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讔

高山还险恶，人民群众的嘴却像江河那么难于堵塞；群众怨恨的心情各不相同，他们嘲笑讽刺的话也是各种各样的。从前宋国华元为郑国所败，筑城的人就作“睅其目”的歌来嘲笑他；鲁国臧纥为邾国所败，鲁国人就作“侏儒侏儒”的歌来讽刺他。这些都是从两人的外貌来嘲讽，是由于内心有了怨恨而通过戏谑的方式表达出来。此外，如成地的人用“蚕则绩而蟹有匡”的谣谚，来批评不给哥哥穿孝的弟弟；孔子的朋友原壤在母丧中唱出“狸首之斑然”这种不严肃的歌谣。这些例子都是因为有教育别人的作用，所以就记载在礼记里面。由此可见“谐”和“隐”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二）

    “谐”的意义和“皆”相近，是一种语言浅显，适合于一般人，大家听了会发笑的作品。战国时齐威王过度地饮酒作乐，淳于髡就用喝酒的坏处来说服他；楚襄王常常召集宴会，宋玉就写登徒子好色赋来讽刺他。这些都是存心婉讽对方，颇有可取之处。还有秦代优旃谏阻二世在城墙上涂漆，楚国优孟谏阻庄王厚葬他的爱马：这些都是用曲曲折折加以修饰的话，来阻止昏君暴主的倒行逆施。所以司马迁写史记，就编入滑稽列传；因为他们的话虽然不太正常，但用意还是很好的。不过这类事情本身不是正面直说，所以其末流很容易出毛病。如汉代东方朔、枚皋等人，不过在朝廷里混饭吃，并不能纠正统治者的错误，仅仅是说些俏皮话，给人开开心而已。所以他们自己也说“写赋只能嘲弄，结果被当做倡优看待。”可见他们也有点后悔了。后来曹丕搜集谐谈，编成笑书。吴国薛综善于在筵席上说笑话，虽能娱乐在座的人，不过对当时政事并无好处。可是后来的文人，却常常绕道到这种写作中来。如潘岳的丑妇、束皙的卖饼等等，明知故犯地来学写这种作品的，不下百余人。到魏晋时期，讲滑稽话的风气很盛行；于是有人嘲笑应玚的鼻子好像被削的蛋，有人嘲笑张华的外貌好像舂槌等，都是些无聊的话，有损于谐辞的意义。这不等于落水的人还在笑，犯罪的人还唱歌吗？

    （三）

    “讔”的意义就是隐藏，用隐约的言辞来暗藏某种意义，用曲折的譬喻来暗指某件事物。从前萧国还无社向楚国大夫求救，用“废井”和“麦鞠”做隐喻；吴国申叔仪向鲁军借粮，用“佩玉”为歌辞，以“庚癸”为呼号；楚国伍举用三年不飞不鸣的“大鸟”做比喻，来讽刺楚庄王；齐国有人讲海同鱼的关系，来讽谏薛公；楚国的庄姬用无尾的龙，来启发襄王注意后嗣；鲁国臧文仲假托“羊裘”等话，来暗示准备应付齐国的进攻。这些讔语的作用，都记载在史书里面；大的可以振兴政治，并且有助于自身的显达；其次也可纠正某些错误，让迷惑的人明白过来。它们的用意虽然产生于权变狡诡，但常常是出于某种机要迫切的事情。讔语和谐辞，是可以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汉代的隐书有十八篇，刘歆和班国编目录的时候，把它们附在赋的后面。从前楚庄王和齐威王都喜爱讔语。东方朔在这方面更是擅场；不过他常常用怪话来开玩笑，对于匡正过失毫无补益。从魏代以后，倡优不为人所喜爱，所以士大夫们就把讔语变为谜语。所谓“谜”就是用改头换面的辞句来迷糊对方。有的是离文拆字，有的是刻划事物的形状；常常是用小聪明来卖弄才思，凭肤浅的见解来夸耀文辞。其实在内容方面应婉转而正确，在文辞方面应该含蓄而恰切。从前荀卿的赋篇已开了端，到曹丕、曹植弟兄俩，便写得更为精练而周密；曹髦广泛地描绘事物，虽然有点小巧，可是并没有大的用处。试看古代的讔语，其中的道理都与重要事务有关，哪能像儿童的游戏，只是拍腿称快呢？文章中的谐辞讔语，就像各种学派中的小说一派。这种作品由低级官吏收集起来，可以使人扩大眼界，多知道些事理；如果不断学习这些，就可成为淳于髡等人的高徒、优旃等人的知友了。

    （四）

    总之，古代的谐辞讔语，可以挽救危机，解除困难。即使有了丝和麻，也不应抛弃野草。谐讔合于大义而又用在恰当的时机，那是很有讽谏作用的。如果仅仅是游戏滑稽，那就是很不好的谐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