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人生之理想

道教徒则将自农夫乳桶内取饮乡村鲜牛奶。因为老子对于城市照会、消毒、a字甲级等等，必然将一例深致怀疑，而这种城市牛奶的气味将不复存天然的乳酪香味，反而着重大铜臭气。谁尝了农家的鲜牛奶，谁会不首肯老子的意见或许是对的呢？因为你的卫生官员可以防护你的牛奶免除伤寒菌，却不能防免文明的蠹虫。

    孔子学说中还有其他缺点，他过于崇尚现实而太缺乏空想的意象的成分，中国人民是稚气地富有想像力，有几许早期的幻异奇迹，吾人称之为妖术及迷信者，及后代仍存留于中国人胸中。孔子的学说是所谓敬鬼神而远之;他承认山川之有神祇，更象征的承认人类祖考的鬼灵之存在，但孔子学说中没有天堂地狱，没有天神的秩位等级，也没有创世的神话。他的纯理论，绝无参杂巫术之意，亦无长生不老之乐。其时虽笼罩于现实氛围的中国人，除掉纯理论的学者，常怀有长生不老之秘密愿望。孔子学说没有神仙之说，而道教则有之，总之，道教代表神奇幻异的天真世界，这个世界在孔教思想中则付阙如。

    故道家哲学乃所以说明中国民族性中孔子所不能满足之一面。一个民族常有一种天然的浪漫思想，与天然的经典风尚，个人亦然。道家哲学为中国思想之浪漫派，孔教则为中国思想之经典派。确实，道教是自始至终罗曼斯的:第一，他主张重返自然，因而逃遁这个世界，并反抗狡夺自然之性而负重累的孔教文化。其次，他主张田野风的生活、文学、艺术并崇拜原始的淳朴。第三，他代表奇幻意象的世界，加缀之以稚气的质朴的“天地开辟”之神话。

    中国人曾被称为实事求是的人民，但也有他的特性的罗曼斯的一面，这一面或许比现实的一面还要深刻，且随处流露于他们的热烈的个性，他们的爱好自由和他们的随遇而安的生活。这一点常使外国旁观者为之迷惑而不解。照我想来，这是中国人民之不可限量的重要特性。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常隐藏有内心的浮浪特性和爱好浮浪生活的癖性。生活于孔子礼教之下倘无此感情上的救济，将是不能忍受的痛苦。所以道教是中国人民的游戏姿态，而孔教为工作姿态。这使你明白每一个中国人当他成功发达而得意的时候，都是孔教徒，失败的时候则都是道教徒。道家的自然主义是付镇痛剂，所以抚慰创伤了的中国人之灵魂者。

    那是很有兴味的，你要知道道教之创造中华民族精神倒是先于孔子，你再看他怎样经由民族心理的响应而与解释鬼神世界者结合同盟。老子本身与“长生不老”之药毫无干系，也不涉于后世道教的种种符箓术。他的学识是政治的放任主义与论理的自然主义的哲学。他的理想政府是清静无为的政府，因为人民所需要乃自由自在而不受他人干涉的生活。老子把人类文明看作退化的起源，而孔子式的圣贤，被视为人民之最坏的腐化分子。宛似尼采把苏格拉底看作欧洲最大的坏蛋，故老子俏皮地讥讽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继承老子思想，不愧后起之秀者，当推庄子。庄子运其莲花妙舌，对孔教之假道学与不中用备极讥诮。

    讽刺孔子哲学，固非难事，他的崇礼义，厚葬久丧并鼓励其弟子钻营官职，以期救世，均足供为讽刺文章的材料。道家哲学派之憎恶孔教哲学，即为浪漫主义者憎恶经典派的天然本性。或可以说这不是憎恶，乃是不可抗的嘲笑。

    从彻头彻尾的怀疑主义出发，真只与浪漫的逃世而重返自然相距一步之差，据史传说:老子本为周守藏室史，一日骑青牛西出函谷关，一去不复返。又据庄子上的记载;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于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从此以后，道家哲学常与遁世绝俗、幽隐山林、陶性养生之思想不可分离。从这点上，吾们摄取了中国文化上最迷人的特性即田野风的生活、艺术与文学。

