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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钱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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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力量。他视野开阔,善于捕捉重大的话题,善于从大处着眼,善于小中见大,化微为著。钱理群十分注意一个具体学术问题的“时空座标”他笔下经常出现“20世纪”、“中国”、“中西”、“大”等词汇

    ,这些词汇今天已经成了青年学者文章中的常用词。这种大思维方式既是得益于马列主义的基本素养,更是决定于对自身生存境况的强烈关注。钱理群经常号称自己善于从别人那里“偷”各种理论和方法,他的论著中也的确什么顺手用什么,从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神话理论到接受美学乃至女权主义,但是他用来“偷”这些和驾驭这些的最基本的功夫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思辩哲学,包括从人的基本生存境况出发去研究人的精神产品,从上层建筑各部分的互动关联中去考察文学等。所以他的思想始终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大”的气势。

    钱理群思想方式的第三个特点是善于抓取“意象”即研究客体中反复出现的那些最能表现“本质”的典型语汇。这种思想方式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需要有极强的“悟性”而这所谓“悟性”不是神秘兮兮自欺欺人的,它实际就来自对自己生活的切肤体验并把这种体验投射到研究中去。如钱理群在鲁迅身上抓取了“绝望”、“抗争”在周作人身上抓取了“苦住”、“兴趣”在话剧问题上抓取了“大舞台”和“小舞台”在40年代文学中抓取了“流亡”和“荒野”在1948年文学中抓取了“生存”和“挣扎”这些意象的选取事实上都是一种主客观的契合。当不能找到合适的意象时,钱理群的研究就不能深入进行下去。一旦找到了合适的意象,则如同杠杆找到了支点“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这种研究方法是钱理群在学术实践中自己摸索形成的,但还没有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得到系统的总结和推广。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种方法具有将“现象学”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的特点。但它同时又带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诗学的某种气息。或许不必急着去总结它,让它在流动中发展下去更好。总结常常意味着凝固。

    除了是一位优秀的学术研究者之外,钱理群还是一位卓越的学术研究组织者,或者说是学术战略家。钱理群经常宣布他的研究计划,经常为别人和整个学科策划研究步骤。他对自己的专业有着良好的把握,不但熟悉各个具体研究对象,而且熟悉研究队伍,他心中装着一幅详细的学术导游图。他对别人的生活也许不大懂,但他知道谁研究什么最合适。他对专业研究的进展保持着比较宏伟的构想,比如他认为目前应当进行出版研究、校园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文学与政治研究等等,他已经把这些研究课题布置或建议给其他的研究者。在他周围,出现了一种“规模研究”的集团优势。这对于今后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

    钱理群目前无论在专业领域,还是在整个知识文化界,都已经获得了比较高的声誉。声誉高了,自然也会使不同角度的人觉得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在我看来,钱理群的研究似乎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平衡问题。在80年代就有人对我说:“你干吗跟钱理群学呀?钱理群不是搞文学的。”这话显然是把“文学”看得太窄了,但它曲折地表达出了一种感觉。钱理群的历史唯物主义有时不能与他的意象法结合得天衣无缝,的确有现实关怀的激情不是从文本分析中得出来的时候。如果从针对这一问题的角度出发,我是赞同把“学理”与“关怀”适当分别处理的。

    第二个问题是启蒙的姿态。钱理群的姿态是崇尚独立思考,一切从自我出发,真诚,不受羁勒。但是,纯粹的“独立思考”是不存在的。我们日常所强调的“独立思考”是指不受权威引导,不随波逐流,而不是绝对的空无依傍。钱理群有时天真地以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忘了任何人都是不自觉地代表一定的社会利益群体的。他以为自己代表的是大多数和历史的正义,但有时情况很复杂,会变化。钱理群强调既不做权势的帮忙与帮闲,也不做金钱的帮忙与帮闲,也不做大众的帮忙与帮闲,但你毕竟“非忙即闲”地生活着,你的发言客观上一定是对有某些人有利、对某些人不利。不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一味“真诚”和“自由”着,就有可能引起错误的掌声,甚至发生亲痛仇快的事情。

    不过我想,钱理群是具有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精神的,这些问题,他也许正在思考。钱理群的思想还远没有完全定型,今天对他的这些臧否,只能算是边走边唱的眉批和回评,离整本连篇的总评还远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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