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灵王平昼闲居

因此没能尽快去拜见大王，当面陈述我的意见。现在大王您既然通知了我，我就理应大胆地尽我的一点愚忠。我听说，中原地区是聪明而有远见的人士居住的地方，是各种物资和财富聚集的地区，是圣贤对人进行教化的地方，是德政仁义普遍施行的地方，是读诗、书、礼、乐的地方，是各种奇巧技艺得以施展的地方，是各国诸侯不远千里前来观光的地方，是四方落后少数民族效仿学习的地方。现在大王却舍弃这些优秀文化，因袭落后部族的服装，这是改变传统教育方法，更新古代的道德准则，违背众人的心意，从而使学习的人背离了先王之道，抛弃了中原的先进文化。我希望大王您慎重地考虑这件事。”

    王孙？把公子成的话报告给赵武灵王。武灵王说：“我就知道王叔反对这件事。”于是马上就去公子成家里，亲自向他阐述自己的观点：“大凡衣服是为了便于穿用，礼制是为了便于办事。因此圣贤之人观察当地的习俗然后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措施，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制定礼法，这样做既有利于民众，也有益于国家。剪掉头发，在身上刺花纹，两臂交错站立，衣襟向左掩，这是瓯越人民的风俗。染黑牙齿，在额头雕画，头戴鱼皮帽子，身穿缝纫粗拙的衣服，这是吴国的风俗。礼制和服饰虽然不同，但求其利国便民却是一致的。因此，地方不同，所采用的器物就不一样，情况不同，使用的礼制也有所改变。因此，圣贤的君主只制定有利于百姓的政策，但并不统一他们的器物用度；如果可以方便行事，礼制完全可以不相同。

    儒生虽都师从同一老师，可是传下来的礼法却各不相同；中原地区风俗相同，但各国的政教不同，更何况地处偏僻山区，难道不更应该考虑便宜行事吗？所以说对于风俗礼制的取舍变化多端，即使聪明人也无法统一；不同地区的服式，即使圣贤君主也难以使其一致。偏僻的地方人们少见而多怪，孤陋寡闻的人喜欢争辩，不熟悉的事情不要轻易怀疑，对和自己不同的意见不非议，这才是无私地追求真理的态度。现在王叔您所说的是有关适应风俗的意见；我所说的则是如何改变旧的传统。现在，我国东面有黄河、漳水，是和齐国、中山共同拥有的边境，但却没有战船守御它。从常山到代郡、上党郡，东面与燕国和东胡接壤，西面与楼烦、秦国、韩国紧紧相邻，但我们没有骑兵部队防守。所以我准备制造战船，招募习于水战的居民，让他们来防守黄河、漳水；改穿胡服，练习骑马射箭，防备与燕国、东胡、楼烦、秦国、韩国的边境。从前简子不把自己限于晋阳和上党两个地方，襄子兼并了戎族和代郡，以抵御胡人。这些道理不论是愚笨之人还是聪明之人都明白。过去，中山国依仗齐国强大的军队的支持，侵犯掠夺我国的土地，掳掠囚禁我国的人民，引水围灌鄙城，假若不是祖宗神灵的保佑，鄙城几乎被攻破。先王对这事非常气愤，直到今天，他们的仇怨还没有报。现在我们推行"胡服骑射"的政策，从近处说，可以扼守上党这样形势险要的地方；从远处说，可以报中山侵略先王的仇恨。可王叔您却偏偏要因袭中原的旧俗，违背简子和襄子的遗愿，憎恶改变服式的做法，却忘记了国家曾遭受的耻辱，这决不是我期望您做的啊！”公子成听了，对武灵王大礼参拜谢罪，他说：“我太愚蠢了，竟没有体会到大王的良苦用心，所以才冒昧地说了一些世俗的言论。现在大王想要继承简子、襄子的意愿，实现先王和遗志，我怎么敢不服从命令呢！”公子成又拜了两拜。于是赵武灵王就赐给他胡服。

    赵文劝谏武灵王说：“农夫辛勤耕作以供养君子，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愚笨的人表达意见，明智的人加以决策，这是处理问题的方法；做臣子的不隐瞒自己的意见，做君王的不阻塞言路，这是国家的福分。我虽然愚笨，但还是希望竭尽自己的忠心。”

    武灵王说：“替别人着想的人不应该过分苛求，竭尽忠心的人不能指责他的错误，您就直言吧。”赵文说：“适应时势顺从当地民俗，这是自古以来的法则；衣服有一定的款式这是礼法的规定；遵守法纪，不犯错误，这是老百姓的职责，这三个方面，都是古代圣贤的教导。现在大王您对这些都弃之不顾，去改穿远方胡人的衣服，改变古代的教化，改变古代的章程，所以我希望大王认真地考虑考虑。”

