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佞篇

只有不善于考察的人，没有不可以识别的私心。

    有人问：“行为不符合九条道德标准，办事的效果经不起考核官吏功绩标准的检验，这种人很接近于不是贤人，不是贤人那就是佞人了。平庸之材，没有高超的才智，够不上贤人，不能建立贤人的功绩，不具备贤人的操行，可以说是佞人吗？”我说：才能有够不上的，操行有赶不上的，功绩有比不上的。即使智慧比不上，才能相差十倍百倍，但是行为取舍的标准应该是相同的。贤人与佞人的操行迥然不同，但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一个人的实际德行和名声即使都很不错，但他办事的结果有成功也会有失败；一个人对是非的评议即使很恰当，但他办事的效果有好的也会有坏的。只有那些言论符合先王之道而行为却违反先王之道，名声很大而操行败坏的人，才是佞人。

    有人问：“行为符合九条道德标准的就是贤人，不符合的就是佞人。只有社会上一般人操行的人能全说是佞人吗？”我说：凡是操行不好的都是恶人，恶人中犯上作乱的，称作“无道”；恶人中善于伪装的，称作佞人。君主制定刑罚和法令，佞人被列在恶人中；君主奖赏和勉励，贤人被列在善人中。善人中最好的，是贤人中的圣人；恶人中极坏的佞人，是恶人中的枭雄。所以说：“由善人中可以观察出贤人，由恶人中可以观察出佞人。”只要断定出善人与恶人，那么贤人与佞人就会显露出来了。

    有人问：“视听有看不清听不见的时候，做事难免有犯错误的时候。如今以这样的标准为贤人，做不到的为佞人，恐怕不符合贤人的实际情况吧？”我说：视听难免会看不清听不见，做事难免犯错误，这是一般人的缺点。所以说：明知故犯不论罪再小也要严惩，误犯的过失，不论多大也可以宽赦。圣明的君主要考查犯罪的动机，所以能严惩明知故犯的人，宽赦误犯过失的人。明知故犯就要加重惩罚，误犯过失可以减轻处理，这是所有狱吏都能决定的，贤者看见了是不会有疑惑的。

    有人问：“人的言论和行为没有效果，就能说是佞人吗？”我说：苏秦联合齐、楚、燕、赵、韩、魏六国促成合纵，使得强大的秦国不敢趁机向关外发兵；张仪促成连横，使得六国不敢同时向关内进攻。六国联盟形成合纵，就使秦国畏惧六国强大；秦国促成连横，就使秦国强大天下弱小。他俩功绩昭著效果明显，被记载在竹帛的史册上，即使是贤人又怎么能超过他们呢？司马迁叙说很多贤人的事迹，张仪与苏秦分别有传，并没有憎恶他们的文字，功绩和名声均相当，跟贤人没有两样。其实，功绩不能用来证明一个人的贤德，就像名声不能用来断定人的实际品德一样。张仪和苏秦是排难解忧的人，处于战乱社会，实行合纵与连横的主张。在这种时候，稷和不契不可能与他们争比计谋，禹和皋陶不可能与他们比效果。至于说气候正常，风调雨顺，五谷丰收，盗贼减少甚至消灭，人人讲究廉洁谦让，家家推崇道德的功绩，禄命显贵美好，治国方略能做到的，这些都不是道德能促成的。司马迁记录功绩，是有意向后代推崇，因此在记录成就时就突出其效果，广泛收录卓越人物，因为张仪和苏秦的功绩值得赞美，所以列入了他们的事迹。由此说来，佞人也能用权术游说立功做出效果。即使没有效果，也不能把他们说成佞人。有人会质问说：“恶人中立功的称作佞人。能做出功绩的人，才智一定高明；思虑深远的人，一定依靠仁义，可是他们都混杂在大贤之中。所以“觉佞”篇说：‘君主喜欢辩论，佞人便言语锋利；君主喜欢文章，佞人便文章华美。’与君主心意相同，碰巧投合了君主的心意，君主由于喜欢就看不见他的错误，怎么还能知道他们作假并察觉他们的奸邪呢？”我说：这是说平庸的君主，才能低下头脑糊涂，才被蒙蔽迷惑看不见。要是圣贤的君主，就能考察清楚明白，像看砧板上的干肉，手掌中的纹理，数棋盘上的棋子，点车辕中的马一样。鱼鳖藏在深水潭里，捕渔的人知道它们生息的地方；禽兽躲在深山中，打猎的人看得见它们的行踪。佞人的操行不同于一般人，一般人不能看出来，可见平庸的君主，是没有高超才智的人。又会有人质问：“‘君主喜欢辩论，佞人就言语锋利；君主喜欢文章，佞人就文章华美。’既然言论操行都相同，又怎么能察觉出他们呢？”我说：大戴礼记-文王官人上说：“根据他从前的话来衡量他后来的行动，听他后来的话来检查他过去的行动，看他公开的表现来考察他背地里的行为，观察他的内心来衡量他的外表。”所以假装亲善故作清高的人就能识别，修饰伪装不真实的人就能辨别，质朴诚实为善的人就能知道，具有忠心保持气节的人就会显现出来。佞人原来的性格不善辩论，由于君主喜欢辩论，佞人便学着迎合君主；佞人本来的才能不会作文、由于君主喜欢文章，佞人就想去迎合君主。君主奢侈，佞人自己就穿着华丽的服装；君主节俭，佞人自己就不修饰打扮。现在的操行与过去的不一样，在朝廷上的行为与在家的不一样。考察他们在乡里的行为，验证他们在朝廷上的行为，察看他们供养双亲的节操，弄清他们事奉君主的品德，要是内外互不相称，名声与实际互不符合，碰巧就会显现出来，奸邪的伪装就会被察觉和揭露出来。

