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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格拉西莫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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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叔是我们家的朋友。如今朋友的定义很宽泛,成了一个游移不定状态的代名词,朋友便也可分为受欢迎或不受欢迎的人。齐叔在我们家受欢迎,家人说他嘴严,无是非。齐叔是位画家,画油画,画风和题材散漫不定。在国内外举办过不少个展,作品却很少参加国内大展,因为大展评委们对于一个60多岁在画风上仍然声东击西的他,一直很陌生。但齐叔不在意,作品送展时,他只须向送展单位嘱咐一句:“别把画给我弄丢了”了事。

    我以齐叔为线索曾写过一篇叫近的太阳的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齐叔得知后,便找我说,都说你写了我,给我也看看不行吗?我把早已准备好的杂志交给他,说,只是借了您个画家的身份,有时候不用真姓名写,你就像连自己都不相信一样。您肯定不会在意的。我替齐叔翻开杂志,指给他页码。他一口气读完,我当怎么回事呢,这不属于名誉侵权案,不就是我给你讲的那个故事嘛。

    齐叔会讲故事,这也是我欢迎他的原因之一吧,和他相处,我有便宜。

    从前我们和齐叔都住b城,后来我家迁入省城,齐叔仍在b城,和齐叔见面就少了。

    90年代初,我应邀去挪威参加一个国际女性文学研讨活动。从莫斯科乘火车赴哥本哈根,计划在哥本哈根换飞机再去奥斯陆。傍晚我独自穿过哥本哈根商业街,朝有“美人鱼”的海滨走,不想在国家歌剧院门前巧遇齐叔。他也是独自一人,正背着手在易卜生的雕像前徘徊。他穿一件风衣,很新,笔直的褶缝儿挺着,多了些中国人在国外的气质。这气质常招外国人这样那样的眼光。在北欧那些穿着随意的国家,这穿扮就更显得惹眼。当时我真想为这个中国艺术家另外设计一下穿着。其实齐叔并非没见过世面,早年他在列宁格勒学油画时,我还没生下来。他这次来丹麦,还见了女王玛格丽特二世。

    和齐叔在斯堪地那维亚半岛相遇,我十分惊喜。原来齐叔正在这个国家举办他的个人画展,但画展不在哥本哈根,在日德兰岛的另一个城市。我知道丹麦由三个岛组成:西兰岛,非英岛和日德兰岛。他是专程来哥本哈根参观博物馆的。齐叔问了我来北欧的目的,我告诉他我的目的地是挪威的奥斯陆。齐叔笑着说:“奥斯陆,那也是我的目的地,那里有维格兰和蒙克。”维格兰是挪威的雕塑家,奥斯陆的维格兰公园集中了他一生的大半作品。油画家蒙克作为北欧表现主义先驱,比维格兰的影响更大。那么,我和齐叔将是同路人。响应齐叔的提议,我们约定三天后在日德兰岛的腓德烈港乘船,穿过接连北欧三国的斯卡格拉克海峡去奥斯陆——我放弃了乘飞机的打算。

    三天后我们如约在腓德烈港见了面。齐叔还是穿着他的风衣,但风衣在他身上显得随和了些,就像他已经融入了北欧的氛围。

    我们将要乘坐的轮船叫“冰川”号,船体很大,涂着黑色,像矗立在腓德烈港的一座黑色城市。我们踏上高高的舷梯,穿过一条条迷宫般的通道,迈上无数个台阶,终于找到了属于我们的舱问。几年后我看电影泰坦尼克号,总觉得那就是我们乘坐的“冰川”号,它实在是不逊色于“泰坦尼克”号的。

