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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秦说齐闵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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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喜欢站在领袖的位置，两军相交时喜欢攻打强敌的缘故。
再说强国招致祸患，往往是因为一心想凌驾在诸侯之上；而弱国遭受灾殃，常常是由于一心想算计别人取得好处。所以，强国不免危殆，小国则不免覆灭。为大国所计，不如后发制人，坚决讨伐那些不讲道义的国家。后发制人能有所倚仗。盟国多而兵力强，从而形成以人多势强对付疲弊衰弱的利局，战争必能取得胜利。办事合乎公道，就能取得利益。强国依此而为，名号自然不争而得，霸业也能袖手而成。
至于小国最好的策略则莫过于谨慎从事，不轻信诸侯。小心谨慎，四邻之国就没有借口寻仇犯境；不轻信，就不会被诸侯出卖，成为利益的牺牲品。在外不被出卖，在内没有争斗，就可远离祸患，有利于国内实力的积储和增长。小国若能如此，那么不用祈祷就能享福，无须借贷自能富足。所以说，施行仁政可以称王，建树信义可以称霸，而穷兵黩武只会招致灭亡。为什么这样说呢？过去吴王夫差倚仗国大兵强，率领诸侯四方征战，攻击楚国，占据越国，并对诸侯们发号施令，俨然君临天下，最后却落得身死国亡的下场，为天下所耻笑。为什么得这样的结果呢？原因在于夫差平时总是想成为天下之主，倚仗国力强盛率先挑起战争。以前莱、莒两国喜欢施用阴谋，而陈、蔡两国则专行诈术，结果，莒国因倚仗晋国而灭亡了，蔡国因依仗越国而灭亡了。这些都是在内使用诈术，在外轻信诸侯招来的横祸。由此看来，国家无论强弱大小，都有各自的祸患，前车之鉴，在历史上都有印证。
常言道：千里马一旦衰老，跑不过劣马；孟贲一旦力乏，打不过女子。劣马、女子的筋骨劲力，远远比不上千里马和勇士孟贲，但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这是因为后发制人，我方就有所凭藉。如今，天下诸侯相互借重而相互牵制，并且对峙的时日还很长，如果哪个国家能够按兵不动，后发制人，同时善于转嫁仇怨，隐去用兵的真实意图，假正义之名以伐无道，那么兼并诸侯取得天下便能指日可待。掌握诸侯的国情，明了天下的地理形势，不结盟，不互相扣留人质，关系会更牢固；不急躁冒进，事情会进展的更为顺利。一起共事能坚守承诺，一起受害而不相互埋怨，彼此都强大了就越发亲近。如何能做到这样呢？在于形势令他们忧患相同、利害一致。有什么事实可作佐证呢？早先，齐、燕两国在桓曲交战，燕兵败北，十万兵众匹马无归。胡人乘势袭击燕国楼烦等地，掳掠牛马。那胡人与齐国，非亲非故，又没有订立什么盟约，却竭力配合齐国，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忧患相同、利害相关呀！以此可见，联合形势相同的国家就可以最大程度地获取利益，后发制人可使诸侯归附并加以役使。
“所以英明的君主和有远见卓识的相国，假如致力于王霸之业，就不要把使用武力摆在首位。战争既耗损国力，又滋扰民生。国家的元气遭到损耗，便再也无力号令诸侯。战争对国家的损耗是显而易见的。士人听说将有战事，便捐献财产，以充军用，而商人就运送酒肉粮食以犒劳战士，长官让人拆下车辕当柴烧，杀牛设宴款待军兵。其实这些都是坑民害国的做法。国人祈祷，君王设祭，大城小县皆设神庙，凡有市场的城邑无不停业为战争服役，其实这是虚耗国家的做法。
