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术

还突出强调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及其感人力量。刘勰在他的创作论的总结中提出这种要求或理想，这很有助于我们对其整个创作论的理解。神思以下各篇，正是为如何创造出这样理想的作品所做的分论。

    （一）

    近来人们常常说，文章有“文”和“笔”两种；他们认为不讲究音节的是“笔”讲究音节的是“文”文本来是补充和修饰语言的，按理说可以包含诗经、尚书两方面的作品；至于分成两种，那是晋代以后的事。颜延之以为：“笔”这种体裁，是有文采的“言”；儒家经书是“言”而不是“笔”而传注乃是“笔”不是“言”我现在就借颜延之的矛，来反攻他的盾。为什么这样说呢？周易中的文言，岂不是有文采的“言”吗？假如“笔”是有文采的“言”那么就不能说经书不是“笔”了。颜延之想建立新的论点，可是我看他的论点还不能建立起来。我认为：口头说的叫做“言”书面写的叫做“笔”；说明永久性道理的叫做“经”解释经书的叫做“传”经和传的体裁，就显然不应属于“言”而应属于“笔”了；用笔写来代替口说，文采可多可少。儒家经典以其内容深刻而不可磨灭，并不是以颜延之所谓无文采的“言”和有文采的“笔”来定其高下的。

    （二）

    从前陆机的文赋，据说谈得很详细；但是里边多讲琐碎的问题，却没有抓住要点。可见事物的变化是无穷的，而真正懂得写作的人却较少。一般作家精心撰文，都努力争取新奇华丽，常常只注意文辞的选择，而不去钻研写作的方法。譬如在成堆的玉中，不免有些和石块相类；在稀有的石头中，偶然也有好像玉的。同样，用心写作的人，文章比较简洁；可是文思贫乏的人，篇幅也多短小。才华丰富的人，常常下笔千言；但是文风杂乱的人，也写得非常冗长。善于雄辩的人，条理十分清楚；不过学识浅薄的人，辞句也极显露。思想深刻的人，写出来有时难懂；可是故作怪僻的人，也有晦涩的毛病。有的文章意义丰富，而声调音节显得较差；有的文章讲道理比较拙劣，而文句却很润泽。正如音乐一样，敲钟弹琴都不容易。一个乐师要演奏得音调和谐，不必大小乐器都会掌握；要能运用乐器，发挥作用，何须兼通一切曲调？曹丕把写作比作音乐，是有根据的，因为都要求掌握法则。如果不能截断弯曲的树根，那就无法考验刀锯是否锋利；同样，如果不能分析深刻的写作道理，也就不能看出作者是否有妙才。要使文才妙用无碍，就必须依靠通晓写作方法。若非全面考察各种体裁，普遍明确各种法则，怎能掌握思想情感的来龙去脉，在文坛上获得成功呢？

    （三）

    因此，如果能掌握方法来进行写作，就像会下围棋的人那样讲究技巧；如果抛弃方法而任意写作，就像掷采的人那样碰机会。所以，像掷采那样写作的文章，只依靠偶然得来，即使开始能写成几句，后边也难于继续。这样，在内容少的时候，固然无法写下去；在内容多的时候，也不知如何剪裁。既然不管内容多少都会感到困惑，那怎能掌握写作的好坏呢？至于像会下棋那样写作的文章，则是在方法上按照一定的技巧，按部就班地和思想情感相配合；利用恰当的时机，一般是不会出错的。技巧运用得很好，时机非常适合，就可在内容上做到意味浓郁动人，在文辞上也使得气势蓬勃起来。这种佳作，看在眼里像五彩的锦绣，听在耳里像琴笙演奏的音乐，尝在嘴里像肥美的肴馔，戴在身上像芬芳的香草：写作的效用，这算达到极点了。千里马虽然快，但缰绳不能太长；如有万分之一的差错，那就会影响到千里之行。何况文章各种体裁的写作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各方面都要密切配合；如果其中有一点不协调，全文都要受影响。所以集中在本篇，全面考虑文学创作的种种不同情况，要像三十条车辐一样，必须配合在一个车毂里。这里谈得虽很肤浅，也算我的一得之愚吧。

    （四）

    总之，在创作领域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必须首先注意总体，彻底认清基本写作原理；这样就能根据基本原理来掌握各种技巧，抓住要点来驾驭一切。文思虽没有一定的规则，写作的基本原理却是有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