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的苦工。”

    另一护士在门口探头。她很好奇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她眼看我痛得要死，却静静地不吭一声。

    我没想到还有这一招，但是我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她们越发奇怪了。“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

    护士抱了娃娃来给我看，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她拍活的。据说娃娃是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我还未十分清醒，无力说话，又昏昏睡去。

    钟书这天来看了我四次。我是前一天由汽车送进产院的。我们的寓所离产院不算太远，但公交车都不能到达。钟书得横越几道平行的公交车路，所以只好步行。他上午来，知道得了一个女儿，医院还不让他和我见面。第二次来，知道我上了闷药，还没醒。第三次来见到了我；我已从法兰绒包包里解放出来，但是还昏昏地睡，无力说话。第四次是午后茶之后，我已清醒。护士特为他把娃娃从婴儿室里抱出来让爸爸看。

    钟书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阿圆长大后，我把爸爸的“欢迎辞”告诉她，她很感激。因为我当时还从未见过初生的婴儿，据我的形容，她又丑又怪。我得知钟书是第四次来，已来来回回走了七趟，怕他累坏了，嘱他坐汽车回去吧。

    阿圆懂事后，每逢生日，钟书总要说，这是母难之日。可是也难为了爸爸，也难为了她本人。她是死而复苏的。她大概很不愿意，哭得特响。护士们因她啼声洪亮，称她misssinghigh，译意为“高歌小姐”译音为“星海小姐”

    单人房间在楼上。如天气晴丽，护士打开落地长窗，把病床拉到阳台上去。我偶曾见到邻室两三个病号。估计全院的单人房不过六七间或七八间。护士服侍周到。我的卧室是阿圆的餐室，每日定时护士把娃娃抱来吃我，吃饱就抱回婴儿室。那里有专人看管，不穿白大褂的不准入内。

    一般住单人房的住一星期或十天左右，住普通病房的只住五到七天，我却住了三个星期又两天。产院收费是一天一几尼（guinea———合1。05英镑，商店买卖用“镑”计算，但导师费、医师费、律师费等都用“几尼”），产院床位有限，单人房也不多，不欢迎久住。我几次将出院又生事故，产院破例让我做了一个很特殊的病号。

    出院前两天，护士让我乘电梯下楼参观普通病房———一个统房间，三十二个妈妈，三十三个娃娃，一对是双生。护士让我看一个个娃娃剥光了过磅，一个个洗干净了又还给妈妈。娃娃都躺在睡篮里，挂在妈妈床尾。我很羡慕娃娃挂在床尾，因为我只能听见阿圆的哭声，却看不到她。护士教我怎样给娃娃洗澡穿衣。我学会了，只是没她们快。

    钟书这段时间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我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我们在伦敦“探险”时，他颧骨上生了一个疔。我也很着急。有人介绍了一位英国护士，她教我做热敷。我安慰钟书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我认认真真每几小时为他做一次热敷，没几天，我把脓拔去，脸上没留下一点疤痕。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钟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钟书顺利地通过了论文口试。同届一位留学牛津的庚款生，口试后很得意地告诉钟书说：“考官们只提了一个问题，以后就没有谁提问了。”不料他的论文还需要重写。钟书同学院的英国朋友，论文口试没能通过，就没得学位。钟书领到一张文学学士文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