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战

，伪装成要出击敌人阵地之南端的样子，将敌人的全部精锐吸引到这里。司马懿却率领大军偷偷越过辽隧向北，放弃眼前敌人不打而直趋襄平，一路打败敌将的拦截，顺利地完成了对襄平的包围。这时，众将又请求迅速攻城，但司马懿均未同意。随军司马陈珪提出疑问说：“以往您率军攻打上庸，只用了五天即破城杀了孟达。如今长途跋涉而来，却变得安稳缓慢起来，对此，我实在有些迷惑不解。”司马懿耐心解释说：“上庸之战，孟达当时兵少而粮食够吃一年，我军将士数相当孟达军的四倍，但粮食则不够一个月食用，以仅有一个月存粮的部队去与有一年存粮的敌人相较量，怎么可以不采取速战速决？用四倍于敌的兵力去打击敌人，即使损失一半兵力而战胜了敌人，还是应当干的。因为，这不是从计较人员伤亡，而是从计较粮食多少这一情况出发，所采取的作战行动。如今的形势是敌众我寡、敌饥我饱，加之大雨不停，攻城器械未备，似此而急忙进攻又有什么作为呢？我军从京师洛阳出发以来，我所担心的不是敌人向我军进攻，而是担心敌人不战而逃。现在敌人的粮食将要用尽，而我军对敌尚未完成合围之势；如果采取掠夺其牛马、抄取其柴草，那么，这就无异于驱使敌人逃跑。战争是一种诡诈多变的行动，善于因变制敌才能取胜。敌人凭恃其兵多，因此虽已处于饥饿困难的境地，但却仍然不肯束手待毙。对于此种敌人，我们应当伪装成无能为力的样子稳住它。如果我们贪求小利而惊跑他们，这不是好的计谋所为。”不久，雨过天晴，司马懿令部队制作攻城器械，并迅速发起进攻，箭飞如雨，攻势迅猛。城中敌人顿时陷于粮尽的困难境地，饥饿严重以至发生人吃人现象。公孙渊窘急无奈，便派部将王建、柳甫出城乞降，请求解除对襄平城的围困，并表示公孙渊君臣一定自缚前来请罪归附。但司马懿断然拒绝，并将王、柳二将杀掉。公孙渊见派将乞降未成，便突围而逃；司马懿挥军紧追，赶到梁水岸边将其击杀。至此，辽东地区完全平定。

    <b>解析</b>

    本篇以必战为题，乃取“攻其必救”之义，其要旨是阐述在深入敌境作战的条件下，打败坚壁不战之敌的指导原则。它认为，凡是深入敌国境内作战，对于那些固守坚城不与我决战的敌人，应当采取“攻其必救”的指导原则，迫使敌人脱离坚城与我决战，我就可以打败敌人。本篇所论“攻其君主，捣其巢穴”这既是敌人君王所在的要害去处，又是敌人必然极力回救的地方。只有攻敌所必救之处，才能调动坚壁不战之敌脱离固垒于运动中聚而歼之。因此“攻其必救”的原则，在古代战争中是常为兵家所采用的调动敌人、歼灭敌人的正确作战原则。三国时期魏将司马懿平定公孙渊的辽东之战，就是运用“攻其必救”指导原则取胜的典型战例。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大将司马懿奉命率军进讨雄据辽东的割据势力公孙洲。对于东进来攻的魏军，公孙渊派重兵固守辽隧坚城不与魏军决战，企图消耗和拖垮魏军，主帅司马懿识破其阴谋，力排众议，果断决定避开强点辽隧坚城不攻，直捣公孙渊的所在地且守备薄弱的襄平城，并根据“贼众我寡，贼饥我饱”的实际情况，集中兵力对襄平实施四面包围，迫使公孙渊在“粮尽窘急，人相食”的严重危困形势下，不得不弃襄平而出逃。司马懿乘势挥军追击，于运动中一举歼灭了公孙渊。战后，司马懿在回答部将陈珪所提疑问时，把昔攻上庸之战（即平定孟达之战，详见前速战史例），与今攻襄平之战所采取的不同作战原则和战法，加以分析比较后指出说：“夫兵者诡道，善因事变”而已。这是完全符合战争客观规律和作战实际需要的真知灼见。从敌情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因变而制敌，这既是军事家司马懿用兵的突出特点，又是他前后夺取两战胜利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