    或许有人会提出一个问题:老子对于这个逃世幽隐的思想该负多少责任？殊遽难下肯定之答复。被称为老子著作的道德经，其文学上之地位似不及“中国尼采”庄子，但是它蓄藏着更为精练的俏皮智慧之精髓。据我的估价，这一本著作是全世界文坛上最光辉灿烂的自保的阴谋哲学。它不第教人以放任自然，消极抵抗。抑且教人以守愚之为智，处弱之为强，其言曰:“不敢为天下先。”它的理由至为简单，盖如是则不受人之注目，故不受人之攻击，因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他又说:“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尽我所知，老子是以浑浑噩噩藏拙蹈晦为人生战争利器的惟一学理，而此学理的本身，实为人类最高智慧之珍果。

    老子觉察了人类智巧的危机，故尽力鼓吹“无知”以为人类之最大福音。他又觉察了人类劳役的徒然，故又教人以无为之道，所以节省精力而延寿养生。由于这一个意识使积极的人生观变成消极的人生观。它的流风所被染遍了全部东方文化色彩。如见于野叟曝言及一切中国伟人传记，每劝服一个强盗或隐士，使之与家庭团聚而重负俗世之责任，常引用孔子的哲学理论;至遁世绝俗，则都出发于道德的观点。在中国文字中，这两种相对的态度称之为“入世”与“出世”有时此两种思想会在同一人心上蹶起争斗，以其战胜对方。即一个人一生的不同时期，或评比两种思想也会此起彼伏，如袁中郎之一生。举一个眼前的例证，则为梁漱溟教授，他本来是一位佛教徒，隐栖山林间，与尘世相隔绝;后来却恢复孔子哲学的思想，重新结婚，组织家庭，便跑到山东埋头从事于乡村教育工作。

    中国文化中重要特征之田野风的生活与艺术及文学，采纳此道家哲学之思想者不少。中国之立轴中堂之类的绘画和瓷器上的图样，有两种流行的题材:一种是合家欢，即家庭快乐图，上面画着女人，小孩正在游玩闲坐;另一种则为闲散快乐图，如渔翁、樵夫或幽隐文人，悠然闲坐松荫之下。这两种题材，可以分别代表孔教和道教的人生观念。樵夫，采药之士和隐士都接近于道家哲学，在一般普通异国人看来，当属匪夷所思。下面一首小诗，它就明显地充满着道家的情调:

    松下问童子，

    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此种企慕自然之情调，差不多流露于中国所有的诗歌里头，成为中国传统的精神上一主要部分。不过孔子哲学在这一方面亦有重要贡献，崇拜上古的淳朴之风，固显然亦为孔门传统学说之一部分。中华民族的农业基础，一半建筑于家族制度，一半建筑于孔子哲学之渴望黄金时代的冥想。孔子哲学常追溯尧舜时代，推为历史上郅治之世。那时人民的生活简单之至，欲望有限之至，有诗为证: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掘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样崇拜古代即为崇拜淳朴。在中国，这两种意识是很接近的，例如人们口头常说“古朴”把“古代”和“素朴”连结成一个名词。孔子哲学对于家庭之理想常希望人能且耕且读，妇女则最好从事纺织。下面吾又摘录一首小诗，这是十六世纪末期陈眉公(继儒)遗给其子孙作为家训的箴铭的。这首词表面上似不属于道家哲学，而实际上歌颂素朴生活无异在支助道家哲学:

    闲居书付儿辈(清平乐)

    有儿事足，一把茅遮屋。若使薄田耕不熟，添个新生黄犊。闲来也教儿孙，读书不为功名。种竹浇花酿酒;世家闭户先生。

    中国人心目中之幸福，所以非为施展各人之所长，像希腊人之思想，而为享乐此简朴田野的生活而能和谐地与世无忤。

    道家哲学在民间所具的真实力量，乃大半含存于其供给不可知世界之材料，这种材料是孔教所摈斥不谈的，论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学说中没有地狱，也没有天堂，更没有甚么精魂不灭的理论。他解决了人类天性的一切问题，却把宇宙的哑迷置而不顾。就是于解释人体之生理作用，也属极无把握。职是之故，他在他的哲学上留下一个绝大漏洞，致令普通人民不得不依赖道家的神学以解释自然界之神秘。

