人就是自然而然镶在歌里的音符，我很难漏其中一个。除非，故意要忘记某些让我活得不舒服的人。

    “当然记得你。”我说。

    “很高兴能听到你的声音。”她说，但声音里并没有一点雀跃欣喜。

    “老朋友何必客套？”我的语调到底还是“训练有素”的客套了起来，因为时间让记忆老去，我发现我也不能免俗的让彬彬有礼来武装自己。咔啦，我听见，我脑袋里的某一个地方，防护罩忽然关上的声音。我暂时离开正在着手的故事和我的鼻子独享的咖啡香“安安全全”地回到现实世界来。总是这个样子，当我必须与“陌生人”沟通，还感应不到她的磁场时，总是这个样子。

    这个充满陌生人的城市里，谁能对谁，在三秒钟内“放开心胸”？谁？当我不再是一个来自下的小女孩，当我知道我只能靠自己，当我独自通过城市求生的种种考验后，我的脑袋里就多了一层透明的防护罩，像科幻电影里头的太空飘浮城市一样，要先辨别想进来的飞碟不是异类，才会让它进来。

    “不是客套，我真的很高兴，因为因为上一通电话我是打到纯的家里她妈妈告我说，她三年前去世了。”她说。我感觉到她在电话那头，松了口气。

    是的，我还活着，感谢主！我猜她想这么说“纯的事情，我知道。”我的语气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我想她有点沮丧，但我一点也不想扮演“新亭对泣”的囚犯。

    纯是肝癌去世的。在我印象里，她是个苹果脸的女孩，和我同乡，跟我一起上台北，念同一所女校，住同一个宿舍。总是笑声朗朗，非常乐天知命的样子。她不像少年的我——我想我当时一定有张讨人厌的苦瓜脸，埋怨一间斗室住八个人太多，埋怨洗澡要排队、衣服要用手洗、灯光太暗害得我近视不断加深，舍监像虎姑婆，老师有省籍歧视、功课太重、同学成绩比我好少年十五二十时，简直是天怒人怨。

    虽然现在我相信，好运会降临在乐观开朗的人身上，但我也相信，命运常常不按牌理出牌。

    纯一直活得开心。新婚赴美，却发现自己已是末期肝癌。住宿同学吃泡面和罐头是常有的经验，我们都是在拮据经费下、还想替父母省一点，因而自陷于肝癌危险群而不自知。一个后来学医的朋友这么分析。但病因常像抽签一样，抽中谁，谁才会中奖，谁也难以推断真正的罪魁祸首。

    只记得纯是我们之间省得凶的一个，因她是大姊，有不少弟妹在她之后。考大学，她如愿考上师范大学，纯选择师大，因为不必再回家里要学费、工作也有百分之百保障。毕业后嫁人一起赴美，据说也正过着穷学生日子。病像洪水来袭，临终前她母亲对她说，家里本来打算分给你两百万，恨没早点给她！早知道

    “早知道”是世上我们最常说的一句废话，我想。

    没有人能早知道。说此话时，总是悔之已晚，岁月难挽，徒留嗟叹。

    “早知道，应该早点打给她。”她幽幽的说。

    早点打给她，一样无济于她，有效的，只是减低一点自己的罪恶感。我心里冷冷的这么想。但再次回想她的来电，我惊觉到我自以为是的坚强是一种硬化症：我们会因为没办法陪朋友度过生命中的艰苦挣扎而有罪恶感，至少表示我们还有爱的能力，还有良善的人性，即使我们实际上不能为他们做什么。尽管我们只能让他有某人还“standbyme”的温暖。

    在这一刹那间，我忽然也有同样的罪恶感。我对自己微笑了。

    可是当时我对她说，改天出来喝杯咖啡吧。我像个城市人，客套的留下她的电话。她说这段时间她辞职在家思考一些问题。我自以为知情地告诉她，我在离开学校至今，也遭受过很多挫折，看过不少生离死别，想用冷漠的镇定来安顿两人的情绪。

    然后我像只缩头乌龟一样，不敢真正拿起话筒约她喝咖啡，我真的害怕如下场面：两个女人在咖啡厅里嗟叹韶光易逝、命运无情，楚囚相对。

    但梦偏不饶我，一群久未谋面的旧日朋友，究纷纷来入梦。

    梦醒，我怅然有所失——为什么都不联络了？他们到哪里去了？我关心，于他们无益，但我真的关心。

    他们还安好吗？

    我发现，在不断的悲欢离合中成长的我，往好处想，是独立而坚强；往坏处想，是逃避人情冷暖，因为自以为已洞知人情冷暖。

    我们绝望，其实是因为自己把房间的窗户全部封死，不让阳光进来；冷漠，则是一种把窗子逐渐封闭的过程。

    面对外面的世界会有伤害，但没有打开任何一扇窗，就不会有阳光。

    不能因为曾经失去亲爱的人，对其他人、其他情感的失去就冷漠如砖块。

    不能因为怕受闲言闲语伤害，就把每一个有可能试探心事、干扰情感的人，都当成“可能的坏人”不能因为曾为爱受伤，就害怕爱。就好像我们不能因每天外头都有事的发生而痘出门。

