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7章 宋辽的军事对抗分析

来批评宋代军事之不振，颇有倒果求因的嫌疑。再来看看“重文轻武”问题。宋代文治发达，是众所公认的，但重文是否必然导致轻武，此间恐怕仍然缺乏有力证明。与这一想当然式的逻辑武断相反，曾瑞龙博士另一本名著《拓边西北》，给我们讲述了很多胸怀壮志的文士积极投身边事，谋取开疆拓土的精彩故事。如该书第三章描述的六逋宗之役，和第五章所讨论的以种朴为中心的种氏几代人的经边活动，都能与我们熟知的青年张载好论兵事而被范仲淹责以读《中庸》的故事相印证。熟悉武术史的朋友知道，恰恰是宋代武术最讲究实用，流传至今的很多实用技击术，都可以溯源至宋。这些都告诉我们，宋代的社会风尚，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般孱弱，更没有因重文而导致“唯武不扬”。至于宋军的作战能力究竟如何，还是请大家细读曾博士的那两本书。两书对宋辽战争、宋夏战争中几次关乎战略形势转变的重要战役，几乎都有细致入微的描述和分析。具体内容诚非这篇小文所能容纳。如果我们仅据最终结果来判分，而忽略既复杂丰富又交互作用，甚至掺杂着某些偶然因素的历史细部环境，难免堕入“成王败寇”式庸俗历史观的窠臼。

    相比之下，对宋初“先南后北”统一策略所进行的批评最为无稽。论史者每因周世宗未能克复幽燕即中道崩殂而扼腕，以为宋太祖若秉承世宗遗志，趁契丹内政紊乱之际大张北伐，则燕云故土唾手可得，无奈太祖改北伐为南征，坐失完璧国土之良机。且不说并没有强大的证据可以证明周世宗在对辽战争中拥有绝对军事优势，即这种论说本身就犯了历史研究最大的忌讳：以一种未发生的历史假设作为立论的依据。周世宗不死就一定能收复燕云吗？契丹内政上的问题一定会彻底拖垮它的边防能力吗？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第一次伐辽，不正欲趁戡定北汉、士气高涨之势吗？雍熙三年（986年）再度伐辽，不也正想利用契丹主少国疑的机会吗？结果如何？受过系统史学研究训练的学者都很容易察觉到这一立论的先天阙失，完全有理由判定这是一个典型的历史学伪问题。但奇怪的是，关于“先南后北”之是非的讨论曾一度持续得很热烈。

    之所以如此，恐怕与现代宋史研究自其开创以来即为受民族主义情绪影响强烈的领域有关。正如亡明遗老王夫之对宋代贫弱的批评中蕴含着异代同悲的炽热情感，现代宋史研究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创立以来，也一直与当时中国的危困时局紧密纠结，尤其是对外战争史的研究。南宋高举功利主义旗帜的浙东学派、高调提倡北伐的陈亮等人物在那个时代曾得到充分研究便是一个明证。这一思维一则渗透到宋史研究的各个角落，二则持续影响至今。二十世纪下半叶宋代军事史研究的很多议题，仍能清晰地显露出背后民族主义立场的投影，“先南后北”问题的喋喋不休便是一例。

    关于因民族主义情绪而扭曲宋代军事史，曾瑞龙博士在《经略幽燕》的学术史回顾部分已有论及。本文前述三个议题，不仅“先南后北”问题的讨论，其背后有民族主义立场的预设，即如对“强干弱枝”与“重文轻武”的讨论，也是以民族国家的大关怀为其前提的。曾氏已经发现，在宋代的内部并找不出太明显的因重文而轻武的例证，“重文轻武”的帽子是清人扣给宋人，并被近人接受的（第一章，页9-10）。综合这些认知，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代中国史学在一般状态下接受宋代积贫积弱的形象，尤其指责它在军事上的无能，是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意识下的产物。历史认知无法根本摆脱认识者当时的语境，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笔者并无意指责晚近以来史家的这一偏向。但为澄清历史而纠正以往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偏颇，也是史学研究的题中之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为廓清宋代历史的原本面貌作努力。相关的研究如张希清等编著《澶渊之盟新论》，以澶渊之盟为核心展开宋辽关系的讨论，以及大陆有关出版社引进不少港台或域外研究成果，如陶晋生《宋辽关系史》，都给大陆学界调整思路，重新审视宋代提供了帮助。

