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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半农半读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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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今天家长们花钱送孩子去参加野外拓展训练等,我不由得想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

    我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早产儿,母亲生病住院四个多月没吃过她的母乳,祖父母有时抱着嗷嗷待哺的我到生产队的同姓伯母们那里蹭些奶吃,合作食堂的大锅汤(饭)谈不上营养,导致我一生总是矮人一头。我上学前很小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很多还是生产队长在竹编的喇叭筒里统一安排的“工作”如捡拾没收干净的粮食、捡拾牛粪,摘桑叶、扯木叶(扯青)、抱谷子、背粪、参加修水库等。文革中期我开始读书了,上学加入的不是少先队,而是红小兵组织,再大一点成了红卫兵。红小兵组织不象现在的少先队分大、中、小队长,而称连、排、班长,连长相当于现在的学生会主席,排长相当于现在的班长,班长相当于现在的小组长。那时的少年儿童每年不过六?一儿童节,而是在5月7日这天集中到公社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发表多少周年,不断强化学农意识。我读小学时节假日、星期天都要出工干农活。一般每天早、中、午出三次工,可以挣工分3至5分。当时一个男壮年劳动力可挣10分,老年人、妇女、体质较差的社员挣8至9分。到年终会计集中决算后,10分算一个劳动日,一个劳动日价值1角多钱,意味着我们小学生一天出三次工,可挣几分至1角钱。从那时起到离开家乡前,我都是被列入了生产队记工分的正式名册的,有时还要参加生产队开会进行民“评工分”(即劳动一天计几分),相当于现在单位根据人的能力表现定级。

    我们平时上学期间每天早上都要出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中、下午上学,有时晚上还要在月光下参加“搞夜战”如背土、扯(拔)棉杆等。此外每年上半年和下半年还要各放半个月的农忙假,集中时间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那时我除了梨田、打谷子、抬石头以外,几乎所有的农活都干过,也学会了相关农业生产技能。有时生产队长也安排我用石灰水在墙壁或山石上,用黑体字书写“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农业学大寨”、“以阶级斗争为纲”之类的标语挣工分。

    回想那时参加生产队农业劳动,不完全是苦累和烦恼,出工时还能听大人们摆龙门阵,听有文化的地富子女讲传书故事、唱川剧名段。以前上过江钢(大跃时大批的青壮社员上江油、广元等地大练钢铁)的人讲见闻,描绘坐火车的情景。有时也听大人们开男女玩笑,感觉大伙嘻嘻哈哈,挺乐观好玩的。

    那时在农村除了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有时也创收挣点私房钱,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勤工俭学,如割蓑草,挖半夏、摘桑果、捡拾桐籽(榨机油用)、收集杏核(杏仁入药)等,背到10多里远的场上去卖给供销社,可以挣几角或1元多钱,能贴补买笔墨或作业本用。

    上学后在学校也有大量的农业生产劳动。在大队小学读书时,每次劳动都要从家里带锄头、背篼、粪桶、镰刀等,用完当天再拿回家,人小经常把粪桶摔坏。小小年纪就与老师们一起种小麦、玉米、棉花等,同时既要从小河里或挑或抬水增加厕所的粪水,或挑或抬粪水去增加庄稼的肥力,还要经常给学校旁边的盲人抬吃水。

    到了公社附设初中读书时,人长大了一点,种的地也远一点、多一些。那时我们自带的锄头、背篼就放在铺大通铺的寝室里,粪桶等由学校置备,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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