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正常的院长的薪水,不教学生,每年上几次大课。人文学院分文史、哲学、外国哲学、艺术等8个系,本来我是给人文学院上大课,其他学院也来听。有时候讲课时应该坐800人,却坐了一两千。别的学校的学生也想来但不能来。来听课时必须要发票,保安人员不让其他人员进来。有的同学为了拿到票还要请别人吃饭。我上大课都是座谈的形式,话题都是学生提出来的。
问:您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担任了4年院长、3年博导,你平时如何带博士生?课程怎样安排?
金庸:我有三个博士生,两个女弟子。有一个山西大学的,有一个清华大学硕士,有一个杭州社会科学院的。要考我的博士生不容易,把论文要寄过来,三年必须写两篇论文。要在全国很高级别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而且是第一流的学术刊物,如读历史要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学文学的就要在文艺评论上发表。如果发表不了就必须多读一年。我不喜欢以老师的名义与学生合作,你不自信可以让我看,看了给你修改,但要以学生自己的名义去修改。我招博士生时,全国各地来考的人不少,让我打分比较难,外语必须要60分。专业的书面考试也必须达到60分。其中有一个人专业考了六七十分,外语考得59分,我去说情,别人很给我面子,最后那个弟子的外语过关了。
现在每天读书4小时
问:人们非常关心您晚年的生活,能否谈谈您的养生秘诀?您喜欢看什么书?
金庸:我的养生秘诀是:不忧愁,开心。我平时喜欢读历史性的书籍,每天读书大概4个小时,我以前做报纸时要上夜班,每天睡得不是很晚,而是很早(风趣地说),因为是早晨四五点钟才睡觉。有时下夜班后还要玩一会牌,这是当记者时留下的一个习惯。现在电视要看,但看得不多,主要是新闻。
最遗憾儿子在美国自杀
问:就您的创作生涯或您的人生而言,外人看来非常成功,那您有没有什么遗憾呢?
金庸:最让我遗憾的是我的儿子在美国念书时自杀了。(说到心酸事,金庸一下子感到有些伤感)伤心的事不谈了。
临别时,金庸夫人对本报记者带的一件民族服装感兴趣,不停地问是在哪买的,记者当即把这件衣服赠送给金夫人。原定的20多分钟采访,因金庸先生谈性大发竟不知不觉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临别时,金庸与记者相约:我们华西都市报见,四川见。
离别时,金庸不停地挥手向记者告别,烟雨中,那个慈祥和蔼的长者的身影让我们心中久久涌动着感动。
记者手记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金庸每年只有很短的时间在杭州隐居,连杭州本地的媒体都感叹,很难见金庸一面,因为他很低调,不愿接受采访。而我们因为机缘巧合,因大胡子制片人张纪中到四川九寨沟选景与本报结下情谊,他热心地从中牵线,帮我们约好与金庸先生的会面,在采访过程中,他一直陪伴在旁。
对先生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是一个儒雅而亲切的长者,态度极好,言谈中偶尔有些小调皮。问及家庭和情感生活,他总温和地笑着说:这是**,我可不可以不答?让人不忍再追问。
有意思的是,见金大侠,就像他的武侠小说一样充满曲折。本来约好昨日下午5:00与先生会面,不料刚到杭州的我们,碰上梅雨导致的大塞车,司机又一不小心走错了路,那边,张纪中急得只嚷:时间来不及了,怎么办?这边,我们心急如焚,担心就此错过与金大侠的约定,频频电话沟通,终于赶在先生离开约定地点之前到达。但此时,先生又必须赶赴一个早已定好的宴请,我们只有跟在他的车后面一路追击,抢在宴席前采访了15分钟,先生见我们很着急,便和我们约好饭后再聊20分钟。饿着肚子终于等到先生出来,他很善解人意地耐心回答我们的长篇提问,也许是从四川远道而来的我们,引起了他的谈兴,原定20分钟的访谈,不知不觉竟延长到一个多小时。
说实话,见金大侠之前,我们心里颇有压力,一是觉得他是大家,不太容易接近;二是先生毕竟80多岁了,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作较长时间的访问。而一见面,先生的微笑就释放了我们的紧张情绪。他从沙发上站起来,和我们打招呼,微笑着伸出手,他的手很温暖,握手的刹那,心中从内而外涌出一股暖意。整个采访过程,先生一直微笑着,那不是客套,而是他发自内心,骨子里散发出来的笑容,让我们一直感动着。直到与他分别,他的笑容依然深刻地定格在我们的印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