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黄家的女人们

    圣玛利亚女中坐落在白利南路一座高耸的西式建筑里，同圣约翰大学附中一样，同属当时沪上最著名的两大美国基督教会学校。环境幽雅，学生也优雅，个个都像修女似，除了遵循中国规矩里的“笑不露齿，裙必过膝”还要严格执行美国宗教教育的清规戒律，早晚祈祷，定期忏悔。

    有人形容说：“在圣玛利亚女中里，是一只雄性苍蝇也看不到的。”

    但是另一面，女孩子们被训练得如此循规蹈矩，却不过是为了将来可以嫁到一个好人家，找到一位好丈夫。因为在他们的课程表里，除了天文和物理，还有烹饪和剪裁。

    而能够就读圣玛利亚女中的学生，家庭出身大多非富则贵，她们当然不是为了到这里来学习一技之长，以备将来贡献于社会的，那就自然只有贡献给家庭了。所以同时她们还要学习礼仪，着装，吃西餐，跳交际舞，甚至怎样做好一个宴会的女主人。

    女人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男人，包括学习怎样拒绝男人。

    所以又有一种说法是：“圣玛利亚女中的文凭，就是女儿最好的陪嫁品了。”

    但无论如何，这里是向以管理严格治学严谨而出了名的。因为忍受不了校规的苛刻和功课的重压，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学生中途退学的情形。而黄裳却能够始终如一，年年夺冠，获取校方颁发的奖学金。

    黄裳得以顺利地升学，是赵依凡和黄家秀努力周旋的结果。

    6年前，赵依凡两袖清风地离开了黄家，惟一的条件就是要求黄家麒一定要送女儿进最好的西式学校，并负责一切教育费用。然后，就又在一个淫雨霏微的早晨再次离开了家，不久更离了国。

    走之前，黄家麒却又留恋起来，来到家秀门上求依凡回心，说：“我知道你恨我抽大烟蓄姨太太，我以后都改了便是。”

    然而依凡已经心灰意冷，决绝地道：“结婚十几年，我听你发这些宏愿也不知听了多少次，可是你总未当真改过。一个女人的爱中，总要有几分敬的成分在内，然而日积月累地，你早已消耗尽了我对你的最后一分尊重。我们分开，是两个人的解脱，绑在一起，却是一块儿下沉，谁也活不成。”

    这话说得太过刻薄绝情，黄家麒恨她在妹子面前不给自己留半分情面，发起狠来：“好，我就看你怎么飞得天高地远，有本事，一辈子不要回来。”一甩手走了，从此连家秀也生分起来。

    家秀不免替依凡担心，流着泪问：“你为了尽快离婚，连赡养费也不要，以后可怎样生活呢？”

    依凡答：“卖古董。”

    接着她说“我们的家庭出身是我最痛恨的桎梏，可是我也只有借助它的余荫来过活。”

    所以依凡一生都不快乐。

    因为她总是与自己不喜欢的人事打交道，根本她自己就是来自她所不喜欢的世界，并始终生活在其中的。即使她去了外国，远渡重洋，那一切她痛恨的事物仍然存在于她的血液之中，到老，到死，永远不肯放过她。

    后来黄裳每回忆到这一段，就替母亲不值。

    因为她亲眼看到三姨太离开家时，是怎样成箱成柜地搬走家产的。

    可是父亲说，那是休妻，同离婚不同，是要补偿，要付赡养金的。

    这使黄裳益发糊涂，难道休妻是比离婚更光荣的一回事么？或者妾的地位比之原配正妻还要尊贵？

    但有一点她是笃定的，那就是母亲牺牲了许多，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她。

    母亲在临走之前，办妥黄裳所有的入学手续，并亲手将她领进高小学堂。以后多年间，每每来信，总要询问有关黄裳的升学事宜。

    本来黄家麒最终到底肯不肯拿出这一笔钱来，大家心里都没有把握。姑姑家秀不止一次对她说：“为了你，我有时真想嫁人算了，嫁个阔佬，好让他拿一笔学费出来。”

    但是不久黄孙联姻的事情提到议程上来，黄家麒既要再娶，便不由对前妻多少有一点愧疚，也巴不得女儿离开家远远的，这才痛快答应了黄裳就读昂贵的寄宿学校圣玛利亚女中。

    黄裳知道机会来之不易，力逼自己要发奋图强。教英语的摩诃修女每每提到她，总是说：“蜜丝黄真是上帝的杰作，是我见过的最洁白的羔羊。”