    拿道家神学来解释宇宙之冥想，去老庄时代不久即见之于淮南子(纪元前一七八——一二二)，他把哲学混合于鬼神的幻境，记载着种种神话。道家的阴阳二元意识，在战国时代已极流行，不久又扩大其领域，参入古代山东野人之神话，据称曾梦见海外有仙山，高耸云海间，因之秦始皇信以为真，曾遣方士率领五百童男童女，入海往求长生不老之药。由是此基于幻想的立脚点遂牢不可破，而一直到如今，道教以一种神教的姿态在民间获得稳固之地位。尤其是唐代，道教曾经长时期被当作国教，因为唐代皇裔的姓氏适与老子同为“李”字。当魏晋之际，道教蔚成一时之风，其势力骎骎乎驾孔教而上之。此道教之流行，又与第一次中国文学浪漫运动有联系的关系，并为对待经汉儒改制的孔教礼义之反动，有一位著名诗人曾把儒者拘拘于狭隘的仁义之道譬之于虮虱爬行裤缝之间。人的天性盖已对孔教的节制和他的礼仪揭起了革命之旗。

    同时，道教本身的范围亦乘机扩展开来，在它的学术之下，又包括了医药、生理学、宇宙学(所谓宇宙学大致是基于阴阳五行之说而用符号来解释的)、符咒、巫术、房中术、星相术，加以天神的秩位政体说以及美妙的神话。在其行政方面，则有法师大掌教制度——凡属构成通行而稳定的宗教所需之一切行头，无不应有尽有。它又很照顾中国的运动家，因为它还包括拳术之操练。而巫术与拳术连结之结果，产生汉末的黄巾之乱。尤要者，它贡献一种锻炼养生法，主要方法为深呼吸，所谓吐纳丹田之气，据称久炼成功，可以跨鹤升天而享长生之乐。道教中最紧要而有用之字，要算是一“气”字，但这气字未知是空气之气，还是嘘气之气，抑或是代表精神之气？气为非可目睹而至易变化的玄妙的东西，它的用途可谓包罗万象，无往而不适，无往而不通，上自彗星的光芒，下至拳术深呼吸。以至男女交媾，所可怪者交媾乃被当作追求长生过程中精勤磨练的技术之一，尤多爱择处女焉。道家学说总而言之是中国人想揭露自然界秘密的一种尝试。

    五、佛教

    佛教为输入中国而构成中国人民思想一部分之主要的异国思想。它的影响之深远，可谓无远弗届，吾人至今称小孩儿的人形玩具或即称小孩自身为小菩萨，至若慈禧太后也称为“老佛爷”大慈大悲观世音与阿弥陀佛成为家喻户晓之口头语。佛教影响及与吾人之语言，及与吾人之饮食，及与吾人之绘画雕刻。浮屠之兴建，尤为完全直接受佛教之感动，它刺激了吾们的文学和整个思想界。光头灰氅，形貌与和尚无辨的人物，构成吾国社会的内层，佛教的寺院超过孔庙之数量，且为城市与乡村生活的中心，年事较长者常会聚于此以断一村之公事，并举行年祭有如都市中之公会。和尚及尼姑都能出入人家参与琐碎家务，如婚丧喜庆，非僧尼固不容顾问者，故小说上往往描写寡妇之失节，处女之被诱奸时，常非请此等宗教人物从中牵线不可。

    佛教在中国民间之效用，有如宗教之在其他国家，所以救济人类理性之穷。中国近世，佛教似较道教更为发达，各地建筑之道教的“观”倘有一所，则佛教的“庙”当有十所，可作如是比例。以前如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西藏班禅喇嘛广布圣水，受布者光是在北平南京两处已达数万人，其中包括政府大员如段祺瑞、戴季陶辈。而且庄严地受中央政府以及上海、杭州、南京、广州各市政府之隆重款待。又如一九三四年五月，另一西藏喇嘛名诺拉？葛多呼多者，曾为广东政府之贵宾，他竟公开夸耀:力能施展法术解除敌军施放之毒气，俾保护市民，而他的高明的星相学与巫术却着着实实影响某一军事领袖，使他掉转了炮口。其实倘使中国果能彻底整饬军备以抗御外族之侵略，宗教的影响力就不会如此之大，现在外族既不断压迫，中国之公理至此而穷，故他们转而乞灵于宗教。因为中国政治不能复兴中国，他们乃热望阿弥陀佛加以援手。

