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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安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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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汉朝的一位藩王,历经整个汉朝时期,突厥都不曾叛乱。”稍停片刻,他继续说道:“隋文帝兴师动众,耗尽了国库,扶持突厥可汗,让他回到旧地,后来可汗背信弃义,把隋炀帝围困在雁门,企图谋反。现在,陛下仁慈宽厚,听凭他们的意愿,无论是河南、河北,任由他们选择居住的地方。另外,突厥部落众多,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酋长,他们内部不统一,力量分散,怎么会对中原政府造成危害呢?”给事中杜楚客与温彦博同一阵线,说:“北方异族人面兽心,难以感化,用武力容易使他们臣服。现在让他们的部落散居在黄河南,靠近中原政府,长此以往,必有祸患。至于隋炀帝在雁门关被困一事,虽是因为突厥背信弃义所致,隋炀帝昏庸无道也是重要的原因。中原的衰败灭亡,怎能归咎于中原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扶持政策?认为让他们复兴而种下祸根是没有道理的。少数民族不会扰乱华夏民族,这是先哲们总结的经验。让快要死亡的人活下去,让行将灭绝的东西延续下去,这是古代圣贤通行的原则。臣恐怕如果不遵照古训,大唐将难以长久啊。”唐太宗听后,对他的意见非常赞许,于是对异族采取怀柔政策,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后来唐太宗采纳温彦博的策略,从幽州至灵州,设置了顺、佑、化、长四州安置归顺的突厥部落,从这以后,到长安定居的突厥人达万家之多。

    自从突厥颉利兵败后,凡有突厥部落的首领前来归降,大唐政府都把他们封为将军中郎将,在朝堂上,突厥五品以上的官员就有一百多人,与大唐自己的官员几乎各占一半。突厥各族中,只有拓跋氏没有归顺,唐太宗派人前去招安,使者来来往往,不绝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认为这样做徒劳无益,只会白白地消耗财物,于是上疏说:“我认为,要安抚边远地区的人,首先应当使内陆的人安定。中原的百姓,是天下的根本,四方边境的少数民族,犹如树上的枝叶,如果用破坏树根的办法来使枝繁叶茂,那么,要想树木长期存活下去,恐怕是不可能的。自古以来,贤明的君主以教化中原为根本方针,以驾驭夷、狄等少数民族为权宜之策。所以春秋说:“戎、狄这些少数民族犹如豺狼虎豹,不可让他们满足;华夏民族是近亲,不可将他们遗弃。”自从陛下君临天下以来,国泰民安,老百姓生活安乐,兵力得到了加强,四方少数民族俯首称臣。如今朝廷招安突厥,对他们加官封爵,我认为这样做太浪费国家的财资,而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黄河以西的百姓,是抵御强悍少数民族的前哨。那里人烟稀少,凋敝萧条,加之隋末的战火,老百姓遭受的损失尤其严重,在平定突厥之前,他们根本无法安居乐业,匈奴被削弱之后,才开始进行农业生产,如果现在就役使他们,恐怕会使他们元气大伤。臣固然愚钝,但还是请求陛下停止安抚劝降。并且,古人说,对于落荒而逃的人,即使前来称臣也不要接纳。在周朝,王室爱抚百姓,但同时也抵御少数民族,所以延续了八百年的帝业;秦朝对抗击胡人不以为然,所以四十年就短命了;汉文帝畜养兵士以待变故,所以天下安宁富庶;汉武帝神武鹰扬,对少数民族连年征伐,致使劳民伤财,国内空虚。后来虽然有轮台之悔,但已追悔莫及了;隋代,在得到西域的伊吾、鄯善之地后,国库也几乎消耗殆尽,于国于民都没有丝毫益处。如今,远有秦、汉的教训,近有隋代的前鉴,异族的动静变化,可谓清晰可见。伊吾虽已是大唐的附属地,但它远在边关荒漠之地,那里的人非华夏之族,土地也多荒漠沙丘。对于主动称臣的,请陛下对他们严加约束,让他们居住在塞外,这样他们必定对大唐心怀畏惧又感恩戴德,永远做大唐的藩臣。所以对他们实施恩惠是虚,让老百姓享受太平是实。近来一有突厥人归降,朝廷就赏赐给他们布五匹,袍子一件,酋长归降,还要加官晋爵,享受极高的俸禄,这样做太浪费了。把中原百姓上缴的租税,供养这些凶恶顽固的俘虏,让他们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原,这对中原是非常不利的。”唐太宗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贞观十三年,太宗亲临九成宫,突利可汗的弟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暗地里纠结部众,并支持突利可汗的儿子贺罗鹘乘夜偷攻太宗的御营。事情败露后,他们都被捕获并斩首。太宗从此不再信任突厥,并后悔把他们的部众安置在内地。于是将他们遣送回黄河以北地区,让他们在原来的定襄城建立官署,立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以此来统率他们。事后,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中原的百姓,实在是天下的根,周边的少数民族,就如同枝叶一样,损伤了根本,却想枝繁叶茂,国家长治久安,是绝不可能的。当初,我不接受魏徵的建议,因而感到劳费一天比一天严重。我考虑不周,差点失去了长治久安的好方法。”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平定高昌之后,唐太宗想在高昌设立州县。魏徵反对说道:“陛下当初刚登上皇位的时候,高昌王最先来朝谒,后来经商的胡人多次告发高昌王不向朝廷进献贡奉,加上他们对大国的使者不以礼相待,终于获得罪名。如果朝廷只对高昌王麹文泰一人定罪,也还合情合理。依臣之言,不如安抚他的臣民,拥立他的儿子。常言道:处罚有罪之君,安抚他的百姓,让威名和仁德播散到遥远的边关。这是最好的治国安边之策。现在如果在高昌王的土地上设立州县,必须经常有成百上千的人在那里守卫,并且几年要更换一次人马。每次换防,士兵们都往来奔波,死于劳顿的不计其数。士兵们还要添置衣物,离别亲人,饱受背井离乡之苦。十年过后,甘肃以西的地区肯定会人财空虚,而陛下始终得不到高昌一把谷子,甚至一尺帛布的援助。这其实是拆散有用的东西,去侍奉无用的东西。我看不出有什么益处。”唐太宗不听他的意见,仍在高昌王的土地上设置西州属地,定西州为安西都护府,每年调派一千多人马驻守该地。

