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预见预言

恩来担任政府总理27年，在这个位置上他可从来不曾表现什么“伟大的谦虚”或“明哲保身”即便“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狂风恶浪，他也不曾明哲保身地退出这个风口浪尖上的敏感位置；即便面对“四人帮”那样不可一世的来头，他也没有表现丝毫伟大的谦虚，让张春桥或什么人去当总理或组阁。历史难道不是这样吗？

    联系“绍兴师爷”、“张良庙”、“武侯祠”想想，周恩来是主动、自信、坚定、执著地作出自己的每一次选择，自己不推委也无须谁去好心地帮助推诱。早在1940年他便预见预言到自己未来的位置，充分证明了他的自知知人之明，这种自知知人之明是建立在熟解我们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的。

    令我至今回思不止并为之感慨无穷的周恩来的第二个预见预言，发生在抗日战争胜利之时。

    从我个人的经历和体会，我想先纠正两个说法。

    一种说法是：共产党同国民党坚决斗争，终于夺取了胜利。我认为不准确。我的体会是，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两大政治力量的斗争中，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历史选择了共产党。说白了，是“天授”而非人力所能强求。

    第二种说法是关于“两种命运的大决战”现在好象说成了：要不就是黑暗的国民党，要不就是光明的共产党。但是我的所历所闻，似乎不是这样，至少是概括得太简单了，离开了历史的真实。

    作为副官，我跟随周恩来左右，经历了他代表中共同国民党谈判的全过程。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和他代表的共产党，首先争取的中国之第一种命运，既不是黑暗的国民党，也不是光明的共产党。

    当时无论是党内同志谈话还是与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谈话，共产党争取的第一种命运都是和平民主建国。我们确定的建国方针并不是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实行三民主义，并且明确以民国13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为标准。我们甚至明确表示“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必须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和平等地位。

    结果怎样呢？蒋介石国民党既不允许共产党平等，事实上也不允许其合法。天下只能是国民党一家，蒋介石一人的。美国人现在骂我们中国共产党“独裁”不搞西方式民主。那时他们可不骂蒋介石国民党搞独裁，不搞西方式民主，相反要提供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大量援助来帮助其建立独裁统治。

    记得谈判争论的焦点是军队。有人说，你共产党交出军队，国民党就会给你合法平等的地位。这话本身就是放屁。合法平等是相互的，不是“恩赐”的，一党给另一党合法平等地位，这能是，合法平等吗？“恩赐”是在不平等基础上才会有的产物。

    共产党可以交军队，但只能交国家，不能交国民党蒋介石。所以谈判中，我们提出了“军队国家化”的办法。国民党蒋介石自然也须把军队交国家。那么，政治民主化就成为交出军队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交出军队就是交给了国民党蒋介石，就是交出了民主与平等。

    有人说，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不是交出了军队吗？40万大军一交，就取得了合法平等的地位。

    说这个话的人肯定不是中国种儿，最多是个杂种儿，他不懂中国。

    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他们在世界史上的地位远远无法同毛泽东比；在其各自民族史上的地位，更无法同毛泽东在其民族史上的地位比。这且不说。他们交出军队，真也罢，假也罢，不说平等地位，总还有点合法地位，其领导人还当了几天副总理。中国共产党如果交出武装，结果将会如何？

    “四一二”和“七一五”的大屠杀就是回答。

    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曾经交出武装，换来的不是合法，更不是平等，而是几乎被杀绝，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错放一人”的空前残酷和独裁。

    毛泽东和周恩来决不是陈独秀。他们是从“四一二”和“七一五”的血泊里冲出来，所以才能讲出那千古绝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但是，中国共产党争取的第一种命运，还是“大家民主建国”为了中国能有这样一个好命运，共产党对国民党一让再让，却越让越不合蒋介石心意。蒋介石希望的不是让步，而是找到进攻借口，以便彻底消灭共产党；年2月26日下午，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就是通常所说的“整军方案”蒋介石明白，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这个“国军”是国家军队之意，而非国民党军队。这是他决不能容忍的。所以，签字归签字，对共产党军队的进攻一刻也不松，全国各地的内战不断升级。