    佛教一面以哲学，一面以宗教两种性质征服了中国。它的哲学的性质所以适应于学者，它的宗教的性质，所以适应于民间。似孔子哲学只有德行上的哲理，而佛教却含有逻辑的方法，含有玄学，更含有知识论。此外，应是它的运气好，佛经的译文具有高尚的学者风格，语句简洁，说理透辟，安得不感动学者而成为哲学上的偏好品呢？因此佛教常在中国学术界占领优势，基督教固至今未能与之颉颃也。

    佛教哲学在中国影响之大，至改造了孔子哲学的本质。孔教学者的态度，自周代以降，即所谓述而不作，大抵从事于文字上的校勘和圣贤遗著之诠释。佛教之传入，众信约当耶稣纪元第一世纪，研究佛教之风勃兴于北魏东晋之际，孔教学者受其影响，乃改变学风，自文字校勘变而从事研究易理。及至宋代，在佛教直接影响之下，兴起数种新的孔教学派。称为“理学”由于他们的传统的成见，他们的治学精神还是着重于道德问题，不过将种种新名辞像性、理、命、心、物、知，置于首要地位。那时热心于易经的研究，猛然抬头;易经一书，乃为专事研究人事变化的学术专著;宋代理学家尤其是程氏兄弟，都经深研佛学，挟其新获得的悟性，重归于孔教。故真理的认识，如陆九渊，即用佛学上的字义，称为“觉”佛教并未改变此等学者的信仰，却改变了孔子哲学本身的要旨。

    同样强大的是它所影响于著作家的力量，如苏东坡之辈，他们虽立于与理学家对抗的地位，但也颇以游戏三昧的姿态，用他们自己的轻松而爱美的笔调，玩玩佛学。苏东坡常自号曰“居士”这两个字的意义为:一个孔教学者幽栖于佛学门下而非真为和尚者。这是中国发明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容许一个佛教徒过其伉俪的生活，但茹素戒杀而已。苏东坡有一位要好的朋友，便是一位有学问的和尚，叫做佛印。苏东坡与佛印二人之不同，仅在其彻悟的程度之差。此时正当佛教在钦命保护之下发皇的时代，国家至为立官书局专事迻译佛经。一时僧尼之众，达五十万余人。自苏东坡称居士以后，大半由于他的文才之雄伟的影响力，许多著名学者多仿效之，倘非真的出家为僧，则竞称居士而玩玩佛学。每当政局紊乱或朝代更易之秋，无数文人往往削发逃禅，半为保全生命，半为对于乱世的悲观。

    在一个混乱的国家，一个宗教以世界为空虚可能提供逃避尘世悲痛多变之生活的去处，这种宗教之流行而发达，固非怪事。一个学者出家始末的传记，常能增进吾人对于佛教流行因素之某种程度的了解。明代陆丽京的传记，便是有价值的材料之一，此传记出自他的女儿的手笔，首尾完好，堪为珍爱。陆丽京为明末清初之人物，年事已高，一日忽告失踪。隔了许多岁月，曾一度重进杭州城，来治疗胞弟的疾病;他的妻儿即住居贴邻的屋子，而他竟掉首不顾，竟不欲一行探望自己的家庭。他对于这人生的现象应有何等彻悟，才取如此行径！

    你倘使读了陆丽京传记，便不难明白: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按陆丽京早年负诗名，为西冷十子之冠。清初，庄廷史祸作，陆氏被株连入狱，提解北京，阖家锒铛就道。庄廷以大不敬论罪，预其事者，法当诛，丽京自分无生望，行前因往诀别于宗祠，跪拜时曾默祷曰，万一侥幸得全首而南归，当削发为僧。系狱久之，果得白，逐践宿诺出家。由此看来佛教乃为生死关头不自觉的现形，是一种对抗人生痛苦的报复，与自杀出于同一意味。明代有许多美丽而才干之女子，因时局之不幸的变迁，丧失其爱人，因遂立誓出家。清世祖顺治之出家，其动机与此有同一之意味。

