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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难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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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无论“捍卫五四”还是“颠覆五四”在今天这个言说泛滥的时代,恐怕都只具有当下话语的意义,所捍卫和颠覆的,其实都是某种现实,与“五四”本身的关系,虽不能说是“干卿底事”却也实在构不成一种“映射”因为我们和“五四”之间,已经隔了一座又一座长长短短的亭子,而我们自己,还在继续建造我们的亭子,所以“五四”首先从现象学的意义上来说,是“往日不可追”的。

    其次“五四”的风采气象,也是我们只能神往而无法仿效的。“五四”之前和“五四”之后,中国都不乏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或者用貌似学术的说法,叫做“学生干政”(不明白为什么学生关心政治,就叫做“干”学者,以舌杀人者也。)但“五四”是惟一取得全面胜利并且左右了此后国家发展趋向的一次。为什么?

    “五四”的全面胜利并不是由于北洋政府的民主开明(依照某些时髦学者的说法,北洋政府比国民党政府民主,国民党政府又比xxx政府民主),而是由于北洋政府的软弱无力。

    而学生们为什么要闹“五四”?恰恰是因为学生们愤恨于北洋政府的软弱无力。

    北洋政府软弱得发不出薪水,发不出军饷,丧权辱国,内忧外困。国家一盘散沙,人民怨声载道。明明是“战胜国”(1919,不战而胜),却享受战败国的待遇。而中华民国已然成立八年,学生们所受的教育是现代“文明”教育,他们认为中国在世界上理当有平等的一席之地。罗家伦等“高材生”就十分崇拜威尔逊,相信列强是会跟中国讲平等博爱的,全是中国的政府不好,不爱国,不敬业,不强大,不权威。因此,学生们揭竿而起(他们挑下曹汝霖家屋上的瓦片,号称“揭竿而起”)的目的,是热情呼唤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强有力地管理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统一、富强,外无寇,内无匪,安定团结,欢乐祥和。那样,21世纪就会是俺们中国的世纪。(那时就不必再跟威尔逊们讲什么平等了。)

    于是“五四”的学生们就闹得令我们今天颇有几分难以接受。他们闯入私人住宅,殴打国家的中央级领导(章宗祥跑入一家油盐店,被学生追上去,打得半死),还放火烧房。(这不就是“打砸抢”吗?主张“文革的根源是五四”的学者又有了“扎实”的论据。)这从法律上来讲,无论如何是要到法庭上去给个说法的。所以警察抓了32个学生和1个店员,应属于正常执行公务。

    可是学生大闹特闹,硬说赵家楼的火是老曹家自己放的。政府无奈,第三天就放了人。学生一看政府是纸老虎,就从此天天游行,日日叫骂。政府气急败坏,没心没肺地一下抓了一千多名学生,关在北大的二院三院,用了六七百名军警看守。没想到北大学生全体出动,扛着行李,要求集体坐牢。消息传到各界,全国沸腾,罢工,罢市,罢教,罢演。政府撑不住了,马上到“监狱”给学生道歉,恭请学生迈步出监。学生反倒端起架子,就是不出来。经过再三恭请,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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