    在这种情况下，军事3人小组开始视察各地对停战协定执行的情况并解决整编中的问题。

    军事三人小组，共产党是周恩来，国民党是张治中、美国方面是马歇尔，都是上将军衔。下设执行部：中共首席代表是叶剑英，国民党是郑介民，美方是白鲁德，都是中将军衔。

    月28日，军事3人小组乘马歇尔的专机，由重庆飞北平，先后到张家口、集宁、济南、徐州、新乡、太原、归绥、延安、汉口等地视察。我和童小鹏、章文晋跟随周恩来一起行动。一个星期的时间，安排非常紧张，白天黑夜地谈话听汇报。那时还没有什么大的争吵，主要是了解情况，宴会上也多是讲一些客气话。

    不过，对于形势的发展，每个人心里都有个预测，公开场合的发言同私下的交谈也不同。

    在归绥城里同傅作义将军谈话后，军事3人小组当天下午就飞往延安。在飞机上，沉思默想的周思来轻轻叫一声：“文白啊。”

    “呢？”闭目想心事的张治中将军睁开眼，侧脸望住周恩来。

    周恩来浓眉下那双极富魅力的眼睛盯着张治中，停有3秒，才缓缓咬清每一个字说：

    “你们不打，大家民主建国；你们打，你们就要失人心；失人心者失天下。”周恩来的目光移开，深深吸口气，声音始终平缓，因而更显得自信，有分量：“我们共产党就会团结其他民主党派建设新中国。那就与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

    今天回过头看，不难看出，周恩来在争取“大家民主建国”的第一种命运时，已经开始考虑无法回避的第二种命运的可能性。

    我看到张治中将军就那么痴痴地望着周恩来，大概是品味这番话的含义，片刻，他嘴唇抽动一下，什么也没说，隐隐从鼻腔里呼出一股粗气，便恢复了原来闭目养神的姿式。我相信他一定在想周恩来的话。

    飞到延安，军事3人小组住进王家坪八路军总部腾出的房子。马歇尔和张治中将军会见了毛泽东。晚上，先举行宴会，然后在延安礼堂开欢迎会。

    我记得很清楚，张治中将军在讲话中，朝毛泽东等中共领导望了一眼，忽然大声说：

    “我张治中三次到延安，将来你们共产党写历史，不要忘了我张治中三次到延安。”

    毛泽东用他那高亢的湖南腔大声说：“当然忘不了你张治中。”

    顿时间，礼堂里哄堂大笑，并伴以热烈掌声。我却想：老话说，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莫非张治中在飞机上想一路，想到“大家民主建国”的第一种命运难以实现？想到内战不可避免？内战一起，只能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想到共产党会夺得天下？

    我相信，对于周恩来的预测，他至少是默认了有可能性，否则为什么会讲“你们共产党写历史”？

    停战谈判进展真艰难。那期间我一直跟随在周恩来身边，因为我已被提拔为他的副官。

    感受最强烈的是，周恩来明知蒋介石下了决心要打，和平无望，但他仍然为和平奔跑，不放弃民主建国的哪怕是一线的希望。国民党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转向南京。离开重庆前，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举行向文化界人士的话别茶会，当时心情很沉重。

    “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周恩来深深叹了一口气，眉宇间皱出两道纹。“差不多10年了，我一直为团结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他的目光扫过会场，提高了声音。他总是这样，当感情自然流露时，总能及时把握住，振作着转向激昂：“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将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最艰苦的一段路！”

    周恩来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了。坚持到国民党攻占张家口，坚持到国民党召开了一党的伪国大。“该让的我都让了”周恩来曾这样对马歇尔说。我看到他当时的表情很冷静，那是决心下定之后的冷静。就连马歇尔也承认，伪国大的召开标志谈判破裂的大局已定，不得不表示他将为中共人员撤回延安提供交通工具。

