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那仅只我一人的知青屋,面对我被留在生产小队的现实。就在这时,我遇到了一位同命相连的知己——下放到小溪河对岸蔡家河大队的显刚。是啊,小溪河水隔不断我与显刚的交往。
当时最难的是,我们该怎样将自己的境遇告诉远在武汉的亲人,告诉那时时刻刻牵挂着我们的父母。我多少次拿起笔又放下去了;写好了几句,又撕掉了。显刚来到知青屋,我们相互鼓励,共同措辞,写下了这封家书。虽然前途一片茫然,但我们相互依赖着,相互支撑着,致使双方不会因沮丧而突然垮下去。
平时冷火秋烟的老虎灶因显刚的到来被点燃了,我们在一起绕有兴趣地做起了红苕粑粑。我将仅存的白糖拿出来,只要显刚一到,就将白糖给显刚和自己倒上半杯子,冲出两杯味道甜甜的糖茶。
实际上,我俩的言语很短,但遇到一起却有谈不完的话题。从个人的生活习惯谈到知青小组的同伴,从学校里的生活谈到文革中的经历,从弟妹的成长谈到家庭的境况
有时,他没来时,我会在门外的晒谷场上默默地散步,不知不觉地朝着渡口方向张望;或是沿着通往渡口的小路信步走去,然后又茫然地折回知青屋。
得到返城的消息后,在临走的前一天,我将所剩余的钱,在小溪塔镇上唯一的一家小餐馆中请显刚、保安吃了一餐饭。很奢侈地喝了一瓶红果酒,买了一听红烧肉罐头和一些小菜,找餐馆的厨房借了把菜刀将罐头撬开,大吃一顿,显刚为我能返回武汉而高兴,而我却很难找出贴切的话语来安慰他,来鼓励他。显刚清楚自今还清楚的记得那天是1970年的11月3日,星期三。
第二天凌晨4点,我乘着开往武汉的大客车离开了宜昌,车厢内一片欢声笑语,我却怎么也笑不起来,想着丢下的显刚,将更加孤单地留在了蔡家河,留在了他那更加孤单的知青屋里,暗自里落下了眼泪。
趁新工人学习班给的第一个休息日,我便赶到显刚的家中,看见他父亲那略显苍老的样子,我真不忍心向他告之显刚的近况。后来听说显刚分到宜昌公路局开压路机,一方面为他摆脱了那孤苦的知青生活而高兴,却又为他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苦作业而叫苦。显刚熬过了十年这样的苦日子,成为了宜昌市经委的一名小车司机。有了一位贤慧的妻子,可是不幸的是,她却抛下了自己的丈夫和女儿,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武装工作的属地化。每年临近春节时,我便要与公司武装部长一起去当阳慰问一位烈士的母亲,顺道可去一下宜昌市。一进入宜昌市内,我打的第一个电话就是显刚。但每当临近春节时,也是他工作最忙的时候,只能在电话中互道一声珍重。有一次,他终于能抽于空闲时间来,与我共同找到了在宜昌的一位初中同学,又去忙他的工作去了。
可以说,与显刚的交往,就如常人所说的“君子之交淡于水。”我不敢自称君子,但这句话却很贴切地反映了我俩的交往。只要一提到宜昌,我的眼前便会出现显刚那黑黑瘦瘦的脸庞,高挑的个子,穿着蓝学生装的形象,便会想起了我们共同渡过的最艰难的日子。
开通互联网后,使我与显刚又走到了一起,莫说小小的黄柏河,隔不断我们的友谊。就是武汉与宜昌,虽相距600公里,同样也隔不断我们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