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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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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其余的人是凡能赊者必赊之。大姐夫说的好:反正钱粮下来就还钱,一点不丢人!

    在门外的小贩而外,母亲只和油盐店、粮店,发生赊账的关系。我们不懂吃饭馆,我们与较大的铺户,如绸缎庄、首饰楼,同仁堂老药铺等等都没有什么贸易关系。我们每月必须请几束高香,买一些茶叶末儿,香烛店与茶庄都讲现钱交易;概不赊欠。

    虽然我们的赊账范围并不很大,可是这已足逐渐形成寅吃卯粮的传统。这就是说:领到饷银,便去还债。还了债,所余无几,就再去赊。假若出了意外的开销,象获得作娶亲太太之类的荣誉,得了孙子或外孙子,还债的能力当然就减少,而亏空便越来越大。因此,即使关下银子来,母亲也不能有喜无忧。

    姑母经常出门:去玩牌、逛护国寺、串亲戚、到招待女宾的曲艺与戏曲票房去听清唱或彩排,非常活跃。她若是去赌钱,母亲便须等到半夜。若是忽然下了雨或雪,她和二姐还得拿着雨伞去接。母亲认为把大姑子伺候舒服了,不论自己吃多大的苦,也比把大姑子招翻了强的多。姑母闹起脾气来是变化万端,神鬼难测的。假若她本是因嫌茶凉而闹起来,闹着闹着就也许成为茶烫坏她的舌头,而且把我们的全家,包括着大黄狗,都牵扯在内,都有意要烫她的嘴,使她没法儿吃东西,饿死!这个蓄意谋杀的案件至少要闹三四天!

    与姑母相反,母亲除了去参加婚丧大典,不大出门。她喜爱有条有理地在家里干活儿。她能洗能作,还会给孩子剃头,给小媳妇们铰脸——用丝线轻轻地勒去脸上的细毛儿,为是化装后,脸上显着特别光润。可是,赶巧了,父亲正去值班,而衙门放银子,母亲就须亲自去领取。我家离衙门并不很远,母亲可还是显出紧张,好象要到海南岛去似的。领了银子(越来分两越小),她就手儿在街上兑换了现钱。那时候,山西人开的烟铺、回教人开的蜡烛店,和银号钱庄一样,也兑换银两。母亲是不喜欢算计一两文钱的人,但是这点银子关系着家中的“一月大计”所以她也既腼腆又坚决地多问几家,希望多换几百钱。有时候,在她问了两家之后,恰好银盘儿落了,她饶白跑了腿,还少换了几百钱。

    拿着现钱回到家,她开始发愁。二姐赶紧给她倒上一碗茶——用小沙壶沏的茶叶末儿,老放在炉口旁边保暖,茶汁很浓,有时候也有点香味。二姐可不敢说话,怕搅乱了母亲的思路。她轻轻地出去,到门外去数墙垛上的鸡爪图案,详细地记住,以备作母亲制造预算的参考材料。母亲喝了茶,脱了刚才上街穿的袍罩,盘腿坐在炕上。她抓些铜钱当算盘用,大点儿的代表一吊,小点的代表一百。她先核计该还多少债,口中念念有词,手里掂动着几个铜钱,而后摆在左方。左方摆好,一看右方(过日子的钱)太少,就又轻轻地从左方撤下几个钱,心想:对油盐店多说几句好话,也许可以少还几个。想着想着,她的手心上就出了汗,很快地又把撤下的钱补还原位。不,她不喜欢低三下四地向债主求情;还!还清!剩多剩少,就是一个不剩,也比叫掌柜的或大徒弟高声申斥好的多。是呀,在太平天国、英法联军、甲午海战等等风波之后,不但高鼻子的洋人越来越狂妄,看不起皇帝与旗兵,连油盐店的山东人和钱铺的出西人也对旗籍主顾们越来越不客气了。他们竟敢瞪着包子大的眼睛挖苦、笑骂吃了东西不还钱的旗人,而且威胁从此不再记账,连块冻豆腐都须现钱交易!母亲虽然不知道国事与天下事,可是深刻地了解这种变化。即使她和我的父亲商议,他——负有保卫皇城重大责任的旗兵,也只会惨笑一下,低声地说:先还债吧!左方的钱码比右方的多着许多!母亲的鬓角也有了汗珠!她坐着发楞,左右为难。最后,二姐搭讪着说了话:“奶奶!还钱吧,心里舒服!这个月,头绳、锭儿粉、梳头油,咱们都不用买!咱们娘儿俩多给灶王爷磕几个头,告诉他老人家:以后只给他上一炷香,省点香火!”