    在我侧面的接触和观察中，马歇尔要比司徒雷登好一些。他虽然偏向国民党，但也做了一点调停工作。比如蒋介石派30万大军将我中原军区的6万部队分割包围成品字形，意在歼灭。周恩来心急火燎，由重庆一飞到南京，立刻带我们去找马歇尔，要求军事人小组马上去宣化店进行调停。马歇尔同意了，国民党就不好再反驳。

    我对马歇尔有一点点儿好感，主要还在于他最后一次讲话。他总的来说是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但他对周恩来个人的印象非常好，显出一种由衷的钦佩。记得1946年月1j6日，也就是伪国大召开的第二天上午，周恩来走访马歇尔，实际上就是告辞。

    马歇尔表示愿为我们提供撤回延安的交通工具。出于礼节，他也和我们工作人员道别。

    这时，他用一种真诚的表情说：“谈判破裂我很遗憾。国民党所有高级将领，包括蒋介石，都不是周恩来的谈判对手。这么长时间的观察，我认为国民党找不出像周这样精明，这样学识渊博，这么坚韧强硬的人来。”

    当天下午，周恩来在梅园新村举行了告别性的记者招待会；17日下午又接受了新民报总编辑曹仲英和采访部主任浦熙修的访问。

    周恩来回答记者提问时，讲过“有朝一日国民党打不下去了，极可能提出再谈判。

    但那时形势变了，谈判的形式和内容也将变，将不同于过去了。”“政治协商的对象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形式与内容，也必然将有所变化。”

    这种公开场合上讲的含蓄的话，我一下子还不可能全部理解。

    飞返延安的前一天，撤离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后，我去向周恩来报告。

    他坐在办公室里，左手插在腋下，右手扶着额头。这些天他昼夜工作，六七十个小时，其间只是偶尔这样坐着打个盹。我屏住呼吸，悄悄往出退。

    “何树英，”周恩来头也不抬地叫住我“有事吗？”

    “没有。东西和文件都收拾完了，明天走没问题。”我小声说“周副主席，你就睡一会儿吧。”

    周恩来缓缓放下手，望住我；眼里网了红丝，却仍然炯炯地光彩照人。

    “谈判破裂，全面内战开始。”周恩来问：“小何，说说你对形势是怎么看的？”

    “有毛主席领导，我们肯定可以打败蒋该死！”

    周恩来轻轻点头，带了沉思的表情：“大革命失败后，1931年我离开上海，那时心里一片茫然，不知何时才能回来？这一次不同了，我相信，少则半年，多则一年，战场上就会有个分晓。”

    我用力点头：“他是找死！”

    周恩来笑了：“见分晓，还不等于消灭他。我估计，彻底消灭他还要三到五年。不过，他的失败是肯定的。”这时，周恩来的神情起了变化；凝重庄严，又含了一丝讥嘲：

    “蒋介石看错了形势哟！这一错，历史就变了。他不打，大家可以民主建国。他这一打，就没有他的份了。”

    我想起几乎每个记者都问过的问题：“以后还会谈判吗？”

    “会谈判。”周思来肯定地说，神色变得冷峻“但那时的谈判同现在就完全不同了，不是我们一让再让，而是要求他们照我们的条件办。一切反动派和封建法西斯分子，政治协商的对象不会再有他们，联合政府也不会有他们，他们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

    第二天，也就是1946年11月19日，我们跟随周恩来，乘美军专机飞返延安。两年后，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再不是我们一让再让，而是要求他们照我们的条件办。其中，第八项条件是：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受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全面内战开始，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这才是通常人们所讲的“两种命运”的大决战。而我们共产党所争取的“两种命运”又不同。首先争取的第一种“命运”是“大家民主建国”历史证明走不通。于是有了第二种命运，就是建立起以中国共产党为首，联合其他民主党派，对反动派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说，这是历史的选择。

    当张治中将军率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京，周恩来设宴招待他们时，看到国民党代表一个个心事重重，沮丧尴尬的样子，我耳畔便又响起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不打，大家可以民主建国。他这一打，就没有他的份了”也就是说，必然导致人民民主专政。