    那天乘客不多,我的房间有四个铺位,乘客只我一人。齐叔在我隔壁,也是一人守着四个空铺。不能用豪华和现代来形容这房间,但舱内典雅、殷实,铺陈洁白干爽,一个小巧玲珑的盥洗间,使人想到意大利的老派饭店。我稍事整理,和齐叔来到甲板。船正沿着丹麦的格雷嫩角缓缓驶向大海。岸上正显现出灯火。10月末的季节,中国北方已是初冬,然而在北纬60度的海湾,海风却温暖宜人。记得一位北欧友人同我说起,有了挪威湾的暖流,也才有了斯堪地那维亚半岛的发展。当大海变得漆黑,岸上灯火齐放时“冰川”号才驶离格雷嫩角。原来傍晚看格雷嫩角的灯火,是这个旅行路线的一大景观。看完无尽的灯火,我和齐叔来到他的房问。齐叔坐上他的铺位,点着一支烟,问我“冰川”号什么时候到达目的地。我说大约明天上午9点钟吧。我们不约而同看看表,现在是8点。齐叔说,当你真的走到地球另一面时,才能意识到地球真是圆的,不然你总以为这属于异端邪说。这时我问齐叔对丹麦的印象,齐叔毫不掩饰地说,好,丹麦好。可人类的共性还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我那位馆长的女儿,非要扔下丹麦的一份好工作去巴黎打工,她说巴黎神秘。我看丹麦就很神秘。我请齐叔谈谈丹麦的艺术,他说都是些浮光掠影,他说“我这是浮光掠影丹麦国”实在没什么可讲的。我说,可咱们还要坐12个小时的船呀,讲点什么吧,齐叔。齐叔抽了一阵烟,想想,突如其来地问我:“你今年多大?”

    我说,您知道的。

    齐叔说,糊里糊涂。就记着你跟你爸妈去过干校。有一次你丢了,让人好找。你在一个麦秸垛里睡着了,找回来头上还沾着麦秸。

    我说,那年我6岁。

    齐叔“嗯”了一声,翘起右手,用拇指数着食指和中指翻来覆去一阵,似在计算我的准确年龄。接着他问,那时候你净想什么?

    我说,说不清,只觉得天很高,自己就像个小虫子。

    你自由吗?齐叔又问,显然是指那时候。

    我说,我觉得没什么不自由的。不是有麦秸垛吗?麦秸垛,钻进去很温暖。

    哎,这就真实了。齐叔说。现在你是个作家了,我觉得写“”就应该这么写,这里有文学。再则“”这五个字根本就不能落在纸上。还有“十年浩劫”“十年”都不能落在纸上。这都不是文学。

    我说,您这个见解很像捷克那个作家m.k,他说他从来不捷克斯洛伐克这几个字落在纸上,他用“波希米亚”这个老词儿。捷克人反对他,他说捷克斯洛伐克缺乏历史感。你只应该写波希米亚那块土地上发生了什么事,写人的行为。捷克斯洛伐克是苏俄十月后的产物。

    嗯,很耐人寻味。齐叔说。

    那么,那时候您自由吗?我反问齐叔,想起他当时的样子:穿件油渍渍的棉袄,棉帽子的耳朵向下耷拉着。到食堂打饭,身后还有人跟着。

    齐叔说,没什么不自由的,我会装病,我会造假化验单,假诊断书。他们让我回城检查病,我每月寄一张就完了。

    我说,听说那时候您净偷着上太行山画画。

    齐叔说,是啊,画画,闻山里的味儿,沁人肺腑的气味儿。看麦苗返青,看柳絮纷飞,牲口无顾忌地拉屎撒尿。早春冻僵的垄沟解冻了,潮湿着自己决心给大地以生命。你的生命也被融入了这解冻的大地——一张化验单里有这么大的便宜,这不就是自由?

