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云南自古以来只有两条大路和外界联系,一条是通往四川的入滇西路,一条是通往贵州、湖南的入滇东路,换句话说,西军在湖广长期作战,所需的粮草都要从贵阳转运,楚军攻占贵阳之后,等于从上游掐断了西军的补给线。)
见到西军气势汹汹的追了过来,刘党贺放弃了从夜郎古道进入贵州的计划,迅速转向东南,穿过柳州盆地,重新回到广西东部的平原地区。广西西部属于云贵高原的边缘,也是人迹稀少的山区,楚军人生地不熟,孤军深入,风险很大,所以刘党贺抢先一步突围,背靠广东之后,再转身准备迎战。
西军也想尽快消灭刘党贺,数万大军转身又扑了过来,大战眼看一触即发,这个时候,汪克凡送来急令,对刘党贺予以嘉奖,同时谆谆告诫,楚军和西军已经到了全面决战的关键时刻,广西战场牵一发而动全身,刘党贺的首要任务是咬住这几万西军,不让他们支援贵州,或者支援湖南,没有绝对的必胜把握,暂时不宜与敌人正面决战……
于是乎,刘党贺在大战爆发之前,突然又怂了。
他们分成几路后撤,却不急于退入广东,而是若即若离的沾着西军,西军随即发起追击,一个不小心,各部之间稍稍有点脱节,刘芳亮就率领万余楚军强行突围,再次冲进柳州盆地,三打柳州,党守素和贺珍也充分发挥闯营擅长流动作战的优势,趁着西军追击刘芳亮的空当,相继跳出包围圈,一路向北佯攻桂林,一路向南佯攻象州,和西军展开了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广西的西军忙于围堵刘党贺,不断抽调桂林、全州一带的兵力,和湖南之间渐渐脱节……
楚军后方的几个省,此时也进入全面动员的高潮。
多尔衮和孙可望都说汪克凡穷兵黩武,其实并没有说错,事实上,楚军自从湖广崛起,这几年来一直在不停的打仗,很多时候并不是自己想打,而是形势逼人,不得不打,打到后来又收不住手了,只好一仗接着一仗打下去。
比如南京会战初期,汪克凡的本意只是袭扰江南,削弱清廷的实力,可是后来仗越打越大,等到全歼济尔哈朗之后,楚军顺势攻占浙江,攻占福建,攻占南京城,甚至反攻到江北,一下子收复了半壁江山,汪克凡在战前也没有想到。
南京会战结束后,汪克凡也想缓一缓节奏,打稳根基,就命令主力部队进行休整和改编,只派二线部队渡江北伐,田见秀的北伐第一军,王进才的北伐第二军,焦琏的北伐第三军相继出征,虽然声势浩大,其实投入并不多,汪克凡的主力精力还是放在内部整合上,消化刚刚占领的广大地盘……可是在这个时候,西军却突然叛乱,随即攻入湖广,清军也趁火打劫,同时发起反攻,楚军又被拖入一场生死存亡的大决战,不得不进行全面动员,以应对这场战事。
由于连年征战,楚军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消耗巨大,在清军和西军的两面夹攻下很有些吃力,于是一边抵抗,一边撤退,接连放弃了湖北和湖南,暗中却在积聚实力,等到耗尽西军的进攻动能后,突然派出西征军千里挺进贵州,一举扭转战局。
仗打到这个份上,汪克凡又有一种收不住手的感觉了。
谭啸和周国栋攻占贵阳后,楚军已经对西军实现了大规模的反包围,形势极为有利,这个时候,如果任由孙可望退出湖广,撤回云南,才是真正的贻误战机,汪克凡有意命令汪晟和刘芳亮等部,放慢反攻的节奏,不要对西军逼迫太紧,同时却在后方进行全面动员,准备把孙可望一网打尽。
打仗首先得有钱,汪克凡的手头却并不宽裕,他的解决办法简单粗暴,对南直隶、浙江、福建、江西和广东这几个省临时加征一次性的战争税,同时开动印钞机,大量制造银元,印刷军票,以弥补巨大的财政缺口。
为了避免社会动荡,汪克凡宣布进入全面动员之后,就对南直隶、浙江、江西和福建北部实行军管,对万元吉和苏观生也采取高压政策,严令他们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完成税赋任务,否则严惩不贷。
江南地区富甲天下,比北方各省富裕得多,汪克凡加征临时战争税,虽然搞得民怨沸腾,但是老百姓实际上还能承受,汪克凡又明确表示这是一次性的临时加税,以后不会再收,无论士农工商,只要交纳战争税后,可以凭借收据抵扣明后两年的税收,胡萝卜和大棒双管齐下,大多数老百姓只好接受现实,老老实实交了钱。(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