    但是除了此种消极的向人生抗议，尚有佛教的态度，佛教在民间已具有类乎福音的潜势力，大慈大悲即为其福音。它的深入民间最活跃最直接的影响为轮回转生之说。佛教哲学并未教中国人以厚遇禽兽，但很普遍的约制牛肉之消费。中国固有的中庸之道，颇似鼓励人民消费猪肉，认为这是不得已的罪过，其理由为猪猡一物，除供食用以外，其用途远较牛马为小。但是中国人的先天的觉性上，总感觉宰牲口的屠夫是犯罪的，而且忤逆菩萨之意旨的。当一九三三年的大水灾，汉口市政府下令禁宰牲口三天，谓之断屠，所以向河神赎罪。而且这个手续是很通行的，一遇水旱灾荒，随处都会实行起来。茹素忌荤，难于以生物学的见地来辩护，因为人类是生而为肉食的;但是他可以从仁爱的立场上来辩护，孟子曾感觉到这种行为的残忍，但却舍不得完全摒弃肉食，于是他想出了一条妙计，遂宣布了一个原则，说是:“是以君子远庖厨也”理由是一人未经目睹庖厨中宰杀的残忍行为，就算孔教哲学的良心藉以宽解下来了。这个食物困难的解决方法，即是中庸之道的典型。许多中国老太太颇有意于巴结菩萨，却是舍不得肉食，便在另一个方式下应用中庸之道，那便是间续的有定期的吃蔬斋，斋期自一日至三年不等。

    然大体上，佛教确迫使中国人承认屠宰为一不人道之行为。这是轮回转生说的一种效果，转生说盖使人类仁爱同侪，亦仁爱畜兽。因为报应之说，使人警戒到来生可能的受苦;像眼前目睹的病痛苦楚的乞丐，或污秽恶臭的癞皮狗，都可为有力的直接教训，胜于仅凭臆说而无确证的尖刀山地狱。实在一个忠实的佛教徒确比常人来得仁爱、和平、忍耐，来得慈悲。然他的博爱，或许不能在道德上占高估的价值，因为每施舍一分钱或布施一杯茶于过客，都是希望为自己的未来幸福种下种子，所以是自私的。可是哪一种宗教不用此等诱饵呢？威廉詹姆士俏皮地说:“宗教是人类自私史上最重要的一章”人，除了真挚的仁人君子，似颇需要此等诱饵。总而言之，佛教确促起了一般富裕人家的伟大事业，使他们慷慨掏其腰包在大暑天气用瓦缸满盛冷茶，备置路旁，以便行人。不管他的目的何在，总算是一件好事。

    许多中国小说，确有描写僧尼之卑劣行为者，所是基于全人类的某种天性，总喜欢揭露伪善者的内幕。所以把中国和尚写成卡萨诺发(csanova)那样的人物，加上以巫术与春药之类的秘技，是很平常的。实际也确有这种的事情，例如浙江省的某处，那里的一所尼姑庵实在是一个秘密卖淫窟。不过就大体上讲，大多数和尚是好的，是退让谦逊优雅的善人，倘把罪恶加之一切僧尼是不公平的。倘有任何恶僧的干犯法纪，只限于少数个人，而小说中的描写，因为要绘声绘形，写得生动，也未免言过其实。照我个人的观察，大部分和尚是营养不足，血虚体弱之辈，不足以闯乱子。此外，一般人对于中国之“性”与宗教的关系，尚未观察得透彻，致有误会。在中国，和尚之与艳丽华服的妇女接触之机会，比较其他任何各界人士为多。譬如每逢诵经拜忏，或到公馆人家做佛事，或在寺院中做功德，使他们日常的与一般妇女相接触。她们平时老与外界社会相隔绝，受了孔教束缚女性之赐，她们欲一度抛头露面于社会，其惟一可靠之借口，只有拜佛烧香之一道，每逢朔望或胜时佳节，寺院变成当地美人儿的集会所，妇人闺女，各各打扮得花枝招展，端庄动人。倘有和尚暗下里尝尝肉味，他也难免不偶尔干干越轨行动，除此之外，许多大寺院每年收入着实可观，而许多和尚手头也颇为富裕，这是近年来发现的许多不良案件之原委所在。一九三四年，曾有一位尼姑胆敢具状上海法院，控告一位大和尚诱奸。甚么都可以发生在中国！

    我在这里举一个文学上美丽的例子，他描写僧尼的性的烦闷，这是一段昆曲，叫做思凡，那是很受欢迎的题材，故采取此同样题材，被之管弦者，曾有数种不同之歌曲。下面一段是从中国著名剧本缀白裘里头拣选出来的，其文辞堪当中国第一流作品之称而无愧色，其形式采用小尼姑的口吻独白。