    有人问：“人的操行没有永恒不变的，可以斟酌形势制定适当的措施，因而诚实的人有时也会欺骗人，正直的人有时也会不公正。一个人斟酌形势变化有所安排，前后行动可以不一样；一件事为了适应需要，对周围的人可以说不同的话。儒者的书上记载，权宜之计不止一种。现在用平素一贯的言行来考察他们，不是不符合实际情况了吗？”我说：贤者有权宜之计，佞人也有权宜之计。贤者实行权宜之计，后来有好结果；佞人实行权宜之计，也违反常规，但后来得到坏的结果。所以贤人的权宜之计，是为了公事为了国家；佞人的权宜之计，是为了自己为了家庭。观察他们所实行的权宜之计，就可以评论出贤人与佞人；观察他们的动机，就可以说出邪恶与正直了。

    有人问：“佞人喜欢诋毁人，有这事吗？”我说：佞人不诋毁人。如果诋毁人，这人就是谗人。为什么呢？因为佞人寻求利益，所以不诋毁人。如果对自己有利，为什么要诋毁他呢？如果不对自己有利，诋毁他也没有好处。用计谋求得好处，用权术得到利益，利益和好处得到了，还要嫉妒别人与自己一起做官，然后危害别人。他们危害人并不诋毁人，而他们害人并不薄待人。他们称赞人而危害人，所以人不知道；厚待人而危害人，所以人不怀疑。因此佞人危害人，人却不怨恨他；害人，人遭灾祸却不仇恨他，这是因为佞人隐藏自己的真情实意做得很巧妙的缘故。如果诋毁别人，别人也要诋毁他，弄得众人不亲近，士不依附，怎么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而从君主那儿取得利益呢？

    有人问：“佞人不在一般人面前诋毁人，在郡将面前会诋毁人吗？”我说：佞人是利用别人去欺骗郡将，而不在郡将面前诋毁人。这人又问：“那么佞人是怎么做的呢？”回答是：佞人要诋毁人，就先赞扬他；要危害人，就先安稳他。怎样诋毁，怎样危害呢？假如甲有高尚的操行特殊的智慧，名声显赫，唯恐郡守召见询问甲，扶植提拔超过自己，佞人想故意使他被废置不用又不说他的坏话，就常常大加称赞他。推荐甲的人很多，郡守将打算用他，去问佞人，佞人肯定回答说：“甲很贤能应该召见他。为什么呢？甲的意思是不想留在县里，过去听他说过，声称希望进入郡府，在郡里则希望进入州府，由于志向很高那么操行就与一般人不同，只看远处的人，那么心思就不会关心近处。屈才而用他，他心里不满意，否则就装病不干；位低而使用他，就会伤害贤人，不这样就会损害长官的威信。所以郡守因此失去名声损害有声誉的人，是喜欢把可作部下的人都当作部下的缘故。郡守自已能够迁就他，任用他是可以的；自己估计不能够迁就他任用他就没有好处。”任用他，双方互相不会有好处；不任用他，双方互相不会有害处，郡守害怕甲的志向太高，就相信了佞人的话，于是放弃不任用甲。