决战之地，尸横满地，哀鸿遍野，人们扶着受伤的将士，表面看来将士立功，国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实际上，资财损耗之多，国人痛哭之惨，足以令国君忧心如焚。阵亡将士的家属为安葬父兄而倾尽家财，负伤将士也耗尽积储以求医问药，那些侥幸全身而回的军人，在家中大摆筵席以示庆贺，花费也不在少数。所以战争使人民耗费的钱帛，十年耕种所得的收获也难以抵偿。军队出战，矛戟弓弩，车马刀矢，损失大半，再加上被人盗窃藏匿所造成的损失，也是十年耕种无法抵偿的。国家负担这两笔费用，已是力竭筋疲，哪里还能对诸侯施以号令呢？攻城拔地之时，百姓作为后方支援，替士兵缝补破烂的战衣，运输攻城的器械，头上顶着禾草，挖掘地道，为徭役所累。将军顾不上士兵劳累，日夜督战，数月能攻下城池就算很快了。将士疲弊，连下三城，相信再没有余力战胜敌人。
因此说，明君贤相图谋天下，并不把使用武力置诸首位。历史上是有先例的。过去，智伯攻灭范、中行氏，接着麾兵西向，围攻晋阳，吞并两国，又逼得赵襄子走投无路，兵威可谓盛极一时。然而后来智伯却落得身死国亡的下场，为天下人所耻笑，这是什么缘故呢？是由于智伯挑起祸端，灭亡之祸威胁到韩、魏二君的缘故。从前，中山国调动全国之兵，迎击燕、赵两国，败赵兵于南方的长子，破燕军于国境之内，并杀掉其领兵的大将。那中山只是个千乘小国，与两个万乘大强国同时为敌，连续取得两次决定性的大捷，成为用兵的典范。然而这样善战之国终不免灭亡，以致国君奔齐为臣，原因何在？是因为它不考虑战争的祸患，接连不断地发生战争。由此看来，战争的弊端在史书上是很多的。
“如今称得上善于用兵的人，屡战屡胜，攻则取，守则固，天下人给予高度颂扬，而举国上下莫不倚之若长城，其实这并非是国家的好事。臣听说战争取得大捷，士卒伤亡惨重，百姓因防务而疲惫不堪，城郭也会损毁得面目全非。兵死于战，民疲于内，城郭破败，国君是不会高兴的。以箭靶为喻，它并没有与人结怨，可是人人都会以强弓硬弩对待它，射中的就高兴，没有射中的则会满面羞惭，不论老少尊卑，皆以一射为快。原因何在？是人们厌恶让人看出自己不会射箭。现在有的国家屡战屡胜不可攻拔，这不仅仅是示人以难，同时还妨害到别国的利益，别国的敌视情绪也就更重了。像这样既劳累百姓、损耗国家，又成为众矢之的之事，圣明的国君是不会干的。
有远见卓识的明君贤相也不会妄动刀兵，以致于损兵折将，大伤元气。明君贤相，总是力求不施攻伐而臣服诸侯，以谦恭辞让获得更多的财货土地。因为明君之于战事，不动刀兵就能战胜敌国，不用武力就可掠夺到土地，别人尚未察觉而王业就可完成。明君之处事，不费财力，而以长期的策划取得永久的利益。所以可以这样说，后发制人可令诸侯归附并加以驱使。
据臣所知：‘战争之道不在军队的多少’，即使有百万敌军，也能败之于朝堂之上帷幄之中；即使遭遇阖闾、吴起那样的将帅，也能通过室内的策划擒获他；虽然有千丈的城池，也可以在酒席之间摧毁它；虽然有百尺高的战车，也可以在坐卧之时摧折它。所以，丝管之声在朝堂不绝于耳、和着优伶和侏儒欢笑歌舞之时，国土已经扩张，诸侯前来臣服。如此的君王，名号与天地相等不算高贵，政权控制海内也不算巨大。
因此，善于开创王业的君主，在于能使诸侯劳顿而自己闲逸，使天下混乱而本国安宁。安逸与大治在我方，而劳顿与混乱在它国，这就是王霸之道。积蓄国力以待来敌，以消兵祸，那么他的国家没有隔夜之忧。有什么事实作佐证呢？过去魏惠王拥有领土上千里，甲士三十六万，倚仗自己实力强大，攻取邯郸，西围定阳，又邀集十二家诸侯朝拜周天子，为图谋秦国作种种准备。秦孝公闻报，忧心忡忡，寝食难安，食不甘味，动员全国，修缮战守的器具，境内严加防守，同时招募死士，任命将领，以待来敌。