    思凡

    削发最可怜，禅灯一盏伴奴眠，光阴易过催人老，辜负青春美少年。

    小尼赵氏，法名色空，自幼在仙桃庵内出家，终日烧香念佛，到晚来孤枕独眠，好凄凉人也！

    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父削去了头发，每日里在佛殿上烧香换水。见几个子弟们游戏在山门下，他把眼儿瞧着咱，咱把眼儿瞧着他。他与咱，咱与他，两下里多牵挂。冤家怎能够成就了姻缘，就死在阎王殿前，由他把那碓来舂，锯来解，把磨来挨，放在油锅里去炸，阿呀，由他！只见那活人受罪，哪曾见死鬼带枷？阿呀，由他！火烧眉毛，且顾眼下！火烧眉毛，且顾眼下！

    只因俺父好看经，俺娘亲爱念佛，暮礼朝参，每日里在佛殿上烧香供佛，生下我来疾病多，因此上把奴家舍入在空门。为尼寄活，与人家追荐亡灵，不住口地念着弥陀;只听得钟声法号，不住手的击磐摇铃，擂鼓吹螺;平白地与那地府阴司做功课，蜜多心经都念过，孔雀经，参不破。惟有莲经七卷是最难学，咱师父在眠里梦里都叫过，念几声南无佛哆哆萨嘛呵的般若波罗;念几声弥陀，恨一声媒婆，念几声娑婆呵，哎！叫叫一声没奈何;念几声哆哆，怎知我感叹还多？

    越思越想，反添愁闷，不免到回廊下散步一回，多少是好。

    (她走到五百尊罗汉旁边，一个个塑得好庄严也。)

    又只见那两旁罗汉塑得来有些傻角锊，一个儿抱膝舒怀，口儿里念着我，一个儿手托香腮，心里儿想着我;一个儿倦眼半开，朦胧的觑着我，惟有布袋罗汉笑呵呵。他笑我时光挫，光阴过，有谁人，有谁人肯娶我？这年老婆婆！降龙的恼着我，伏虎的恨着我，那长眉大仙愁着我，说我老来时有什么结果！

    佛前灯前，做不得洞房花独，香案积厨做不得玳筵东阁;钟鼓楼做不得望夫台，草蒲团做不得芙蓉软褥。奴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汉，为何腰系黄绦，身穿直缀，见人家夫妻们洒乐，一对对着锦衣罗。阿呀，天呵！不由人心热如火，不由人心热如火。

    今日师父师兄多不在庵，不免逃下山去，倘有机缘亦未可知。

    奴把袈裟扯破，埋了藏经，弃了木鱼，丢了铙钵。学不得罗刹女去降魔，学不得南海水月观音座，夜深沉，独自卧;起来时，独自坐。有谁人孤栖似我，似这等削发缘何？恨只恨说谎的僧和尼，哪里有天下园林树木佛，哪里有枝枝叶叶光明佛，哪里有江湖两岸流沙佛，哪里有八万四千弥陀佛。从今去把钟楼佛殿远离却，下山去寻一个年少哥哥，凭他打我骂我，说我笑我，一心不愿成佛，不念弥陀般若波罗。

    好了，且喜被我逃下山来了。

    读了这一段曲，可见佛教束缚中的女性，她的心还是活跃的。但是佛教一方面固镇压了僧尼的情欲，另一方面替一般在俗的善男信女开辟了一条情感上的出路。第一点，它使得妇女们的礼教束缚不似前此之严密而较为可耐。妇人之常喜光顾庙宇，其心比之男性为热切，盖即出于天然的情感上之需要，俾领略领略户外生活;而妇女常多立愿出家，未始非出于此同样动机。因此每月朔望或胜时佳节，姑娘太太们在深闺里十几天前就在焦急地巴望着了。

    第二点，每年春季的香讯，才给予消瘦的浪游欲者以适宜之出路。此香讯大抵在每年的仲春，适当耶稣复活节前后。倘有不能作远距离旅行者，至少可以在清明日到亲友坟上去痛哭一场，同样可获得情感上的出路之效果。凡环境许可的人，可以穿一双芒鞋，或坐一顶藤轿，到名山古刹去朝拜一番。有许多厦门人，每年春季，至今一定要坐着手摇船，远远的经过五百里路程，到浙江宁波沿海的普陀去进香。在北方则每年上妙峰山作朝山旅行是流行习俗，几千几万的香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背一只黄袋，曳一根手杖，蜿蜒前进，夜以继日，巴巴的去参拜圣寺。他们之间，流露着一种欢娱的神情，一如乔叟(chaucer)当时，一路上谈谈山海经，宛与乔叟所写的故事相仿佛。

