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实验数据有问题,再正常不过了。
别说是1985年了,就是2015年的中国学术界,也一样是数据真假参半。参半的意思不是说一半真数据,一半假数据,而是每一份数据都有可能真,有可能假。
杨锐做学生的时候,更是经常性的学习如何修饰数据。一项实验,被修饰过的数据就像是打过补丁的衣服一样,越是高端的场合越是不好穿出去。而且,它不像是故意打补丁的衣服,为了将数据修饰的像是真的一样,补丁的位置可是不由审美来决定的,而只能根据需要来决定。
杨锐很能理解研究者们修饰数据,就像他当年那样,如果愣是做了一年两年的实验,结果都不尽如人意,怎么办。首当其冲的,就是硕士毕业不能。
有的人说,本着原则的精神,无论如何也不能数据造假啊。但现实是,如果你不造假,不仅你不能毕业,导师也不会支持你,因为重做实验是要钱的,而钱是导师出的,难道给你一个人出两份钱?
再者说,导师都在做数据造假,你凭什么不造假?
更进一步的说,你硕士毕业了以后想做什么?中国有什么行业,是没有数据造假的净土吗?研究所不行,学校不行,公司不行,工厂也不行,政府……政府要数据做什么,反正都是假的,要来也没用。
药物科研也是免不了有数据造假的,像是律博定,就有意无意的少做了一些动物实验,已经做过的实验,是否会有数据修饰也很难判定。事实上,欧美研究机构和院校,每年都能逮出来几个数据造假的大牛,许多人都已经造假数十年之久,而每年都逮到人,并不是说数据造假就因此而杜绝了,欧美研究机构里的数据造假者,就像是中国政府中的贪污犯一样,没抓出来以前,好像人人都是衣冠楚楚的人,抓出来以后,又好像人人都是睁眼瞎似的,没有发现他之前就是喷着污浊气的猪。实际上,只是所有地方都布满了污浊气,而掩盖了猪群的迁徙罢了。
80年代的中国科研体系的造假行为,更可谓是公开的秘密。
一些研究机构,为了给员工发工资发福利报销医药费,甚至敢捏造虚假的项目,虚假的研究,自然派生出虚假的数据。
放卫星的时代才刚刚过去没多久,国内的研究所里,究竟存了多少虚假的数字,谁也说不清楚。
杨锐也不奇怪在药企的申请书上,看到虚假数字。
不过,京西制药总厂放过来的申请书上的数字,却是虚假的有些高端了,像是用绣花代替了补丁一样,明显不是京西制药总厂的水平。
现在的国企工厂,技术实力弱的不行,有的工厂里连个本科生都没有,偶尔进几个大专生或者中专生都当宝一样供起来,如果说一些专业的本科生还会进行较浅的科学训练的话,大专生和中专生的培养初衷就是使用而不是研究,三年学习,除非有天纵奇才,否则能将课本上的知识领悟就算不错了,而若是天纵奇才的话,又何必放着本科不去。
就杨锐所了解的,京西制药总厂是从来没有做过药品的,新药肯定是没做过的,仿制药也没做过,他们就是江北最大的药品生产企业,技术科勉强具有的实力,也是为了生产而做的。
杨锐仔细看了一遍京西制药总厂的安全性测试,又慎重的做了几个计算,确定是作假以后,摇摇头,再次写上了“不予通过”的鉴定。
紧接着,杨锐写上了自己的说明:安全性测试不够充分,数据存疑。
本来想就此结束,但杨锐考虑片刻,还是决定写一篇详细点的说明。
按道理说,他以委员的身份,拒绝一篇申请,写几个字就足够了,否则,4000家药厂对32个委员,累死大家也做不完工作,不过,京西制药总厂的情况毕竟敏感,加上委员会刚刚成立,杨锐随手就写了一篇说明文……的大纲。
这么麻烦的事,要是全让杨锐做了,他辛辛苦苦弄一个实验室又有什么意义。
杨锐收拾好东西,骑上自行车就返回了学校。
他现在日渐繁忙,锻炼的时间很少,于是平常干脆以自行车为主要交通工具,也算是能维持一定的运动量。
当然,要说方便,肯定还是坐车方便,但在这个部长都可能骑自行车的年代里,杨锐觉得维持相对简约的生活还是有必要的。爱好是可以有一些的,奢靡就容易被人指摘了。
中国人向来是只讲道德不讲法律的,而道德,无非就是群体的感官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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