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1966年的弹子球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的生产、分配和再生产、再分配控制在谁的手中就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性质。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在生产过程中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分配的不公平，最终导致金融危机。也就是说它的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得不到有效的衔接，商品到货币的惊险的一跃不能够实现。

    所以此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改良运动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马克思所提出来的这问题——无论是凯恩斯还是米塞斯，正视这个问题或者回避这个问题。

    按照最简单的做法，克服生产中的无政府主义的方法就是给它一个政府。政府主导下的计划经济便是这样的思路，无论是列宁同志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同志的工业化思路还是主席同志的《论十大关系》都是站在全局的角度才采取的经济思路，但是资本主义发展了好几百年了，事实证明不可能存在一个能够对经济情况无所不知的完全不犯错误的政府。

    米塞斯就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必然会失败，因为经济计算问题注定了社会主义的政府永远无法正确的计算复杂万分的经济体系，由于失去了价格机制，社会主义政府根本无从得知市场需求的情报，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计划的失败和经济的彻底崩溃。

    社会主义政府也需要官僚来管理，官僚体制本身的运作方式并不是按照经济规律——或者说不是按照资本主义的规律运行的。因此往往存在政府对于某个行业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情况，这是苏联和中国都面临过的事实，毋庸否认。

    所以经济上存在着两个极端，认为政府应该把一切都管起来的“左”倾思想和政府应该把一切都交给“市场”的右倾思想。

    在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下，这两种极端思想都变成了屁股问题了。

    286的理论可以说是两种思想中间最实际的一种思想模式，政府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其他依靠市场来调节。

    熊彼特当初在为资本主义把脉的时候信心十足地提出了科技创新可以让资本主义永远不死的理论，认为科技的发展不断会有新的经济增长点出现，因此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

    哈耶克也这样认为，他以科技的发展的可不预期嘲讽了脱胎于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的那句伟大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认为有一种整体的理论可以解释经济完全是不可能的，就如同马克思主义也是发展的哲学一样，经济学也是一门发展的学问而不是固定的原则。并且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的学问，不是一门抽象的学问。中国自身几十年如此成功的经济经验似乎也没有形成一门抽象的学问，相反，中国的经济以及中国领导的经济学本身往往出于被批判的地步，因为它们始终没有符合某个主流经济学的原则。

    不过，说个个人的观点，也许就是因为中国经济本身并不是某种僵化不能再改变的东西，它才保持着发展的动力，所谓的改革的红利有时候说不定就是改革本身。

    目前的孙瑜，按照他的认识，可以理解到这样一点，政府对于对于全国的经济情况一定有一个整体的认识，这种认识不论是依靠官僚部门还是依靠科学经济机构，又或者依靠市场调查，正确的认识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有时候足够的经验虽然不能够彻底地解决问题，但是可以让问题不变得更坏。

    所以也许完全不存在某种终极的真理和终极的经济学，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发展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整个国家实在是没有必要实现一种整齐划一的政策，完全可以因地制宜，甚至故意在不同的地方使用不同的政策实验效果。但是，就如同实验室的理想条件不能达到的一样，依靠官僚治理的国家有时候客观条件也受到官僚的主观意愿的干涉。

    这就是以前那些改革者大喊政府放手，交给市场去管理的原因。因为官僚本身并不是客观的物品和条件。

    人是社会的动物，社会的动物就是政治的动物。

    所以把我们的TG的党史仅仅看作是路线斗争的历史完全不对，但是如果又仅仅把它看作是政治-斗争的历史也失之偏颇。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着对于社会和世界全局设计的目光，TG的党员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哲学家，换句话说不是每个组织成员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很有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毛派或者托派，或者他们就是官僚本身，很多官僚是没有哲学思维回路的。

    官僚体制一方面将官僚当做是工具，作为整个体系的一环，一方面，它自己本身所形成的整体以个体对整体的自我认知思想产生自我意识。王亚南同志的官僚主义研究，很清楚的表明了就这种自我意识——官僚主义的实质表现来看，中国几千年前和几千年后在这方面完全没有变化。

    所以，即使是社会主义的皮，在旧的官僚主义的熏陶下，也会产生某种特质的变异，实际上建国十七年来的发生的种种事情已经逐渐显现出下来了新社会向旧社会的复归。即使工业化的浪潮开始吞噬农业社会遗留的不宜的封建残余，但是旧传统以新形式强烈地自我表现着。

    陈安平对于这个感受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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