    可是,后来您又被揪回去了。我说。

    也许因为我提到了太行山,齐叔没有接着说他再次被揪回去之后,又是如何再争得新的自由的。他突然扭转话题说,哎,我给你讲个太行山的故事吧,太行山的小格拉西莫夫。不过你得躺着听,躺着听故事能身临其境。来,脱鞋,躺下。

    我赞成齐叔的见解。人的经验都大同小异——躺着听故事,似乎真能身临其境。小时候躺着听大人讲狼,狼格外可怕。躺着听黑夜,黑夜格外黑。我脱了鞋,躺在齐叔对面。齐叔盘腿坐在他的铺上。

    是个三月底四月初吧,嗯,三月底四月初,我正坐在垄沟边上画画。这是太行山西县,西县瓦坨大队。那时叫大队,不叫村。我脚下就是泛了青的麦苗,眼前有几棵开花的杨树。杨树开花,一串串的。颜色像玫瑰红,又像玫瑰紫。树下有几个女社员正给麦苗松土保墒,不干活,推搡着打闹。我脱下棉袄,垫着,垄沟湿呀。对,我还带着一个学生叫小三。那时候追着你学本事的学生格外多。你出门画画前呼后拥,不管你方便不方便。这回我就带了小三一个人。小三在市文工团当美工,画样板戏画腻了。我坐着我的棉袄,起好稿,一边铺颜色,一边研究杨树花的颜色到底是玫瑰紫还是玫瑰红。画笔在调色板上和弄过来和弄过去,紫里加点红,红里又加点紫。画画,刮刮;刮刮,画画。两三个小时候过去了,画面上的树还是一片空白。这时有两只脚出现在我眼前。是个男人的脚,穿双家做的布鞋。鞋帮上纳着密密实实的粗线,像沾上的芝麻粒儿。没穿袜子的脚在鞋窠拉里逛荡着,脚面很皱。我顾不上看人,继续作画,画画刮刮,刮刮画画,过了半小时,又过了半小时。我扭头看看,这双脚还在。脚的主人突然开口了,说:“家去吧,晌午啦,馏山药去。”

    听口音这是当地人,他们说话简洁,舌头有点大,有点发直。比如他们把“去”说成“却”——家却吧。

    当地人给我讲过许多关于他们自己的大舌头笑话,笑话里有挖苦也有自惭。比如:买了个小居(猪)不其席(吃食);比如:有个人进城买药,花了五摸怯(毛钱),买了个大药窝(丸)。这药丸是老式中药丸,皮是蜡做的。买药人一出药铺就掰开药丸把蜡皮吃了把药丸扔了,还忿忿地说。白花了五摸怯,敢情包着这么大个合(核儿)。

    我放下画笔站起来,站在我眼前的是个年轻人:瓜子脸油红,早该修理的头发很蓬乱;一件假军绿棉袄,扣子都掉光了,用根绳子系在腰间;肩上背只空筐。小三也走过来,知道是该回去吃饭的时候了,就弯下腰帮我收拾画具。没想到这背筐的年轻人制止小三说:“别忙收戏(拾),可以爷(研)究爷(研)究。”

    小三觉得很奇怪,打量着年轻人说:“研究研究,你懂画?”

    年轻人说:“说不上懂,俺们接具(触)过。”

    接触过,我和小三都为这个“接触”惊异起来。

    “你是哪个大队的?”我问年轻人。

    “土坨的。”年轻人“我知道你们住瓦坨,瓦坨老闷儿家。土坨和瓦坨就隔着一条河沟子。”

    小三说:“你刚才说你学过画?”

    年轻人说:“我说我只是接具(触)过。”

    小三说:“油画?”

    年轻人说:“油画。”

    小三说:“在土坨?”

    年轻人说:“在土坨。”

    我说:“想不到在这儿遇见个同行。”

    年轻人说:“哪敢,还得称呼您老师。”

    他把“只是”“哪敢”“您”加在他的方言里,听起来很是“硌生”但从此又可他确实是接触过外界文明的。

    小三对年轻人有点穷追不舍了,说,你说要研究研究我老师的画,我老师的画到底存在什么问题?