    若能耐心读完《经略幽燕》与《拓边西北》这两本书，必能使我们在重新认识宋代问题上有所收获。可惜的是，其作者曾瑞龙博士在2003年因疾病早逝于英年之际，这两部必将对未来宋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竟都成了遗著。曾先生早年师从著名宋辽关系史专家陶晋生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出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席，尽心宋代军事史、对外关系史研究二十余年。2003年初，曾先生将亲自编辑好的《经略幽燕》付梓，当时谁也想不到，等数月后书稿正式面市时，先生已作古人。《拓边西北》则为先生遗孀与二三同门师兄弟汇集其遗稿而成。笔者的专业领域是学术思想史，对军事史本是外行，与先生更是素昧平生。直到去年初春有幸参加了中山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宋史研究新视野”学术研讨会，从参与《拓边西北》编辑的何冠环教授处得知了一些相关情况。回沪后披读两书，深为其中新颖的论调吸引，才对曾瑞龙博士其人其学有了更多了解。读竟掩卷，怀着对人事与为学的双重感慨，写下了这篇短文，算是一些读后感吧。

    不计历史影像依旧模糊的三代，自秦统一后的中国历史也已经够长，但仔细盘点盘点，其中能确立相对长期安定秩序的统一王朝，还真不多。苏辙说，三代以下“能一天下者四君”，分别指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和宋太祖。再加上苏辙没机会看到的明、清两代，也无非汉、唐、宋、明、清五朝。而宋代夹在这个序列里面，又似乎多少有点尴尬。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相对窄小的疆域和不足称道的武功，都使得宋代和其他几朝相比，显得格局褊狭、气象暗弱。宋朝立国两次，又两次被游牧民族的铁骑摧毁，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仅有。尤其是靖康之变，二帝北狩，在严别夷夏之防的传统思维中，更是奇耻大辱。于是王夫之用“孤秦陋宋”之类简明扼要的文字对宋代作了定评，此后的历史叙述中，便有越来越多的人将“积贫积弱”作为概括宋代整体特征的首选词汇。甚至有人描绘宋代的人格形象，应该是“哭哭啼啼”的，对辽战争失败、对夏战争失败、对金战争失败、对蒙战争失败，轻则丧师辱国，失地纳币，重则宗庙颠覆，神器易主，可不得哭哭啼啼吗？总之一个字：弱！即便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王国维也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这些权威学者对于宋代文化的高度评价，都不足以取代因军事失败而铸就的宋代形象。民间文学中杨家将故事和岳飞事迹的流传，好像也是特意用来反讽宋代军政的萎靡。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不仅证明了宋代不贫，而且很富有，使得宋代在很多历史叙述中开始“脱贫”了。但军事上的“弱”，由于诸多战败事实的存在，似乎成了翻不了的铁案。

    果真如此吗？有好事者经过统计，意外地发现，宋代对外战争的得胜率居然超过唐代！更有不少军事史研究著作已经注意到宋代兵种的齐全与协调作战能力的强大，与素来宋代军事力量薄弱的通见并不匹配。或许这些零零碎碎的论据尚不足以改变人们的成见，促使人们从整体上重新认识宋代军事史，但曾瑞龙博士的两本著作：《经略幽燕》和《拓边西北》，却已经为我们重新审视宋代军事史打开了新窗。

