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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题谈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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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题目的文章实在不好做,就像没有项目的奥运会一样。倘若撒开缰绳漫无边际地扯上一通,难免被裁判为态度不严肃的墙头芦苇;倘若揣着裁判员的心思绞尽脑汁地大显其观诗慧眼,则又有企图凌越新诗专家的嫌疑。唐朝的科举我总有点看不惯,如果不是恩师看中了那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话,凭白居易的本事,还真说不定弄它个“八十老童生”呢。冒犯,冒犯。

    由此便想到,为什么胡适在答复絮如的信中,对他所了解的卞之琳的第一盏灯进行辩冤,而他不熟悉的何其芳的扇上的烟云却表示“哀怜”呢?

    自从读了“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之后,胡适的形象在我心中便永远也膨胀不起来了。据说他把名字改为“适”来源于天演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如果说在个人生活上他还可算个“适者”那么在文学见解上,他就越来越远离“优胜”而走向“劣败”了。从1937年独立评论上那场关于新诗“看不懂”的争论,我觉得胡适在美学观念上已经到了江淹的更年期。念念不忘把自己摆在新文学“第一盏灯”的地位,结果却大有化作“扇上的烟云”之虞也。

    无疑,胡适是个功臣。尝试集勇敢地扯下裹了千百年的脚带,在金莲玉笋的辱骂和轰笑声中,跌跌撞撞地印下一串解放的足迹。于是,便在一片天足的杂沓纷纭中,新诗走出了它的第一个十年。

    但是,这种原始的新诗如果一成不变地保留其生活方式,那夭折就不远了。早期原始社会人的寿命都不过十几岁而已。需要出英雄,于是,新文学史又亮起了第二个“第一盏灯”即以汉语为外语的李金发。

    李金发以走私法国的象征主义而青史留名。我在春风不度玉门关——象征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鸟瞰一文中某些有关的话,不妨剽窃于此:

    法国象征主义如同一股世纪初的春风,飞越千山万水,吹到中国这座刚刚解冻的花园,为放足不久的诗坛带来异域的芳香,带来新奇美的艺术追求,使中国产生了一批幼稚而又早熟的“七岁的诗人”(兰波诗题)。然而,中国的血型似乎永远是“ab”可以容纳一切,但一切最终要变成“ab”仅仅十余载,象征主义就昙花一现,枯萎于现实主义灼流滚滚的夏天。进步的艺术流派何以夭折呢?

    首先,中国诗坛乃至全民族的审美胃口实在太弱了,承受不了如此之大补。连胡适、艾青这样的大家都摇头侧目,只好慢慢地来了,此发展规律之必然。

    其次,作品实在幼稚,佳作极少。试作定量分析,可知模仿远远大于创造,长期竞争不过浪漫派和现实派,与法国祖师相比也有辱门风。只是到了上世纪30年代中期,才勉强占领了几年制高点,不过,那已是中国化的象征主义了。

    追求主体原因,则可看出诗人缺乏对诗歌发展规律的高层次把握,对古典诗歌修养不够,语言学知识欠缺,理论与创作分家等等。

    终于,我们只好叹息一声“春风不度玉门关”了。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一书中似乎也隐隐包含了这种情调。今天,把李金发这盏灯拾起来,只能是“自将磨洗认前朝”了。由于上述那些原因如今都已基本解决,所以,二三十年代那些风得以顺利地吹过来了,但可惜已不是春风了。

    现代诗歌的研究,应该成为中国新诗如何发展的重要依据。亦步亦趋,终非久计;何去何从,有待深思。舒婷与北岛,早已不再是少年时的江淹了。现代派现代派,很多人可以把梦话拿去发表,标榜为现代派。一切概念皆有其历史性。现实主义倘若一味坚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结果必然将诗坛变成没有项目的奥运会。一种体育项目,玩的人多了,奥运会就分给它一块金牌,以后没人玩了,没人看了,自然无人报名,项目自然取消。但在体育史上,还是要研究它的起源发展、规模影响,谁拿过冠军,是否被观众认为粗暴野蛮不道德等等。例如拳击,是应该改革竞赛规则,还是一律以公开斗殴拘捕呢?

    我有个想法,觉得诗歌这种形式在人类的艺术史上进入了晚年。记得在哪本刊物上看到过相似的观点,颇为欣慰。我认为,对现代派诗歌的研究最能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或肯或否,因为现代派是新诗艺术的珠穆朗玛峰。

    (发表于敦煌诗刊2002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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