    年轻人向后退退,眯起眼看看我的画,又看看眼前的对象,沉吟片刻说:“老师的画是个观察问题,观察方法缺少整体意识。太注意树这个局部了,忘记了周围。我说的颜色,啊,颜色。你看看后面的山,脚下的地,妇女们的大红袄,再回过头树。看见了吧,构成树的颜色不是紫也不是红,是蓝,钴蓝、湖蓝和普鲁士蓝。紫和红是表面现象,仅是一点小小的点缀而已,是些细枝末节。”

    我更惊讶了。这可不是个一般观众的见解。何况这年轻人在讲这番画论时,不知怎么就换了一套普通话。我在外面写生,观众常品头论足,像啦,不像啦。昨天我也在画树,一个孩子在我身后说,你画的树一点也不像。我问怎么不像,他说,你数数那树叶有多少,你才画了几个。眼前这个年轻人可不是数树叶的问题。小三涨红着脸,心里七上八下,像为我受了委屈。

    我对年轻人说:“你的道理可不是一般的道理,你知道吗?”

    “当然。”年轻人说“你当这是我的发现,是我好不样儿的生就出来的?”

    小三说:“这是谁的观点,也请告诉告诉俺们。”

    年轻人说:“这哟,这观点出自小格拉西莫夫,苏联的。先家去吧,晌午啦,馏山药去。”

    小三追问着还想听:“俺们还想听呢。”

    年轻人却一定要领我们到他家去馏山药,说,谈艺术,有的是时间,他也有一批作品要给我们看。说着,就去帮我提画箱。大中午到年轻人家去馏山药,这本是一件很吸引人的事,春天的山药好吃。可我们在瓦坨有派饭,我还是谢绝了年轻人的盛情。年轻人显得很遗憾,说,要不这样吧,我去就你们吧,赶明儿清早我就过瓦坨,老闷儿家的炕大。可是有些日子不画画了,手实在痒痒。

    我们一起往回走,路上没有再谈小格拉西莫夫。我想这是一个大而严肃的问题,年轻人说有的是时问。

    知道小格拉西莫夫吧?齐叔问我。

    我说,我不太注意苏联的画家,虽然我在莫斯科也看他们的博物馆。

    你不喜欢?为什么“他们的”?

    我觉得苏俄画家用油画的形式表现俄罗斯这个民族,确实作出了努力。像苏里柯夫,列维坦可是世界一些美术史家为什么总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排出近百年30位画家,我不知道能不能排到列宾。

    “嗯,难说。”齐叔也说“不过苏俄画家对于中国可不一样。”

    “这里有个感情问题,有历史原因,不代表艺术自身的标准。”我说。

    齐叔说:“当时他们可都是我们的偶像,比如格拉西莫夫。格拉西莫夫有两位,一位是a格拉西莫夫,也就是阿历克塞格拉西莫夫,画列宁在讲坛上,我十几岁在解放区就看这张画的印刷品。那时不懂油画,以为是照片。后来他又画了不少苏联英雄肖像,晚年还画过集体农庄浴室,一群女庄员在一间公共浴室往身上撩水,腰很粗,屁股很大。这位格拉西莫夫,我们称他老格拉西莫夫。土坨那个青年说的小格拉西莫夫是c格拉西莫夫,就是谢尔盖格拉西莫夫。他主要画风景,画西伯利亚,白桦树,奥卡河,画得潇洒,颜色也讲究。”

