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开始好好的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装备。
睡在农舍的马厩草地上。
铺着毛毯和睡袋,我并排和陆羽睡在里面一个墙角。
夜里我用手电在看苏联的地图。
毕竟以后我们就得完全依靠自己了,大家在天不亮时就起来,打包行李,穿着红军的橄榄绿军服背着狙击步枪,补给包,挎着手枪,砍山刀,绑腿插着匕首,背着双肩包,雨衣包裹着的睡袋,水壶。跟着我向北面山峰走去。
我们的通信器材全泡了水,所以只能丢弃,干粮包和炒面被潭水泡湿漉漉的,只能给拿去喂猪。
这里的农民给我们考了不少红薯和饼,所以能让我们在路上坚持三天。
到了车站就好很多。
我还带着小根的,小指头大的金条和银币,这是打算在苏联能交换一点生活补给的。
这一包钱好在随着我的补给包找了回来。
我提着一个一千六百发狙击步枪子弹的铁箱子,走在前面。
陆羽背着一把斯普林*菲尔德M14狙击步枪,挂着一把P40跟在我身后。
我是两把狙击步枪一把手枪一把长刀和砍刀。
身后我的战士都是狙击步枪带MP40。
一路走在树林下面的土路上,步行两百公里至少需要七天。
每天近三十公里的路走起来也是很辛苦的。
我们不能动用苏联战时的耕牛和马匹来拖车。
也找不到自行车和各种交通工具。
所以在异国他乡,只有靠两只脚步行。
好在战士们都是很有战斗精神的老同志,在敌占老区战斗生活了几年,也磨练出了坚韧和足够的忍耐力。
即使脚上的军靴垫了厚实柔软的垫子,每个人的脚上,包括我都打满了血泡。
陆羽的袜子都脱不下来,这女人还咬着牙每天跟着我走30公里丘陵山路。
我用一根长五厘米的钢针刺破了她脚底板的三个大血泡,放出血水抹了云南白药消炎,包扎上干净的绷带,然后在她鞋底换了个干燥松软的的鞋垫。
把她的整只脚包裹得像是打了石膏似的......
在两边脚边放了木骨甲支撑,这样走路就能减少脚底板一半的承受力。
好在后来两天,大家注射了肌肉恢复激素药,体力也恢复得很快,六天后中午,我们就徒步抵达了乌兰乌德车站。
这里的军官早就接到了莫斯科方面最高军司令的命令,在这里接到我们后,提供一切帮助,让我们尽快进入莫斯科市。
所以一到车站这里,我们就被安排进了卧铺车厢,有后勤女兵给我们送来干粮等军需补给包。
我们总算是可以一路坐列车去莫斯科了。
陆羽躺在我身边,脚上的血泡已经结痂,估计很疼,但是她都咬着牙不出声。
我后来用小刀把绷带小心的切割下来,上了药才发现,她整个脚底伤口都开始腐烂。
打了消炎我的针和大剂量的喝了消炎药,她安静的睡了,我只能祈祷这三天多的路程,她的脚至少能沾地走路。
她平时很少这样走路,这一次也是太勉强,和那些东西们不同,毕竟是女人。又何况一直在内勤工作,什么时候这样强行军走过这么远山路。
我每天给她换两次药和绷带,好在我带来的云南药很管用,在车到莫斯科车站时,她能下来走路就很不错。
我除了比每个人多带一把步枪外,还多提着一个子弹补给箱。
陆羽的枪支和补给我是实在拿不了的。
在莫斯科车站,一个少校在站台边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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