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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性,以及更好地表达某些内容,都是有益的。刘勰对此做了初步总结,也是可取的。问题在于,本篇并非专论对偶;所谓“迭用奇偶”显然指骈文而言。一般散文只是偶用对句,就不存在“迭用奇偶,节以杂佩”的问题。骈文以对句为主,可说是雕章琢句的典型文体,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是意义不大的。

    (一)

    大自然赋予万物的形体,必然成双成对;这种自然规律所起的作用,使事物不可能孤独形成。经由人心产生的作品,作者对各种思虑的安排处理,要使得前后上下配置适当,自然就形成了对句。唐尧虞舜时期的作品,虽然还未充分讲究文采,可是皋陶在赞助舜帝的话中就讲到:“罪过有疑问要从轻处理,功劳有疑问应从重奖励。”益向舜陈说谋议中也讲到:“自满必带来损害,谦虚必受到益处。”这岂是有意制造对偶?随意讲出就自然成对了。周易中的文言、系辞,是经圣人精思写成的。乾卦中讲“元、亨、利、贞”的一段,是句句排偶;讲“云从龙、风从虎”等同类相感的话,则字字相对;讲乾易坤简的道理,就婉转曲折相对;讲“日往则月来”等,便和“寒往则暑来”等遥相对应:这些论述的字句变化虽然有所不同,但其意思相对则是一致的。至于诗经中的诗篇,春秋时期各国大夫的应对辞令,其对句和散句都是随不同的内容而变化,并非着意安排。到汉代扬雄、司马相如、张衡、蔡邕等杰出的作者,特别爱好骈俪;他们的作品,有如古代宋国的绘画,吴国的冶铸,在作品上精雕细刻,使骈偶句子和丰富的文采交相辉映,相对的意义和高雅的韵味并驾齐驱。到魏晋时期的作者们,造句更为精密,对字偶意,推敲得细致入微。但对偶得当者达于精巧,滥凑浮华者便无成效。

    (二)

    对偶的格式,约有四种:言对是易对的,事对是难对的,反对是好对,正对是劣对。所谓“言对”只是文辞上的对偶;所谓“事对”是用两种前人故实组成的对偶;所谓“反对”是事理相反而旨趣相合的对偶;所谓“正对”是事虽有异而意义相同的对偶。如司马相如上林赋中所说:“(帝王)应用礼来修饰容仪,在书中遨游学习。”这就属于言对一类。宋玉神女赋中所说:“毛嫱遮上衣袖,不足法式;西施掩住面容,比之逊色。”这就属于事对一类。王粲登楼赋中所说:“钟仪被囚禁在晋国,仍然弹奏楚声;庄易做高官于楚国,病中仍发出越吟。”这就属于反对一类。张载在七哀诗中所说:“汉高祖怀念家乡枌榆,光武帝思念家乡白水。”这就属于正对一类。这几种对偶中,司马相如的对句只由内心组辞而成,所以言对比较易作;宋玉是征引前人故实成对,所以事对比较难作;王粲是用被囚和官显两种相反的人来说明“人情同于怀土”所以反对是较好的;张载的出句和对句都是说帝王怀乡,所以正对是较差的。无论言对事对,都各有反正两种,照此推究,各种对偶的类型就很清楚了。

    (三)

    张华的杂诗中说:“远游的雁并翅飞翔,归来的鸿连翼而飞。”刘琨的重赠卢谌诗中说:“孔子听说获麟而悲伤,孔丘因鲁国打猎获麟而哭泣。”这种重复,就是对偶中多余的枝指了。因此,美好的言对,以精巧为贵;高明的事对,必求其恰当。如以两事相对,而优劣不相称,就如驾车,左边是良马而右边是劣马。若所写事物是孤立的,没有什么和它相对,就像只有一足的夔跳着走路了。即使有了对偶,但没有奇异的同类,缺乏特殊的文采,写得平平常常,就必将使人读之昏昏欲睡。所以,必须做到事理圆合,对偶精密,有如双双璧玉的章采;并交错运用偶句和散句,就像用各种不同的佩玉加以调节,这就是完美的俪辞了。按照这种要求来思考,运用对偶的道理自然就清楚了。

    (四)

    总之,事物本身自然成双,文辞也往往俱有对偶。创作中能上下左右兼顾,偶辞的精巧及其所含意味就能同时得到表现。这种对偶像光彩的并蒂鲜花,具有明净的千姿百态。对偶句和单句都加润饰,就如那兼有各色玉器的杂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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