    可那又怎么样呢？当年私塾先生也对自己赞不绝口的，可是自己当不了女状元；如今这“最洁白的羔羊”的美丽称号对自己有什么帮助吗？她还不是照旧被同学瞧不起？

    只为，在这所著名的贵族学校里，她却连一身真正属于自己的衣服也没有。

    她所有的衣裳，都是继母孙佩蓝赏赐的、自己做姑娘时代的旧衣裳，肥大而过时，像一件件情味暧昧的准古董。说新自是不新，说旧却又不够旧，无论怎样滚金线打丝绦，只是令人觉得土，觉得尴尬。而且因为压在箱底里有了年代，整个浸淫着一种脱不去的樟脑味，在那样青涩初开的年代里，更加使一个少女无地自容。

    有一年冬天，崔妈不知哪里得了两只蛾茧，随手给了黄裳做玩具。黄裳因听说丝绸这种东西便是自蚕丝化来的，倒也有些兴趣，拿着玩了一会儿，便顺手收进箱子里。每次开箱子取换衣服时，看到两只茧，便又取出把玩一回，箱子盖盖上，也就转身忘了。谁知到了隔年春天，一日刚刚打开箱盖来，忽地飞出两只蛾子来，扑楞楞直撞到脸上去，惊得她一跤跌倒，叫出声来。崔妈连忙开了窗户，将毛巾又扑又赶地，引那两只蛾飞出屋去。然而窗台上桌角上都已沾满了蛾身的鳞粉，东一搭西一搭，灰扑扑毛绒绒，看在眼中，有种说不出的腻味。

    从那以后，黄裳每每想起那些压在箱底的继母的旧衣，便会想起那两只蛾子来，只觉身上到处都沾了灰蛾的粉尘，黏腻的，污秽的，十分令人不快。

    后来黄裳经济自主后养成奇异的恋衣癖，喜欢自己设计衣裳，并且务求穿得奇装异服、路人瞠目才罢。也许，就是因为那时被穿衣问题困惑了太久留下的后遗症。

    说起三姨太的走，那是由于黄家麒新娶的太太孙佩蓝的能耐。

    按说佩蓝女士也是名门之后，样子也还时髦爽利，大方脸，削下巴，很干净利落的一个人，可是闻说脾气不大好，又染上阿芙蓉癖，所以三十好几了还待字闺中。可是她那样的出身又不容她过于下嫁，一来二去地，便给二爷做了填房。

    据孙佩蓝后来说，那是听了媒人的调唆，是欺骗。原本不知道黄家人口有那样麻烦罗嗦的，要不，才不肯轻易进门。

    媒人是怎样“欺骗”孙佩蓝的黄裳并不知道，可是媒人对父亲黄家麒的那一番说辞却是由保姆崔妈一五一十地重复了给她听——

    “说是相貌好学问好性情也好，就是心高了些，说一定要嫁个八旗子弟的。可是上海旗人少得很，又都势利，这才耽搁了。听说了你父亲的才名，十分羡慕，认为最情投意合的，所以巴巴的托人写了帖子来。你知道老爷的脾气，最听不得三句好话，当时就眉开眼笑地，说蒙千金不弃，泰山抬爱，小侄哪有谦逊之礼，自是一切全凭泰山主持。哎小姐，这泰山是谁？可是当地的响亮人物？老爷对他好生敬重的。”

    说得黄裳笑起来。顷刻却又烦恼不已。关于后母的种种传说她从中外故事里都读到了不少，没想到终有一天这故事会落到自己身上，让自己做了故事中那受苦受难的女主角。她把这挂虑对姑姑说了，姑姑也无法，只劝说：“那是大人的事，总不成叫你父亲就此不娶，不老不小的，屋里没个女人也不成话。”

    黄裳想说，怎么没女人，家里不是还有两个姨奶奶吗？可是她终究没问。虽然不大清晰，可是她也多少知道点，姨太太是不能算人的，同佣人、同家里的汽车一样，都只是一种需要，一种排场。

    后来孙佩蓝进了门，第一件事便是重申秩序，建立声威。自己端坐在大堂里，召集了全家老小，命令全体跪着听训，长篇大论地说：“以前这家里没个主事的，由得你们作威作福，没大没小，把少爷小姐都带得没了规矩。这都不去说他了，实在是没人管教。但是现在，既然有我在这里，断乎不许再有乌七八糟的事情发生。有谁眼中没有主子，不要说是有头脸的管家姆妈，就是三五代的老人，也都说不得了，统统该罚则罚，到时候可不要说我不敬老不给面子，别以为我是新进门的就拉不下脸来。”