    《经略幽燕》的副标题叫“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拓边西北》的副题则是“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不用多说，光看副标题，读者也能明白这两部书的具体研究范围与旨趣所在。《经略幽燕》引入战略分析视角，试图将宋辽战争作为整合军事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古代案例，在方法论上极富创新和启示性意义，而经过细微入里的研究，又往往得出具有颠覆性的结论。故此书出版后不久，就引起宋史学界及相关研究领域的强烈反响，且在2004年大陆宋史年会上，被授予“邓广铭学术成果奖”。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港版书毕竟难得，曾瑞龙博士也并未活跃于大陆学界，故其人其书的名声还基本局限在专业圈子里。然而宋代的军事历史，又恰恰是一般读者乐于谈论、业余研究者扎堆的地方。所以，我想很有必要让这两本书拥有更多的读者。

    以往检讨宋代军事失败的论著，不管具体持论如何，都会有意无意将矛头指向宋初的几个立国政策，从中寻找宋代军事灾难的“根本”原因。在这个问题上，最躲不过后世史家口诛笔伐的，是“强干弱枝”、“重文轻武”、“先南后北”三大国策。强干弱枝造成边防军事力量薄弱，重文轻武使得军事人才匮乏，先南后北则错失收复燕云的良机。这些长期以来占据宋代军事史研究主流话语权的论说，看起来颇有理据，其实根本经不起历史细节的推敲。

    比如强干弱枝问题，曾瑞龙博士举出早在北魏时期已有“深固根本，强干弱枝”（《经略幽燕》第一章“北宋军事失败的宏观解释”，页4）的战略主张。笔者想在这里补充一则更为具体的例证：

    太宗文皇帝既定大业，万方底乂，犹务戎备，不忘虑危，列置府兵，分置禁卫。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承平既久，武备寝微，虽府卫具存，而卒乘罕习，故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一举滔天，两京不守。（《翰苑集》卷十一《论关中事宜状》，参《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八唐德宗建中四年八月，《新唐书?陆贽传》）

    这是中唐名臣陆贽给唐德宗奏章中的说辞，所描绘的初唐兵力分布是典型的强干弱枝之策。而且陆贽显然认为这一策略是正确的，并假设若不是后代没有坚守这个国策，安史之乱根本无缘发生。其实关于宇文泰以后至唐代，历代帝王的“关中本位政策”及其在军事上相应的重本轻末策略，陈寅恪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中早有详细论列。然研究宋史者或多碍于王朝畛域而未暇关注，此又断代研究不尽通识之一例。

    由此可见，“强干弱枝”的军事分布策略并非宋代的发明，而是北朝以来就有的深厚传统。史家以此来批评宋代军事之不振，颇有倒果求因的嫌疑。再来看看“重文轻武”问题。宋代文治发达，是众所公认的，但重文是否必然导致轻武，此间恐怕仍然缺乏有力证明。与这一想当然式的逻辑武断相反，曾瑞龙博士另一本名著《拓边西北》，给我们讲述了很多胸怀壮志的文士积极投身边事，谋取开疆拓土的精彩故事。如该书第三章描述的六逋宗之役，和第五章所讨论的以种朴为中心的种氏几代人的经边活动，都能与我们熟知的青年张载好论兵事而被范仲淹责以读《中庸》的故事相印证。熟悉武术史的朋友知道，恰恰是宋代武术最讲究实用，流传至今的很多实用技击术，都可以溯源至宋。这些都告诉我们，宋代的社会风尚，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般孱弱，更没有因重文而导致“唯武不扬”。至于宋军的作战能力究竟如何，还是请大家细读曾博士的那两本书。两书对宋辽战争、宋夏战争中几次关乎战略形势转变的重要战役，几乎都有细致入微的描述和分析。具体内容诚非这篇小文所能容纳。如果我们仅据最终结果来判分，而忽略既复杂丰富又交互作用，甚至掺杂着某些偶然因素的历史细部环境，难免堕入“成王败寇”式庸俗历史观的窠臼。