    母亲叹了口气:“唉!叫灶王爷受委屈,于心不忍哪!”“咱们也苦着点,灶王爷不是就不会挑眼了吗?”二姐提出具体的意见:“咱们多端点豆汁儿,少吃点硬的;多吃点小葱拌豆腐,少吃点炒菜,不就能省下不少吗?”“二妞,你是个明白孩子!”母亲在愁苦之中得到一点儿安慰。“好吧,咱们多勒勒裤腰带吧!你去,还是我去?”“您歇歇吧,我去!”

    母亲就把铜钱和钱票一组一组地分清楚,交给二姐,并且嘱咐了又嘱咐:“还给他们,马上就回来!你虽然还梳着辫子,可也不小啦!见着便宜坊1的老王掌柜,不准他再拉你的骆驼;告诉他:你是大姑娘啦!”

    “嗐,老王掌柜快七十岁了,叫他拉拉也不要紧!”二姐笑着,紧紧握着那些钱,走了出去。所谓拉骆驼者,就是年岁大的人用中指与食指夹一夹孩子的鼻子,表示亲热。

    二姐走后,母亲呆呆地看着炕上那一小堆儿钱,不知道怎么花用,才能对付过这一个月去。以她的洗作本领和不怕劳苦的习惯,她常常想去向便宜坊老王掌柜那样的老朋友们说说,给她一点活计,得些收入,就不必一定非喝豆汁儿不可了。二姐也这么想,而且她已经学的很不错:下至衲鞋底袜底,上至扎花儿、钉钮绊儿,都拿得起来。二姐还以为拉过她的骆驼的那些人,象王老掌柜与羊肉床子上的金四把2叔叔,虽然是汉人与回族人,可是在感情上已然都不分彼此,给他们洗洗作作,并不见得降低了自己的身分。况且,大姐曾偷偷地告诉过她:金四把叔叔送给了大姐的公公两只大绵羊,就居然补上了缺,每月领四两银子的钱粮。二姐听了,感到十分惊异:金四叔?他是回族人哪!大姐说:是呀!千万别喧嚷出去呀!叫上边知道了,我公公准得丢官罢职!二姐没敢去宣传,大姐的公公于是也就没有丢官罢职。有这个故事在二姐心里,她就越觉得大伙儿都是一家人,谁都可以给谁干点活儿,不必问谁是旗人,谁是汉人或回族人。她并且这么推论:既是送绵羊可以得钱粮,若是赠送骆驼,说不定还能作王爷呢!到后来,我懂了点事的时候,我觉得二姐的想法十分合乎逻辑。

    可是,姑母绝对不许母亲与二姐那么办。她不反对老王掌柜与金四把,她跟他们,比起我们来,有更多的来往:在她招待客人的时候,她叫得起便宜坊的苏式盒子;在过阴天1的时候,可以定买金四把的头号大羊肚子或是烧羊脖子。我们没有这种气派与财力。她的大道理是:妇女卖苦力给人家作活、洗衣裳,是最不体面的事!“你们要是那么干,还跟三河县的老妈子有什么分别呢?”母亲明知三河县的老妈子是出于饥寒所迫,才进城来找点事作,并非天生来的就是老妈子,象皇上的女儿必是公主那样。但是,她不敢对大姑子这么说,只笑了笑,就不再提起。

    在关饷发愁之际,母亲若是已经知道,东家的姑娘过两天出阁,西家的老姨娶儿媳妇,她就不知须喝多少沙壶热茶。她不饿,只觉得口中发燥。除了对姑母说话,她的脸上整天没个笑容!可怜的母亲!

    我不知道母亲年轻时是什么样子。我是她四十岁后生的“老”儿子。但是,从我一记事儿起,直到她去世,我总以为她在二三十岁的时节,必定和我大姐同样俊秀。是,她到了五十岁左右还是那么干净体面,倒仿佛她一点苦也没受过似的。她的身量不高,可是因为举止大方,并显不出矮小。她的脸虽黄黄的,但不论是发着点光,还是暗淡一些,总是非常恬静。有这个脸色,再配上小而端正的鼻子,和很黑很亮、永不乱看的眼珠儿,谁都可以看出她有一股正气,不会有一点坏心眼儿。乍一看,她仿佛没有什么力气,及至看到她一气就洗出一大堆衣裳,就不难断定:尽管她时常发愁,可决不肯推卸责任。

    是呀,在生我的第二天,虽然她是那么疲倦虚弱,嘴唇还是白的,她可还是不肯不操心。她知道:平常她对别人家的红白事向不缺礼,不管自己怎么发愁为难。现在,她得了“老”儿子,亲友怎能不来贺喜呢?大家来到,拿什么招待呢?父亲还没下班儿,正月的钱粮还没发放。向姑母求援吧,不好意思。跟二姐商议吧,一个小姑娘可有什么主意呢。看一眼身旁的瘦弱的、几乎要了她的命的“老”儿子,她无可如何地落了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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