    下人们吃了新奶奶的下马威，大气儿也不敢出一声。崔妈和林妈私下里小声嘀咕：“以前只道太太厉害，现在才知道太太其实是傻，一味儿地讲究什么文明秩序，恨不得手把手儿给每个人上课教字。看看这一位，那是实打实地抢权，说动手就动手，说撵人就撵人的，哪里用得到讲？”

    从此黄裳姐弟便跟着遭起殃来，隔三岔五地被挑个错儿罚饭罚站的。黄裳虽然自小母亲不在身边，可也是呼奴唤婢锦衣玉食地长大，何时受过这样的苦楚，又生性倔犟不服输的，免不了便同继母时有口角。孙佩蓝以她不尊长辈为由，动辄请出家法来，大行教育之功。黄家麒因是新婚燕尔，正同新夫人如胶似漆的，又听她说“我新进门，若是不早早立下规矩来，以后这继母难为，就更没站脚的地儿了”便一切都交她做主，哪里管得了儿女死活。

    一次黄裳学校里要做手工，向孙佩蓝讨白布白线。孙佩蓝老大不情愿地嘟哝着：“念得个洋学校，又贵又罗嗦，不好好讲学问，倒要学什么针线。要学针线，家里女佣不有的是，哪个指点不得，还用到外国学堂里去学？”取了一块缝抹布打补丁用的粗白布和一卷缝被褥的粗白线出来。

    黄裳摇头，另要取细白布细白线，孙佩蓝火了：“细白布？细白布是上好的东西，要做衣服来穿的，是给你当抹布学针线糟蹋的？小孩子家的玩意儿，要用什么细白布？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有粗的用已经不错了，你看看那贫苦人家，粗白布的衣服不知道有没有一件两件，你倒想拿细白布来做手工？整天在学堂里学来学去，难不成学的就是糟蹋东西？！”

    黄裳饶是细布没讨到，倒挨了一顿骂，回到学校里，因为粗布粗线不衬手，手工难免比别人粗，被嬷嬷翻得好大白眼，又被周围同学笑。从此便同继母更加生分起来，躲在学校里能不回家便尽量不回来，打不起躲得起，只不同孙佩蓝照面便是。

    而黄帝还是老办法，隔三差五装病躲事。风声松的时候在家里装病，风声紧了则干脆躲到医院里，便没病的时候也多半是苍白沉默的，风吹倒的样子，让孙佩蓝虽然看着他一肚子火，却不便认真发作，毕竟是家里惟一的男孩子，身份同黄裳不尽相同，不能太苛刻了他。

    但是黄孙佩蓝虽然泼辣，却自有一样深得黄二爷心思处，就是她同二爷一样，也是位多年的老烟枪，练得一手烧烟泡的好手艺。这一刻的温柔已经抵得过其他时候万种的泼辣。每当烟灯之下，烟榻之上，两人对面而卧，一边吞云吐雾一边东拉西扯的时候，二爷就觉得新二奶奶同自己分外地亲，简直亲成了一个人。对她所要所求无有不允。本来嘛，天地间她只有他这么一个人，他也只有她这么一个人，两个人的世界也只有一张烟榻那么大，其余又有什么可计较的呢？

    因此这当家的大权便一天比一天更落实到二奶奶手中，到后来，索性连二爷用钱也要伸手向二奶奶讨了。但是只要二奶奶的烟钱给的及时，二爷对于其他一切都还好商量。不论二奶奶做什么，他总之是相信她是为了他好，不是要存心苛扣他。

    况且，二奶奶苛扣的也只是赌资和二爷在外面“花”的钱，至于其他的，他们两个在吃喝玩乐的艺术上倒是很有共同心得的，不仅有“同榻之好”且都喜欢吃外国进口的罐头芦筍，喝鸭舌汤，喜欢新鲜轿车。女儿学钢琴缴学费的钱没有，可是旧车换新车的钱刚刚好。都是二奶奶打牙缝儿里一点一滴省俭出来的。二奶奶可真是好，真是贤惠。黄二爷心满意足。

    所以黄二奶奶提出要三姨太走路的时候，黄二爷几乎连个绊儿都没打就同意了。

    那天是个阴雨天，也是在烟榻上，黄二奶奶烧着烟，同二爷面对面躺在榻上过瘾，一边聊些北京的旧事。家麒自然免不了吹牛，把自己摘花里手、弄粉行家那套本领吹嘘起来，夸说当年在八大胡同自己是如何如何地受欢迎，龟奴们每每见了自己远八里路就迎出来，常常为了抢自己的生意当街打架，又他嫖妓有时忘记带银子，姑娘们倒贴也愿相就等等。

    孙佩蓝撇着嘴说：“都说你有眼光，摘了八大胡同的花魁，可是我眼里看去，那三姨太长得也不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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