    第三点，他给予中国人以欣赏山景的机会，因而大多数寺院都建筑于高山美景之处。这是中国人度着日常乏味生活之后的一乐。他们到了目的地，则寄寓于清雅的客舍，啜清茶，与和尚闲谈。这些和尚们是文雅的清谈家，他们款待香客以丰盛的素斋而收获可观的报酬于银柜。香客乃挟其饱满的新鲜精力，重返其日常工作，谁能否认佛教在中国人生机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呢？

    小引

    通览前篇之所述，吾人可得一中华民族之精神的与伦理的素质之鸟瞰，同时并领略其人民之一般的人生理想，人生理想也者，谓为左右人民生活的基本范型之一大原动力，殆非过夸之辞。然吾人于中国人民生活之实际情况——其两性关系，其社会的、政治的、文学的、艺术的各方面，尚待续予探讨，概括言之，下篇所讨论之范围，将包含妇女问题，社会问题，暨文学与艺术各端。最后一章，并殿以专论中国人民的生活艺术之文字，此所谓生活艺术，为中国人民素所怀服而习行者。此等材料，又可分归两大部类，妇女、社会、政治三者，天然具有互为连锁之关系;盖了解了妇女生活和家庭的情况，你将连想的理会得中国人民之社会生活，而真切地了解了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始可理解中国政治与司法的行政机构之内情。这些有形而显著的人民生活景象又自然而然导引至研究文化上较为微妙而不甚显著的问题，特殊若艺术园地，它的观察的眼界与发展的历史盖完全不同于西洋而为中国所独有者。中国文化为世界数种纯粹固有文化之一，故与西洋文化一加比较，可发现许多饶有兴味之特点。

    文化也者，盖为闲暇之产物，而中国人固富有闲暇，富有三千年长期之闲暇以发展其文化。在此长长三千年中，他们固饶有闲暇时间以清坐而喝香茗，悄然冷眼的观察人生;茶坊雅座，便是纵谈天地古今之所，捧着一把茶壶，他们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质的精髓，他们还有许多闲暇时间来谈论列祖列宗，深思熟虑前代俊彦之功业，批评他们的文艺体裁和生活风度之变迁，参照历史上之因果，藉期理解当代人生的意义。由于这样的闲谈熟虑，历史的意义乃始见伟大，它被称为人生之“镜台”它反映出人类生活的经验，俾资现代人民之借鉴，他好像汇萃的川河，不可阻遏，不尽长流。史籍的写作因以成为最庄严重要的一种文学，而诗的写作成为最高尚最优美的抒情的手段。

    每当酒香茶热，炉烟袅袅，泉水潺潺，则中国人的心头，将感到莫名的欣悦;而每间隔五百年或当习俗变迁，新势力笼罩之下，他们的创造天才将倍感活跃，或在诗歌的韵律方面，或在瓷器的改良方面，或在园艺的技术上，常有一种新的发明，民族的生命乃复继续蠕动而前进。他们常喜悬拟所谓永生不灭的一种幻想，虽只当它是永远不可知，永远是揣测的一个哑谜。却不妨半真半假，出以游戏三昧的精神，信口闲谈闲聊。用同样的态度，他们揣测着自然界的神秘:雷霆、风雪、闪电、冰雹，以及人体机构之作用，如涎液与饥饿之关系。他们不用试验管和解剖刀。他们有时觉得世间一切可知的知识都给自己的祖宗发掘穷尽了，人类哲理的最后一字已经道出，而书法艺术的最后风韵，已经发明。

    职是之故，他们终生营营，着重于谋生存，过于谋改进。他们耐着无穷痛苦，熬着倦眼欲睡的清宵，所为者，乃专以替自私的庭园花草设计，或则精研烹调鱼翅之法，五味既调，乃出以波斯不可知论诗人奥玛开俨(omarkhayyam)同等之特别风味而咀嚼之。如是，他们在生活艺术之宫既已升堂入室，而艺术与人生合而为一。他们终能戴上中国文化的皇冕——生活的艺术——这是一切人类智慧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