    武灵王说：“你所说的只是世俗的见解。普通民众只是一味地沉溺于习惯世俗之中，而书呆子又总是拘泥于书本上的东西，这两种人，他们只能谨守职责，遵守法令而已，不能和他们一道谋长远的事业，建立开创之功。而且夏、商、周三个朝代虽然服装不同但却能统一天下；春秋五霸政教各异却能治理好国家。聪明人制订法令，愚蠢的人被法令制约；贤达的人改革习俗，而愚笨的人却拘泥于旧风陋俗。因此那些受世俗礼法制约的人，没有必要和他们交流思想；那些拘泥于旧风陋俗的人，没有必要向他们说明你的意图。所以习俗随时势而变，而礼法和这一变化了的习俗相统一，这才是圣人治国的根本原则啊！接到国家的政令就马上行动，遵守法制而抛弃个人私念，这才是老百姓的天职。真正有学问的人能听从意见而改变观点，真正通晓礼法的人能跟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为自己着想的人不会兼顾他人，要改变时势就不能完全效法古代，您就放心吧！”

    赵造也去劝谏赵武灵王，他说：“不竭尽忠心，知而不言，这是奸臣一样的行为；为了私利去欺骗君主，这是有损于国家的做法。犯了奸佞罪的人处以死刑，危害国家的人诛灭宗族。这两点是上古圣王制定的刑法，也是作臣子的人所犯的最重的罪。我虽然愚笨，但愿尽自己的忠心，绝不逃避死亡。”武灵王说：“毫不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不加任何隐讳，这就是忠臣；不阻塞言路，虚心接受意见，这就叫明主。忠臣不畏惧危险，明主不拒绝臣子发表意见，您就坦然地说吧！”

    赵造说：“我听说过，圣贤之人不去变更民众的习俗而去教化他们，聪明的人不改变习俗而治理国家。根据民意进行教化，不费多大力气就能收到成效；根据不同的习俗治理国家，考虑问题简捷方便，做起来容易见到效果。现在大王您改变原来的服饰而不遵循习俗，改穿胡服而不顾世人的议论，这不是按照礼仪法则教化民众的方式。而且穿着奇装异服，会使人心思不正，习俗怪僻会扰乱民心。所以做国君的人不应去接受奇异怪僻的衣服，中原地区的人民不应效法蛮夷的生活方式，这不是按礼法要求来教化百姓的途径。况且遵循以往的法令不会出差错，按照旧有的礼节行事就不会生出邪念。我希望大王慎重考虑这件事情。”武灵王说：“自古至今，习俗都不同，我们要效法哪一个时候的呢？帝王的礼法也不是世代相承的，我们要遵循谁的礼法呢？伏羲和神农，对民众只是进行教化，而不诛杀；黄帝、尧、舜，虽然有了死刑，但并不诛连妻子儿女。到了夏、商、周三代圣王时，就观察当时的形势来建立法制，根据具体情况来制定礼俗。法度、政令都因时制宜，衣服器用都方便使用。所以治理国家不一定要走同一条路，只要对国家有利，不一定要效法古代。圣人的出现，不是因为互相承袭才统治天下的；夏朝和殷朝的衰亡，不会因为改变礼法而不灭亡。这样说来，不沿袭古法，不一定就要斥责，谨守旧礼陋俗也未必值得称赞。再说，如果服饰奇异就会使人心思不正的话，那么最遵守礼法的邹国和鲁国就不会有行为怪僻的人了；如果习俗怪僻就会使民众变坏的话，那么吴、越地区就不会出现出类拔萃的人才了。所以说圣人把便于穿着的叫衣服，把方便行事的就叫教化。行为举止上的一些礼节，服饰上的规定，只是用来让普通百姓取得一致，而不是用来衡量贤明与否的。因此，圣明的人能适应任何习俗，有才能的人能紧随时势的变化。有句谚语说："按照书本来驾车的人，就不能充分发挥马的实际能力；采用古代的礼法来治理当今的国家，就不能符合当今社会的实际。"所以，遵循现成的制度建立的功业不可能超过当世，效法古人的作法，就不能够管理好现在的国家。您还是不要反对吧。”

    <b>评析</b>

    “有高世之功者，必负遗俗之累；有独知之虑者，必被庶人之怨”与历史上的任何变法者一样，赵武灵王遭遇到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保守只在于人们的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和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大多数人愿意处在现实的安全状态之中，而对那些改变、破坏现有格局的人物必定非常的厌恶和痛恨。英雄之异于常人，在于克服了人们的这种短视和惰性，看到了未来的机遇和危机，高瞻远瞩、谋求未来的安全和发展。所以作为英雄，是“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类型的人物。如果安于现状、思维和行动受外界环境之制约，那么也就只能沦为庸众而不自拔、与英雄豪杰无涉了。

    “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赵武灵王不仅有雄才大略，而且口才出众、雄辩滔滔、善于析事明理。就如何看待礼法，他提出礼法的目的只是“利其民而厚其国”古代圣人只是“因其事而制礼”他向那些反对派指出任何礼法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没有亘古不变的礼法。礼法的作用也是有条件的，因而也是有限的。“乡异而用变”“事异而处易”礼法有必要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而改变。赵武灵王不仅阐明了针对礼法的道理和原则，而且通过对形势的分析，指出变法的迫切性。他首先阐明赵国的周边形势和周边国家军事力量的特点，然后阐述赵国面对这些国际形势的应对策略，让人觉得以赵国当时的状况是难以应付复杂的军事斗争形势的，因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必须变革礼法、改革军制的愿望，这样“胡服骑射”的变革观念也就自然地进入到听者的头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