    相比之下，对宋初“先南后北”统一策略所进行的批评最为无稽。论史者每因周世宗未能克复幽燕即中道崩殂而扼腕，以为宋太祖若秉承世宗遗志，趁契丹内政紊乱之际大张北伐，则燕云故土唾手可得，无奈太祖改北伐为南征，坐失完璧国土之良机。且不说并没有强大的证据可以证明周世宗在对辽战争中拥有绝对军事优势，即这种论说本身就犯了历史研究最大的忌讳：以一种未发生的历史假设作为立论的依据。周世宗不死就一定能收复燕云吗？契丹内政上的问题一定会彻底拖垮它的边防能力吗？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第一次伐辽，不正欲趁戡定北汉、士气高涨之势吗？雍熙三年（986年）再度伐辽，不也正想利用契丹主少国疑的机会吗？结果如何？受过系统史学研究训练的学者都很容易察觉到这一立论的先天阙失，完全有理由判定这是一个典型的历史学伪问题。但奇怪的是，关于“先南后北”之是非的讨论曾一度持续得很热烈。

    之所以如此，恐怕与现代宋史研究自其开创以来即为受民族主义情绪影响强烈的领域有关。正如亡明遗老王夫之对宋代贫弱的批评中蕴含着异代同悲的炽热情感，现代宋史研究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创立以来，也一直与当时中国的危困时局紧密纠结，尤其是对外战争史的研究。南宋高举功利主义旗帜的浙东学派、高调提倡北伐的陈亮等人物在那个时代曾得到充分研究便是一个明证。这一思维一则渗透到宋史研究的各个角落，二则持续影响至今。二十世纪下半叶宋代军事史研究的很多议题，仍能清晰地显露出背后民族主义立场的投影，“先南后北”问题的喋喋不休便是一例。

    关于因民族主义情绪而扭曲宋代军事史，曾瑞龙博士在《经略幽燕》的学术史回顾部分已有论及。本文前述三个议题，不仅“先南后北”问题的讨论，其背后有民族主义立场的预设，即如对“强干弱枝”与“重文轻武”的讨论，也是以民族国家的大关怀为其前提的。曾氏已经发现，在宋代的内部并找不出太明显的因重文而轻武的例证，“重文轻武”的帽子是清人扣给宋人，并被近人接受的（第一章，页9-10）。综合这些认知，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代中国史学在一般状态下接受宋代积贫积弱的形象，尤其指责它在军事上的无能，是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意识下的产物。历史认知无法根本摆脱认识者当时的语境，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笔者并无意指责晚近以来史家的这一偏向。但为澄清历史而纠正以往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偏颇，也是史学研究的题中之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为廓清宋代历史的原本面貌作努力。相关的研究如张希清等编著《澶渊之盟新论》，以澶渊之盟为核心展开宋辽关系的讨论，以及大陆有关出版社引进不少港台或域外研究成果，如陶晋生《宋辽关系史》，都给大陆学界调整思路，重新审视宋代提供了帮助。

    若能耐心读完《经略幽燕》与《拓边西北》这两本书，必能使我们在重新认识宋代问题上有所收获。可惜的是，其作者曾瑞龙博士在2003年因疾病早逝于英年之际，这两部必将对未来宋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竟都成了遗著。曾先生早年师从著名宋辽关系史专家陶晋生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出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席，尽心宋代军事史、对外关系史研究二十余年。2003年初，曾先生将亲自编辑好的《经略幽燕》付梓，当时谁也想不到，等数月后书稿正式面市时，先生已作古人。《拓边西北》则为先生遗孀与二三同门师兄弟汇集其遗稿而成。笔者的专业领域是学术思想史，对军事史本是外行，与先生更是素昧平生。直到去年初春有幸参加了中山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宋史研究新视野”学术研讨会，从参与《拓边西北》编辑的何冠环教授处得知了一些相关情况。回沪后披读两书，深为其中新颖的论调吸引，才对曾瑞龙博士其人其学有了更多了解。读竟掩卷，怀着对人事与为学的双重感慨，写下了这篇短文，算是一些读后感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