    这才是真正英明的预见预言。绝非欺人欺世的占龟卜势，也非耸人听闻的特异功能，甚至也不同于“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地球最终要毁灭”这类有着非凡魄力、非凡想象力的虽然正确但充满理性的遥远而末得证实的预见预言。周恩来的预见预言是真正闪烁着伟大思想家的智慧的光芒。

    人的一生都少不了说几句“预见预言”哪怕是为了表达某种信念或诅咒。比如撤离南京时，多数人都郑重讲过：“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电影里也是这样演的，但是没有谁像周恩来那样具体、细致、准确地预见其过程和结果。

    周恩来的预见预言是建立在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是掌握了大量事实之后，通过科学智慧的分析判断而作出的。

    年12月13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预言：“太平洋战争将是长期的。初期还会有若干挫败，也许会丧失若干岛屿、某些土地以及某些交通线解决日本以海军为主，空军陆军只能为辅；英美今天还不能，且不宜对日立即采取攻势，而须先巩固南太平洋圈内要塞的守卫。必须以持久的消耗战和太平洋上联合的力量打击他，才能制他于最后的死命。必须记着，生产能力是决定现代战争的主要因素。”

    这是周思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5天后所写的文章。此后战争的整个进程完全如周恩来预言的那样一步一步地展开。70年代我看日本拍摄的影本“啊，海军”其反映的太平洋战争的过程，也完全与周思来的预见相吻合！若没有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地理、历史等几乎所有方面的丰富知识，是不可能作出这样的预言的。

    年，周思来检查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鸟瞰当时成十字形的“广场”对北京市的负责同志们预言：“我们这么大个国家，天安门城楼这么雄伟，将来一定要配上个大广场；周围的规划要从长计议。我看东面可以建一座历史博物馆，西面可以建个大剧场，作为人民聚会议政的地方”

    年后，经人大代表及专家们讨论、研究、设计、建设的天安门广场完全与周恩来建国时的设想不谋而合，只不过这个“大剧场”的名称叫了“人民大会堂”

    有时，周恩来的预见颇有些“神”若被算命先生拿去肯定要大作文章。话虽如此，这些预见确实证明了周恩来观察事物之细，知火之深，深诺事物发展的规律。

    那是1957年春末，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华访问，日程包括游览杭州。周恩来提前一天到杭州，准备迎接。

    早晨起来，我们工作人员陪他散步，走到一座寺庙前。周恩来朝着庙顶注目片刻，忽发一声感慨：“再过几年就不会有人来抽签了。”

    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从我个人跟随周恩来十几年的体会，他不信神，不信命，并且竭力在领导全民族走向科学。但是，在他破除迷信时，不能不遇到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几干年来都是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的。既要破除迷信又要保护民族文化，既要同宗教的反科学性作斗争又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这里就有一个矛盾，在把握和处理上，政策性是很强的。1957年春末是处于一个微妙的时刻，富有政治生活经验又处于权力最高层的周恩来当然很清楚地感觉到那风暴到来之前的动荡。他一边感慨一边侧过脸，望住站他旁边的外事秘书马列，问：“你有什么心愿没有？”

    马列挠挠头，说：“今年我的大孩子要考中学，我希望他能考上个重点中学。”

    周恩来目光一扫，天还很早、四周围人迹渺渺。他忽然发笑，朝庙里指指：“那你进去抽个签看看。”

    马列也笑了，只当是开玩笑，果真进了庙。工夫不大，拿着签符出来了，是半尺来长的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卦词，嘟哝着：“这写的什么东西啊？看不懂。”

    周恩来刚接过签符，就轻轻“哎呀”一声，说：“糟糕，是下下签。”

    马列皱着眉头抱怨：“老和尚刚睡醒，迷离迷糊，见我不烧香不拜佛，上去就摇卦签，他不高兴，准是咒我呢。”

    周思来一句句地解释那4句卦词：“这是说你办事不顺，万事难如意，还要倒个大霉。”接着摇摇头，笑道：“马列，你要遇上不吉祥的事呢。”

