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董其昌不想在这种场合说出功利之语,劝到这里也就不愿再劝。
一旁的王文龙看得清楚,联系历史,冯梦龙就是这个头铁性格。
这时冯梦龙已经二十五岁,中秀才中了十年了,还在努力读书,梦想着有朝一日科场成就,冯家三兄弟全都是这样的念头。
而在王文龙脑海中的历史里,这三兄弟中最后冯梦熊捐了个太学生,冯梦龙考到五十多岁才拔为贡生,多半是考官可怜他年老才拔贡而已,这两个名头也还是秀才功名,无非也就是高级秀才而已。
后来冯梦龙花钱才弄到个当涂县学训导的小官,晚年折腾了好久,才终于升到知县,作为秀才也不可能当上更大的官了。
听到几人谈论,一旁的王骥德和陈继儒却是露出笑容。
叶昼则看到两人表情,笑着对董其昌道:“董公说起此事,该引得陈仲醇、王伯良觉得俗气了1
董其昌脸上一愣,接着指着叶昼则就说:“昼则这张利嘴啊1
叶昼则是此时著名曲家,不过他并没有多少自己的作品,而是主要以点评家的面貌示人。
叶昼则点评的四书五经、三国水浒在此时都颇为人所称道,他也不靠此挣钱,他家里有钱的紧,不想挣钱,也不想当官,连秀才功名都没有,靠着家族声望照样跟侯爷王孙平等交往。
他说话也可以不在乎董其昌的感受,反正根本就没想当官。
甚至叶昼则连扬名的愿望都很淡薄,比如叶昼则的许多点评都是托名李贽。
原因并不是为了挣钱,而是李贽是此时最顶流的文化名人,他点评的书籍都很好销售,叶昼则托名李贽书坊就愿意多印他的点评书,为了传播思想,连署名权他都不在乎。
不过叶昼则把话题扯到这里,一旁的陈继儒却是主动问道:“建阳,听说伱有了监生功名之后也无意科考?”
王文龙辩白道:“我是海外归客,自小没读多少正经书,根本就没有入场的本事。”
袁无涯说道:“先生班班大才,便是不入场也是天下名士。”
陈继儒是此时的顶流名士,才三十出头,文学、画技、书法全都当世绝伦,几年前他因为科举不成公然弃巾,搞了一场大会,将自己的头巾烧掉,宣布终身不入科场,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隐入佘山别墅做“山人”。
王骥德也不遑多让,他出生会稽世家,祖父和父辈全都是有名的文人,他也只不过考到一个秀才功名之后就专心学习曲艺,年轻时师从江南第一才子徐渭徐文长,学成曲艺本领之后书剑飘零,行踪无定,经常以食客身份到官员家中做幕僚,所做也无非设席谈艺而已。
这些人的主要收入就是靠办讲座、编写戏曲、题字题画。
别说他们了,江南第一才子徐渭当年辅佐胡宗宪名满天下,至死也不过是个秀才。
几十年前,当年的徐渭还以此为耻,但是到了万历末年士林风气早已改变。弃巾文人群体非常大,在这时只有秀才功名却成为名士已经是正常现象。
比如在场的这一群吴山社的名士,除了董其昌有进士的功名之外,其他所有人都只是秀才级别,甚至叶昼则连秀才也不是。
一切只因为科举这条道实在太卷。
明代中早期因为经济社会原因读书人的人数还不算太多,读书考了秀才之后还有点机会能考上举人,但是到了万历年间,在三吴、福建、江西这些科考重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能够读书识字的人已经非常多。
比如王文龙在仙霞关上遇到的做买卖商人不少都能读懂《葡萄牙国史》,白话小说上千本书几个月就能卖完,看这些数字就知道此时民间的识字率何等可观。
光是考上秀才就要经过激烈竞争,想要考上举人的难度更是大大增加。
别说王文龙这样,没有世家出身的普通秀才,就拿同样在吴山社,写出《万历野获编》的沈德符举例。
他的祖父、父亲全都中过进士,父亲更是担任翰林院检讨,沈德符没满十岁就入京城国子监读书,父亲亲自抓学业,绝对是最强的科举家庭。
倒霉就倒霉在他十二岁父亲病故,只能随母回乡在浙江参与科举。
沈德符回乡之后同样也是中过进士的祖父亲自教导他考试,但就这么一个千顷地一颗苗的科举好苗子,沈德符在浙江硬生生考了二十八年才中举。
这货在考试期间光是写书就写了八本,一套身家都挣出来了,还只顶着个秀才名头。
可见在这年代考不上举人真是正常现象,范进中举之后乐疯了也实在没什么可笑的,换成其他贫寒人家也是差不多的情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