卫鞅向秦孝公献计说：‘魏王有匡扶周室之功，号令得以施行天下，既能邀集十二家诸侯朝见天子，从者甚众。以区区一个秦国，恐怕还不能与之争锋竞胜，大王可否以臣为使去见魏王？臣有把握挫败魏国。’秦王答应了他的请求，卫鞅往见惠王，大加称颂：‘我听说大王劳苦功高而能号令天下。可如今大王率领的十二家诸侯，不是宋、卫，就是邹、鲁、陈、蔡，大王固然可以随意加以驱使，然而就凭这些力量还不足以称王天下。大王不如向北联结燕人，东伐齐国，赵国自会服从；再联合西方的秦国，南伐楚国，韩国自会望风而服。大王有讨伐齐、楚的心愿且行事合于道义，实现王业的日子便不远了。大王自可顺从天下之志，加天子衣冠，再图齐、楚。’惠王听了，十分高兴，便依天子体制，大建宫室，制作丹衣和九施、七星之旗。对惠王的妄自尊大、越礼不轨，齐、楚两国君主大为激愤，而各路诸侯也都投到齐国伐楚的旗帜下面。齐人伐魏，杀掉了魏太子申，歼师十万。惠王震恐，急忙下令收兵，又向东臣服于齐。诸侯们这才停止武力制裁。在那个时候，秦孝公乘机取得魏国的河西地区，而且对惠王毫无感激之情。所以卫鞅当初与孝公商议对策的时候，谋约于座席之上，策划于酒席之间，定计于高堂之上，而魏国大将庞涓已为齐所擒，刀兵不动已收西河以外的地方。这就是臣所讲的‘败敌于厅堂之上，擒获敌将于帷幄之中，在酒宴上攻下敌城，在枕席上折断敌人兵车。’”
<b>评析</b>
苏秦以众多事例引证了他的政治洞见和哲理，他的主要观点是：
1要后发制人、顺应时势。率先挑起战争的人和领头攻打他国的人必然后患无穷、陷于孤立。后发制人会有所凭借，顺应时势可远离仇怨。
2大国应该讨伐那些不讲道义的国家，以此可名利双收、完成霸业。小国应该谨慎从事，不轻信他人，逐渐增强实力。
3不能把使用武力摆在首位，尽量避免战争，避免因为炫耀武功而成为众矢之的。
4取胜的关键是在帷幄之中的策划和谋略，而非疆场上的厮杀。
这4个观点苏秦用了大量事例来论证，一般都是先说出观点，然后举出当时已经发生的事件来佐证，在叙述事例过程中也夹杂一些评论，整体上事实和理论相结合，极富有说服力和真理性。
苏秦对君王的谏言中有破有立，破大于立，破立的中心主旨是一致的，那就是在国家政治军事斗争中尽量要占有道义，尽量要“不战而屈人之兵”绝对不能好战和强出头。上面这些至理规则同样适合于和平年代的人际关系中，我们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作好自己的发展战略，对待朋友、竞争者要有智慧、有谋略，要将上述国际关系领域的法则娴熟地运用在人际关系上，毕竟人与人之间和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其作为一个利益主体方面，有着很大的可比性。
再说强国招致祸患，往往是因为一心想凌驾在诸侯之上；而弱国遭受灾殃，常常是由于一心想算计别人取得好处。所以，强国不免危殆，小国则不免覆灭。为大国所计，不如后发制人，坚决讨伐那些不讲道义的国家。后发制人能有所倚仗。盟国多而兵力强，从而形成以人多势强对付疲弊衰弱的利局，战争必能取得胜利。办事合乎公道，就能取得利益。强国依此而为，名号自然不争而得，霸业也能袖手而成。
至于小国最好的策略则莫过于谨慎从事，不轻信诸侯。小心谨慎，四邻之国就没有借口寻仇犯境；不轻信，就不会被诸侯出卖，成为利益的牺牲品。在外不被出卖，在内没有争斗，就可远离祸患，有利于国内实力的积储和增长。小国若能如此，那么不用祈祷就能享福，无须借贷自能富足。所以说，施行仁政可以称王，建树信义可以称霸，而穷兵黩武只会招致灭亡。为什么这样说呢？过去吴王夫差倚仗国大兵强，率领诸侯四方征战，攻击楚国，占据越国，并对诸侯们发号施令，俨然君临天下，最后却落得身死国亡的下场，为天下所耻笑。为什么得这样的结果呢？原因在于夫差平时总是想成为天下之主，倚仗国力强盛率先挑起战争。以前莱、莒两国喜欢施用阴谋，而陈、蔡两国则专行诈术，结果，莒国因倚仗晋国而灭亡了，蔡国因依仗越国而灭亡了。这些都是在内使用诈术，在外轻信诸侯招来的横祸。由此看来，国家无论强弱大小，都有各自的祸患，前车之鉴，在历史上都有印证。