    大家哄笑一番，并没放在心上。

    结果，马列的大孩子如他所愿考上了重点中学北京8中。他高兴得很，那个卦签简直是胡扯淡。可是，没等他笑够，他的爱人林颖就被打成了右派，从行政12级降成14级，开除党籍，调离纺织部，下放到保定化纤厂去工作。

    这种一连串的倒霉事叫贺老总一说就简单了。

    贺龙曾对廖汉生等将军说：“运气这个东西就是怪，你们说有没有？我看是有点。

    运气来了，牌坊也挡不住；运气要是走了，牛也拖不回来。”

    其实，贺龙所讲的“运气”是指一种客观规律性，而规律这个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周思来听说林颖被打成右派，并没立即找马列谈话，也决没因此“株连”马列。只是后来聊天时，随便说几句：“都是工作上的事，不要背包袱。其实林颖同志就是娇骄二字，是个阳性人，有啥说啥，心里不藏事。”

    周恩来这个评价与组织部对林颖的结论相距甚远，这是因为周思来讲的都是实话，而非政治上的风头话。

    林颖确实是冤枉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是错划了。她不过就是坦荡直率，敢讲真话而已。周恩来了解这种同志，是“阳性人”不是阴面人。

    我个人常想，卦签的事周恩来也许是说签巧合，但也不排除他知人知形势的一种预感。

    当时中国共产党内，要求反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许多中央的领导同志甚至讲，不研究反右的问题不参加会。在这种形势下，周思来料定反右运动势在必行，运动一旦起来，不可能四平八稳，历史的经验没有不误伤人的，特别是那些“阳性人”容易受到伤害。

    周恩来的组织纪律观念在党内可说是最强的。他不可能去插手一级组织的工作为林颖解脱，但也绝不因此对马列有成见，在生活上，比过去更关心马列，常问候一下他爱人和家中的情况。这实际上就是在表明他的态度。

    讲这些小事上的预见预言，是为了引出我要讲的周恩来的第三个预见预言。这个预见预言已经完全被今天的事实所证明。

    那还是吃“精神食粮”的年代，社会风气好，群众热情高，但吃面要面票，吃肉要肉票，吃蛋要蛋票，广大农村还为温饱问题发愁。

    不过，还有比我们更愁的。比如“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反对修正主义最激烈，国家也最穷；过去依赖苏联吃饭，这时依赖中国吃饭。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科列加又来访问了，说白了就是要援助。当时要援助要得最厉害的就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而且给少了不行，动不动就闹“脾气”惯出毛病了。

    那几天周恩来心情很不好。老百姓只知道唱“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不知上面有争吵。双方谈得不好，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后来，总理决定带科列加去大寨参观，意思是叫他们看看我们的农民是怎样一种精神，怎样一种奋斗。科列加去看了，说了许多赞誉的话，但东西一样不少要。

    送走科列加后，周恩来心情沉重。当时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等场合，接连讲过几次：我们当前一切的考虑都围绕着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发展生产力，二是如何坚持马列主义，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

    周恩来对此是赞同的。他在送走科列加后说：“搞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经济上同样存在着两条路线。阿尔巴尼亚在经济上只会依赖我们，他这样的社会主义是搞不成的。迟早是要垮的。

    赫鲁晓夫下台后，周恩来曾寄希望于新领导班子。到莫斯科去了一趟，失望了。回国后，他作过一次形势报告，对阿尔巴尼亚、东欧乃至苏联今后的发展作了具体详细的预测预言。

    早在苏共22大召开时，毛泽东曾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至此已经登峰造极，恶贯满盈，从此要往下走，走向他的反面。”这个预见被证实了，不到三年赫鲁晓夫下台。