    黄门侍郎褚遂良也认为这样做不好,于是上疏说:“我听说,古代圣哲贤明的君王处理国政,都先使华夏诸族安定了,然后才平定少数民族,他们广泛散布仁德和教化,不干预边远悍荒之地的事务。所以,周宣王征伐猃狁,将他们逐出边境就撤军了;而秦始皇频频出征边塞,修筑了万里长城,西起临洮,东到辽东,以抵御异族,但最后还是使国家分崩离析了。陛下灭掉了高昌国,使西域异族臣服于大唐的威仪,如今还要据守他们的土地,设立州县。然而,朝廷发兵的时候,黄河以西遇到荒年,田地野草蔓延,几年颗粒未收,十户人家有九户贫困,周边各郡县也都很萧条,五年过去了,还是没有改变。现在,陛下每年要派上千人前去戊守,他们背井离乡,饱尝思乡之苦。离家的兵士还要自己操办行装,他们不得不卖掉粮食,拿走家中纺织的所有布匹,对他们的家庭来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而且有的人在路途中就命归黄泉了。此外,兵士当中有的人还犯有官司,他们在征戍期间借机逃亡,官府还要捉拿查办,这为国家带来了多少事端啊!到高昌的旅途,千里沙丘,冬天寒风凛冽,夏天烈日炎炎,不少人在途中就染病死去了。周易说:‘处于安乐之中不要忘记危险,国富民安的时候不要忽略了动乱的产生。’假设张掖郡战火飞扬,酒泉郡烽烟四起,陛下能指望高昌供给一个人的粮米来增援吗?必须调发陇右各州军队,攻击敌人。就此而言,黄河以西的百姓才是朝廷的心腹,高昌人终究是异族,怎么能浪费中原的财物,去供养毫无益处的人呢?陛下在沙塞平定颉利,在西海吞并吐浑。可这些地方依然不安宁,残余的突厥部落要拥立自己的可汗,吐谷浑也暗中推举自己的首领。如今,陛下应该让高昌人自己拥立首领。这样做,并非史无前例,古人说,有罪的人就诛杀他,臣服的人就使他存活。陛下应当在高昌人中选择可以拥立的人,封他为首领,送他回故国,让他感激大唐的恩德,永远做中原政府的一名藩王。这样,中原就不会受到干扰,老百姓就可安享富庶和安宁,如果这个安边政策一代代传下去,将会造福子孙后代。”但唐太宗没有接纳他的进谏。

    贞观十六年,西突厥派兵进犯西州地区,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西州有军情,虽然还不足以构成危害,但怎能高枕无忧呢?过去我刚刚平定高昌的时候,魏徵、褚遂良劝我立麹文泰的后代为王,归还他的国土,可是,我竟然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现在后悔晚矣。过去汉高祖不听娄敬不出兵匈奴的劝告,结果遭到平城之围,事后汉高主大大犒赏了娄敬。袁绍不听田丰的建议,与曹操大战于官渡,结果大败而逃,事后却听信谗言,将田丰杀死。我常常以这两件事为诫,怎能忘记这些劝谏过我的人呢?”

    <b>评析</b>

    唐初武力强盛,政策开明,四方外族皆来归顺,唐太宗召集群臣商讨如何安置,群臣纷呈“安边之策”并针对内迁还是外徙、设置郡县还是自立为王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互有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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