常言道：千里马一旦衰老，跑不过劣马；孟贲一旦力乏，打不过女子。劣马、女子的筋骨劲力，远远比不上千里马和勇士孟贲，但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这是因为后发制人，我方就有所凭藉。如今，天下诸侯相互借重而相互牵制，并且对峙的时日还很长，如果哪个国家能够按兵不动，后发制人，同时善于转嫁仇怨，隐去用兵的真实意图，假正义之名以伐无道，那么兼并诸侯取得天下便能指日可待。掌握诸侯的国情，明了天下的地理形势，不结盟，不互相扣留人质，关系会更牢固；不急躁冒进，事情会进展的更为顺利。一起共事能坚守承诺，一起受害而不相互埋怨，彼此都强大了就越发亲近。如何能做到这样呢？在于形势令他们忧患相同、利害一致。有什么事实可作佐证呢？早先，齐、燕两国在桓曲交战，燕兵败北，十万兵众匹马无归。胡人乘势袭击燕国楼烦等地，掳掠牛马。那胡人与齐国，非亲非故，又没有订立什么盟约，却竭力配合齐国，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忧患相同、利害相关呀！以此可见，联合形势相同的国家就可以最大程度地获取利益，后发制人可使诸侯归附并加以役使。
“所以英明的君主和有远见卓识的相国，假如致力于王霸之业，就不要把使用武力摆在首位。战争既耗损国力，又滋扰民生。国家的元气遭到损耗，便再也无力号令诸侯。战争对国家的损耗是显而易见的。士人听说将有战事，便捐献财产，以充军用，而商人就运送酒肉粮食以犒劳战士，长官让人拆下车辕当柴烧，杀牛设宴款待军兵。其实这些都是坑民害国的做法。国人祈祷，君王设祭，大城小县皆设神庙，凡有市场的城邑无不停业为战争服役，其实这是虚耗国家的做法。
决战之地，尸横满地，哀鸿遍野，人们扶着受伤的将士，表面看来将士立功，国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实际上，资财损耗之多，国人痛哭之惨，足以令国君忧心如焚。阵亡将士的家属为安葬父兄而倾尽家财，负伤将士也耗尽积储以求医问药，那些侥幸全身而回的军人，在家中大摆筵席以示庆贺，花费也不在少数。所以战争使人民耗费的钱帛，十年耕种所得的收获也难以抵偿。军队出战，矛戟弓弩，车马刀矢，损失大半，再加上被人盗窃藏匿所造成的损失，也是十年耕种无法抵偿的。国家负担这两笔费用，已是力竭筋疲，哪里还能对诸侯施以号令呢？攻城拔地之时，百姓作为后方支援，替士兵缝补破烂的战衣，运输攻城的器械，头上顶着禾草，挖掘地道，为徭役所累。将军顾不上士兵劳累，日夜督战，数月能攻下城池就算很快了。将士疲弊，连下三城，相信再没有余力战胜敌人。
因此说，明君贤相图谋天下，并不把使用武力置诸首位。历史上是有先例的。过去，智伯攻灭范、中行氏，接着麾兵西向，围攻晋阳，吞并两国，又逼得赵襄子走投无路，兵威可谓盛极一时。然而后来智伯却落得身死国亡的下场，为天下人所耻笑，这是什么缘故呢？是由于智伯挑起祸端，灭亡之祸威胁到韩、魏二君的缘故。从前，中山国调动全国之兵，迎击燕、赵两国，败赵兵于南方的长子，破燕军于国境之内，并杀掉其领兵的大将。那中山只是个千乘小国，与两个万乘大强国同时为敌，连续取得两次决定性的大捷，成为用兵的典范。然而这样善战之国终不免灭亡，以致国君奔齐为臣，原因何在？是因为它不考虑战争的祸患，接连不断地发生战争。由此看来，战争的弊端在史书上是很多的。
“如今称得上善于用兵的人，屡战屡胜，攻则取，守则固，天下人给予高度颂扬，而举国上下莫不倚之若长城，其实这并非是国家的好事。臣听说战争取得大捷，士卒伤亡惨重，百姓因防务而疲惫不堪，城郭也会损毁得面目全非。兵死于战，民疲于内，城郭破败，国君是不会高兴的。以箭靶为喻，它并没有与人结怨，可是人人都会以强弓硬弩对待它，射中的就高兴，没有射中的则会满面羞惭，不论老少尊卑，皆以一射为快。原因何在？是人们厌恶让人看出自己不会射箭。现在有的国家屡战屡胜不可攻拔，这不仅仅是示人以难，同时还妨害到别国的利益，别国的敌视情绪也就更重了。像这样既劳累百姓、损耗国家，又成为众矢之的之事，圣明的国君是不会干的。
有远见卓识的明君贤相也不会妄动刀兵，以致于损兵折将，大伤元气。明君贤相，总是力求不施攻伐而臣服诸侯，以谦恭辞让获得更多的财货土地。因为明君之于战事，不动刀兵就能战胜敌国，不用武力就可掠夺到土地，别人尚未察觉而王业就可完成。明君之处事，不费财力，而以长期的策划取得永久的利益。所以可以这样说，后发制人可令诸侯归附并加以驱使。