    有人问：“佞人只是以高超的才能和宏大的智慧观察和揣摩一般人呢，还是有老师作为学习的榜样呢？”我说：佞人自有才智可以欺骗人，但到他游说君主时，就需要权术来打动君主，就像名将自有勇敢来镇住敌人，但到他打仗的时候，就需要兵法来指挥军队进攻。他们的权术就是合纵和连横，老师就是鬼谷子。传书上说：“苏秦和张仪向鬼谷先生学习合纵与连横的权术，鬼谷先生挖地成了个坑，说：“能下来，说得使我哭出来，那么就能分到君主的封地。’苏秦跳下去，说得鬼谷子先生哭得眼泪流下来沾湿了衣襟。张仪也一样。”“苏秦辅助赵国，并且还辅助六国。张仪贫困低贱地回来，苏秦让他坐在堂下，拿仆人吃的饭菜给他吃，又多次责备以激怒他，想使他去辅助秦国，张仪愤怒怨恨，于是向西去秦国。苏秦派人以厚礼相送。张仪后来察觉，说：‘这次又落在他的圈套之中，我还不知道，这就是我赶不上苏君的地方。’”智谋深奥有权术，权宜之计高明得出奇，所以苏秦尊贵受人推崇，荣耀显赫，成为一代豪杰。计谋要奥妙，权术要高明，但它的舆妙与浅陋不能同时实行，明显与隐晦也是不能同时明白的。

    有人问：“佞人修养名声抬高自己，有这事吗？”我说：佞人贪图财利垄断权力，不修养名声抬高自己。因为取得权柄，占据要职，就会抬高名声自己树立起来。这种行为被小人称赞，而君子不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利与义相矛盾，正与邪刚好相反。道义能打动君子，利益能打动小人。佞人贪图财利和名声显赫，君主感到不安，否则会自身难保。察看世上的佞人，都由于遭灾祸而结束，可见不能保养住自己的身体，怎么能修养自己的名声呢？上古列叙臣民事迹，凡放弃尊贵地位而修养自身品德的，凡抛弃物质利益而追求声望的，都会在竹简帛书的史册上记载下来，像伯成子高放弃国事而耕地，于陵子辞去相位，给人浇灌菜园。近代兰陵的王仲子、东郡的昔庐君阳，放弃官职长期托病，不接受君主的征召，这些可以称得上修养名声了。可见，君子不因为道义去做官，也必不因为道义去献身；不因为道义辞官不做，也必不因为道义来树立名声。佞人怀有贪图财利的心，看轻后患，只看重自身眼前的富贵，忘记生死和遭到杀身之祸，还谈什么名声的修养！道义被毁坏，操行从而被玷污，还说什么抬高自己！

    有人问：“名声大的佞人容易识别呢，还是名声小的佞人容易识别呢？”我说：名声大的佞人容易识别，名声小的佞人难以识别。为什么呢？名声大的佞人才智高超，他的行迹容易察觉；名声小的佞人才智低下，他的痕迹难于察觉。用什么来证明呢？已有的事例，小强盗难于察觉，大强盗容易发现。攻打城池，抢劫虏掠，一旦发生则事情就会被发觉，众人都晓得有盗贼。挖墙打洞，像狸猫走步样敏捷，像老鼠偷吃样隐蔽，就不会知道是谁干的。有人会反驳说：“名声大的佞人奸狡得很，能够迷惑扰乱人们，如果他们容易识别，君主又为什么难于识别呢？”我说：尚书-皋陶谟上说：“能识别人才算明智，这连帝舜都难做到。”虞舜是大圣人，驩兜是大佞人。大圣人难于识别大佞人，大佞人不怕大圣人，怎么能说容易识别呢？这就是说，从下面来识别佞人，跟从上面来识别佞人是两回事。从上面来识别佞人，大的难于识别，小的容易识别；从下面来识别佞人，大的容易识别，小的难于识别。为什么呢？因为名声大的佞人才智高超，论说时辞句华美。凭看华美的辞句，已使君主折服，并不会责备他，才智有时也不能察觉他。名声小的佞人才智低下，对答时有谬误，碰巧不周密，君主就会警觉，能知道其中的原因。这就是大佞人难于识别而小佞人容易识别的缘故。屋漏是在上面，知道屋漏的人是在下面。漏的地方大，下面看见它就明显；漏的地方小，下面看见它就不明显。有人对孔子说：“冉雍有仁德而不会花言巧语。”孔子说：“为什么要能说会道呢？用狡辩来对付人，老招人讨厌。”错误地提出一些主张，烦扰农民和商人，老百姓受损害君主得好处，劳民悦主。君主受损害老百姓得好处，是忠臣的主张；老百姓受损害君主得好处，是佞人的主张。季康子比周公旦富有，但冉求还为他搜括财物而使他更富有。孔子说：“弟子们应该敲起鼓去声讨他。”搜括财物，季康子不知道那是罪恶，不知道是老百姓都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