    可是,太行深山的土坨这个青年怎么会知道小格拉西莫夫呢,我觉得奇怪。

    齐叔说,咱们先去喝点什么吧,我请你。也让我想想这故事怎么往下讲,是顺叙,还是倒插笔。

    我们出了船舱,来到位于船体中部的酒吧。“冰川”号的乘客本来就不多,现在已是夜深人静,酒吧的客人更是寥寥无几:一对讲西班牙语的老夫妇,守着两只空杯子,在认真议论他们的旅行路线。几个穿着随意的当地青年男女,对乘船显然已没有任何兴趣和好奇,他们正相互依偎着打盹儿。还有一个苏联青年,是我从莫斯科乘火车来哥本哈根的同路人,我们在一个包厢里度过了十几个小时。他是个地道的俄罗斯人,人很和气,块头很大,能吃能睡,二十几岁已是大腹便便。他一路吃着随身带的和餐车里买的各种食品:炸鸡,熏鱼,猪肉冻喝伏特加或者格瓦斯。他只会讲俄语,我又只懂几个俄语单词,所以,我们几乎一路无话。我只知道他是去挪威的卑尔根找他失散多年的父亲,他父亲好像在那里开着一家小商店。现在,他眼前又摊满了不少吃喝,杯盘相互挤压着。看见我,他不好意思地笑着,脸有些红。我和齐叔坐下,我要了爱尔兰咖啡,齐叔要了马提尼。我看着那个苏联青年的宽厚背影,心想,没准儿他也姓格拉西莫夫吧。由此又到俄罗斯的艺术家,到底为俄罗斯贡献了什么。那天我和一个苏联友人在莫斯科看特列加柯夫博物馆,中午在街上找吃喝,走了几公里路,末了在苏联电影家协会俱乐部,每人只买到一个肉丸子和一勺土豆泥。就这,还因为这友人是电影家协会会员,有证件。那天正是苏联“八一九”事件的第五天,叶利钦的坦克正包围着“白宫”莫斯科的商店本来商品就少,市民排半天队也许只能买到两个茄子。难怪酒吧里这位“小格拉西莫夫”对吃喝如此贪婪,看来他是决心要吃喝到目的地的。可我又实在佩服那些排队买票争看列宾、苏里柯夫,还有老、小格拉西莫夫的苏联人,他们排队有耐性,看画又仔细。

    齐叔品着马提尼,继续讲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

    从那天起,小三就把土坨那位年轻人叫做小格拉西莫夫了,有时候我也叫。那天我们没有去吃小格拉西莫夫的馏山药,决心回瓦坨吃派饭。分手时小格拉西莫夫又说,明天他就过来。小三说,别忘了带上你的作品,让俺们也见识见识。小格拉西莫夫说,还用你提醒?好容易遇见个老师,这深山老峪的。

    晚上,我和小三并排躺在老闷家的炕头上,小三翻来覆去地只说,嗯,小格拉西莫夫,神啦。我说,我也觉得很神。

    第二天天刚亮,外屋就有了响动。我们都以为是房东在倒腾什么东西,便故意躺着不起。当外屋终于安静下来,我下炕来到外屋。原来,小格拉西莫夫正坐在一个蒲墩儿上。他缩在那里,猛抽着自制的卷烟。他看见我,忙站起来说,老师,你,画箱我也背过来了,还有他指指我身后的墙。在我身后,那被灶烟熏黑的墙上拦了两条麻绳,绳子上别着他的一批作品:书本大的,巴掌大的,簸箕大的。“专为老师布置了一个展览。”小格拉西莫夫说。

    小三也过来了,看看画,看看我;看看我,又看看画。

    “当时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面对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我问齐叔。

    齐叔说,说实在的,那是一大奇观。只觉得它们离自己很近,又觉得它们离自己很远。你想,在一个中国农村,一个深山老峪的农村,闻柴草味儿,闻猪粪、羊粪味儿才是合情合理的。你突然闻见了油画味儿,你知道,一排油画挂出来味儿是很浓的。松节油、亚麻仁油浸人肺腑呀。你常看画,知道那味儿。你说“”——我又用了“”这两个字。“”十年让一个画家失掉的不就是这股味儿?今后你就写,写一个画家是怎样失掉这股味儿,然后又找回这股味儿的,比写他钻牛棚、低头弯腰挨斗更具文学价值。

    那墙上的画呢?小格拉西莫夫的。我提醒齐叔。

    齐叔说,小三在就好了。当时小三站在我身边搓着手,嘴里丝哈着只一个劲儿地说:“可以呀,小格拉西莫夫你可以呀!”

    真可以吗?我问。

    齐叔说,你是个聪明人,完全可以想象当时出现在眼前的一切,也可以替我做出评价。可,艺术这玩意儿,奥妙就奥妙在,有时好坏都使你没法下嘴。就像你吃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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