据臣所知：‘战争之道不在军队的多少’，即使有百万敌军，也能败之于朝堂之上帷幄之中；即使遭遇阖闾、吴起那样的将帅，也能通过室内的策划擒获他；虽然有千丈的城池，也可以在酒席之间摧毁它；虽然有百尺高的战车，也可以在坐卧之时摧折它。所以，丝管之声在朝堂不绝于耳、和着优伶和侏儒欢笑歌舞之时，国土已经扩张，诸侯前来臣服。如此的君王，名号与天地相等不算高贵，政权控制海内也不算巨大。
因此，善于开创王业的君主，在于能使诸侯劳顿而自己闲逸，使天下混乱而本国安宁。安逸与大治在我方，而劳顿与混乱在它国，这就是王霸之道。积蓄国力以待来敌，以消兵祸，那么他的国家没有隔夜之忧。有什么事实作佐证呢？过去魏惠王拥有领土上千里，甲士三十六万，倚仗自己实力强大，攻取邯郸，西围定阳，又邀集十二家诸侯朝拜周天子，为图谋秦国作种种准备。秦孝公闻报，忧心忡忡，寝食难安，食不甘味，动员全国，修缮战守的器具，境内严加防守，同时招募死士，任命将领，以待来敌。
卫鞅向秦孝公献计说：‘魏王有匡扶周室之功，号令得以施行天下，既能邀集十二家诸侯朝见天子，从者甚众。以区区一个秦国，恐怕还不能与之争锋竞胜，大王可否以臣为使去见魏王？臣有把握挫败魏国。’秦王答应了他的请求，卫鞅往见惠王，大加称颂：‘我听说大王劳苦功高而能号令天下。可如今大王率领的十二家诸侯，不是宋、卫，就是邹、鲁、陈、蔡，大王固然可以随意加以驱使，然而就凭这些力量还不足以称王天下。大王不如向北联结燕人，东伐齐国，赵国自会服从；再联合西方的秦国，南伐楚国，韩国自会望风而服。大王有讨伐齐、楚的心愿且行事合于道义，实现王业的日子便不远了。大王自可顺从天下之志，加天子衣冠，再图齐、楚。’惠王听了，十分高兴，便依天子体制，大建宫室，制作丹衣和九施、七星之旗。对惠王的妄自尊大、越礼不轨，齐、楚两国君主大为激愤，而各路诸侯也都投到齐国伐楚的旗帜下面。齐人伐魏，杀掉了魏太子申，歼师十万。惠王震恐，急忙下令收兵，又向东臣服于齐。诸侯们这才停止武力制裁。在那个时候，秦孝公乘机取得魏国的河西地区，而且对惠王毫无感激之情。所以卫鞅当初与孝公商议对策的时候，谋约于座席之上，策划于酒席之间，定计于高堂之上，而魏国大将庞涓已为齐所擒，刀兵不动已收西河以外的地方。这就是臣所讲的‘败敌于厅堂之上，擒获敌将于帷幄之中，在酒宴上攻下敌城，在枕席上折断敌人兵车。’”
<b>评析</b>
苏秦以众多事例引证了他的政治洞见和哲理，他的主要观点是：
1要后发制人、顺应时势。率先挑起战争的人和领头攻打他国的人必然后患无穷、陷于孤立。后发制人会有所凭借，顺应时势可远离仇怨。
2大国应该讨伐那些不讲道义的国家，以此可名利双收、完成霸业。小国应该谨慎从事，不轻信他人，逐渐增强实力。
3不能把使用武力摆在首位，尽量避免战争，避免因为炫耀武功而成为众矢之的。
4取胜的关键是在帷幄之中的策划和谋略，而非疆场上的厮杀。
这4个观点苏秦用了大量事例来论证，一般都是先说出观点，然后举出当时已经发生的事件来佐证，在叙述事例过程中也夹杂一些评论，整体上事实和理论相结合，极富有说服力和真理性。
苏秦对君王的谏言中有破有立，破大于立，破立的中心主旨是一致的，那就是在国家政治军事斗争中尽量要占有道义，尽量要“不战而屈人之兵”绝对不能好战和强出头。上面这些至理规则同样适合于和平年代的人际关系中，我们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作好自己的发展战略，对待朋友、竞争者要有智慧、有谋略，要将上述国际关系领域的法则娴熟地运用在人际关系上，毕竟人与人之间和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其作为一个利益主体方面，有着很大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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