    年10月19日上午，周恩来在国务院礼堂作报告，讲赫鲁晓夫下台，不讲垮台。

    他说：“娃娃们议论纷纷，垮台跟下台有什么区别？”周恩来解释了区别。一个赫鲁晓夫下台了，但其思想、路线、政策并没变。最后变不变还要看。所以讲下台不讲垮台。

    去过莫斯科，证实赫鲁晓夫是下台，而非垮台。周恩来在分析赫鲁晓夫的假马克思主义时，有段话给我印象很深。许多人都作了笔记：“(他们)连资本主义也不如。阿朱别依(赫鲁晓夫女婿)去访问西德，据说他访美访法访西德，主席团不同意时，赫就让他当消息报主编，一步登天。赫鲁晓夫任人唯亲，搞封建家族主义，连蒋介石都不如。

    蒋介石培养蒋经国，花30年功夫，还要照顾部下，照顾影响，赫鲁晓夫什么也不顾。阿朱别依在美国替赫鲁晓夫开道，到法国道没开好，又到西德。甚至连乌布利希有癌症都说出来。西德来访华的人跟我们讲，阿朱别依在西德说：西德打中国，我们让道，让我们共同防止黄祸”

    周恩来接下来进一步预言东欧各国及苏联。他的预言并非出于某种信念而预言一个结局，而是具体地预言出了他们的演变过程。当时国内外不少人预言“坚持社会主义的重担最终将历史性地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苏联帝国最终将瓦解”但没有谁像周恩来这样以其惊人的知识、阅历、对规律的深刻认识而作出如此具体、鲜明、准确的预见和预言。按一些老同志当时所作记录，话大致是这样讲的：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我们曾寄希望于苏联的新领导，现在看来不行。他们仍然坚持赫鲁晓夫主义，政策没有变仍然是“两霸合作”仍然是“美苏合作，主宰世界”

    但这只是苏联的一厢情愿，美国能同意存在两霸吗？他们搞的和平过渡，不革命，本质是和平演变。莫斯科的美国生活比美国人的美国生活更加美国化。演原子战争的影片美国怕引起国内恐慌，不让在国内演；苏联不仅演自己的，还演美国的，瓦解自己。苏联是精神上先垮了，毫无中国人的敢于承担责任的这个英雄气概。麦克纳马拉都明白地讲：“炸了中国的原子基地，炸不了中国科学家的知识；炸了中国的物质，炸不了中国科学家的精神”

    苏联讲和平竞赛，其实是使美国和平垄断。他们伸手向美国要贷款，美国想从中控制，就要看苏联投降不投降。美国人手里拿着钱讲条件，引诱你一步一步照他说的办，可是苏联还答复可以试一试美国对东欧实行和平演变，苏联跟着要东欧资产阶级化。先露骨地出卖西柏林，能出卖西柏林就可以出卖东德，进而出卖整个东欧，最终必然是出卖苏联的所有革命成果一切谈判，无条件是鬼话，谈来谈去就是出卖，最多谈出个出卖条件搞经济要争取外援，但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阿尔巴尼亚是依赖经济，我们总劝他自力更生，他总想靠在中国身上。在经济方面，也有两条路线的国家。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决不仅是政治上的，更是经济上的。政治经济都有斗争。象阿尔巴尼亚这样，经济上不行，政治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苏联的经济很僵化，停滞不前，民族矛盾复杂最终是要出大乱子。

    当然，总理在分析和作出预言时，讲的话不可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色。

    但他抓住了经济和精神这两条；抓住了从柏林问题到东德到整个东欧这个过程；抓住了苏联存在的复杂的民族矛盾问题，所以基本与后来发生的变化相吻合。

    毛泽东和当时我们的党中央也看到了苏联经济模式的弊病，想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把优先发展重工业改为农轻重的顺序；又树了两个榜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但最终没有解决问题。可以说是失败的。

    是邓小平解决了这个问题。从60年代初提出“我们当前一切的考虑都围绕着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发展生产力，二是如何坚持马列主义，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到改革开放，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使中国的经济终于开始腾飞。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在“64”事件前后，人民和历史能够再次选择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首先要归功于邓小平。如果只是清谈马列主义教条，是无法避免发生苏联和阿尔巴尼亚那样的后果。

    邓小平是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个改变中国命运，改变中国历史的巨人。我相信，这是全民族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