    我感谢她让我了解，我的防护罩下，还有爱的能力。我也记起住宿时期背熟的这首词。现在读来，对照自己的人生有点好笑。少年的我，是在嘈杂的马路边宿舍挑灯夜战，夏天差点热昏在没冷气的蚊帐中；还好，壮年的我若听雨客舟中，大概不必听断雁叫西风，若在客舟，客舟也必是豪华游轮，必然是吃饱睡足乐不思蜀；老年嘛，鬓已星星是必然，在哪里，我是不知道了，尽人事听天命便是。

    悲欢离合确实无情，但很高兴你在我也在，还是探出头，请你喝杯咖啡吧，静静看着曾经飘过的雨，或阳光。

    不要给自己有机会说早知道。人身难得，如优昙花。

    只想好好说再见

    我一直不喜欢太戏剧化的故事，总觉得转弯太大的。动不动就生离死别、哀感顽艳的故事非常洒狗血，只适合在八点档或九点半播放。

    我以为只是写小说的新手或者活得浅浅浮浮的人，才喜欢悲欢离合的戏剧化撞击。

    头顶的透明玻璃毫不抗拒天光云影，正午阳光当头洒落，我坐着坐着，感到一阵晕眩。看见她走进餐厅入口处，我举手向她示意：我在这里。

    很多年不见了，好像，自从我们告别少女时代后就未曾谋面。

    “你很准时。”她说。

    “我一向准时。”我答。我仿佛天生就是很守时间纪律的人。我不善等待，故不愿迟到，也不喜欢行色匆匆，我尽量不要让自己有“因为所以我晚来了”的借口。

    我也几乎铁口直断的认定，一个男人，如果他跟你约会老是迟到，他自己的人生必定缺乏自制力，再有什么雄心壮志，实行力一定很低。

    我们在高一时，同是离家到台北求学的孩子。我怯生生的带着行李搬进牯岭街的宿舍，她是第一个跟我打招呼的室友，第一天，她显然就对新环境非常适应。

    她说话的样子很有自信，理路清晰，我记得。而至今她仍未变，不施脂粉的她，脸庞仍如当初素净的少女。

    我们谈到贫乏简陋但却值得回味的宿舍生活、共有的已经离世的朋友。彼此忙碌的工作，还有我们这种少小离乡奋斗、非常害怕将来没出息会对不起家乡父老的心态。

    她说她曾没日没夜、一个人顾着六七部电脑终端机工作数年，感觉自己对生活的感觉被抽光，终于觉得自己应该停一停。

    她说她很坚定自己不需要婚姻，因为生命未必要经过“正确的”社会制度才圆满。

    我换了个位子，逃离越来越炽热的正午阳光。她说：我刚才从医院出来，医生告诉我胸部的硬块己呈不规则状，是恶性肿瘤，我正在想，怎样跟我妈讲

    我默然。

    我自己倒能接受。她说，有一次我跌断腿，事发时因为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竟然先问自己，如果只有一条腿，怎么办？我告诉自己，我还是会活下去；于是我又问自己，如果是骨癌呢？我又对自己说，也还可以接受，只要给我几天时间，让我处理一下未完成的事情，看看一些朋友，只想好好说再见。

    我怀疑着她的豁达，可是她的面容仍如阳光一般平静。我从没见过她激动的样子，任何时刻。

    入院开刀通知我一声，我会去看你。我努力使我自己和她一样平安宁静，虽然一切是那么措手不及。

    我想到为了要和她见面，我还曾挣扎过，我挣扎，因我有许多预设，因我害怕自己并不擅长聊天、也不擅长面对质疑，怕日子平地起波澜，因为真实的我在不“应工作要求演出”时，常恍惚怔忡如第一次步入高中宿舍的少女。

    我先天性的害羞，正如她先天性的成熟。我们好好吃完午饭，在午后骤雨即将电雷声引爆前，好好说了再见。

    我独自在懊热的阳光下散步了一会儿。长久以来，走路一直是我保持头脑平静的好方式，让我感觉我是个活生生的人，有一张不虚伪的面孔，让我体会：当下天下太平无事。

    走着走着，我从伪装的平静中走了出来，我看见自己无法遮掩的沮丧与惊讶，还有多愁善感。许多种情绪在我心中此起彼落、互相消长。

    多少年来，我一直企图不让喜怒哀乐影响我生活的节奏。我怕跟个性歇斯底里的人交朋友，因为我清楚，自己有这样的本质。如果不是多年独自生活的磨练、太多挫折与离别的考验，我想，我的情绪很容易变成一颗动不动就会被引爆的手榴弹，或者变成洒狗血专家。

    自小在情绪不稳定的环境中长大，又吃过苦、耐过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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