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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在《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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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我在花山作一名小说编辑。那时保定地区文联的文学刊物叫花山。

    我一直觉得花山这名字响亮又灿烂,但编辑部所在的小楼却是陈旧的。一层不断的更换着单位,从机关到商店;二层属于我们。脚下的红松地板在新起的建筑中虽不多见,但因为年久失修,有些地方开始松动。就像老年人那些松动的挤不紧的牙。

    楼房临街,盛夏时那些卖冰棍卖西瓜的叫卖声悠悠地飘进窗子,仿佛紧凑着你的耳朵引诱。看稿看累了,我们就下楼买回西瓜大家分吃,分吃西瓜的情景使小小的编辑部充满着一种热闹的人情味儿。西瓜就在办公桌上切开,汁液在桌面上流淌,却不曾染上那一摞摞待发或者待退的稿件。待发、待退我们一样珍惜。

    也许我说小小的编辑部并非过分:几间办公室同时也是家在外地的编辑的单身宿舍,短短的走廊里不得不起火做饭。于是家庭气味和办公气味混合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存放稿件的柜子里就有了本地特产甜面酱;单人床下边就有了当年的新小米。我的一位同事就在办公室结婚生子,于是婴儿的尿布如万国旗一样悬在了迎门。居住条件的窘迫造成了这一切,而这一切就显得离过日子太近,离过日子太近就仿佛离文学太远。也许你说日子和文学不能以远近而论,这简直是一种俗气,一个编辑部首先需要神秘和庄严。但不知为什么引起我思念的反倒是这种种的“俗气”我想人是不可能免俗的,每个人都得有自己的一份日子。谁能有理由去责怪我的同事们那份日子?何况真正的文学也并非那样的远离人间烟火。你敢说哪篇巨著形成时,作者的桌面上准没有油盐酱醋?

    小楼也有清静的时候——过夏了,过秋了,过春节了,我那些家在农村的同事便会骑车奔回家去,过后他们又会带着一身被太阳慷慨晒过的气息奔回小楼,付出双倍时间处理桌面上的积攒。那时一个人会干起几个人的活儿,刊物按时和读者见面了。

    在花山我以为我从来也不是一个好编辑,我最不愿意做的事要算出外组稿了。从前一位有经验的女编辑曾经对我说,她最害怕的事就是去作家家中组稿,这意味着你要看作家家人(或专指作家夫人)拒客的脸色和那脸色演变出来的一些动作,如清扫床铺作即将休息状,整装看表作因急事要出门状。她的感触似乎使我受了惊吓,使我优先体味着编辑在某一瞬间的悲凉。幸好我的两次外出组稿与主编郝建奇同行。

    大约是一九八一年春天我们去天津,旅途是愉快的,旅途中郝建奇(我称他郝主任)对我讲述了他在农村被专政的种种遭遇。他的经历催人泪下,他的经历使我为他脸上额上那些纵横的皱纹找到了出处。也许那曾是欢乐开朗的一张脸,岁月在那脸上印下了无法抹掉的哀伤,于是乐观、开朗、哀伤便集于一脸了。加上他那朴素、随意,有时显出背时的服饰,使他看上去更像一名县区来的基层干部。这一切使我的虚荣心不时闪烁。天津的无轨电车载着我们不分东西南北地行驶,我只是一迭声地唤他“郝主任”以表白我们是上下级工作关系,我恐怕车上的人将我们误猜成下天津卫串亲戚的乡下父女。他并不在意我的小心思,或者他从来也不知道我的小心思。

    在拜访作家时,我也请郝主任一人先去登门。有一天,他在看过他的老战友、著名女作家柳溪后,回来气色很好地说,在柳溪家他吃了红烧鸡块。还说,柳溪知道我来了,一定让他和我再去她家,她要为我再做一次红烧鸡块。这意料之外的邀请使我特别高兴。我想也许我是幸运的,以当时我那普通编辑的身份,我没有领受名作家“清扫床铺”或者“整装看表”我得到了一份平等相待的真诚。一路上我回想着她小说中许多好听的句子,诸如“我们花着社里的钱不能像拔着不疼的牙”等等,在我的书架上至今还摆着她那大32开本的爬在旗杆上的人。可惜后来我和郝主任迷了路,在华灯初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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