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会战太平洋

    一、落区布阵按照1980年月海上编队在山东半岛外海的演练方案，“580”海上编队进人落区后，应各自进人“展开点”，这就是军事上常讲到的“布阵”。这种布阵当然不是迎击来犯的敌人，挖个战壕，筑个碉堡或准备几个战斗队之类，而是把调查、测量、打捞、护航的几个编队按预先确定的地理位置布置到位。

    5月8日17时，“5801”分编队的“向阳红十号”船首先到达展开点，在东经170度40分，南纬6度44分漂航。5月1日7时0分，“580”分编队的“向阳红五号”船、“远望号”船和护航舰队到达布阵展开点。5月1日8时0，680”分编队“远望1号”船、“615”补给舰及护航舰队也都顺利到达布阵展开点。

    上午10时，指挥员命令全编队按计划“布阵”预案实际进一次位置。以检验校核各船的准备情况。

    此时，刘道生总指挥正坐在驾驶台正中的一张特制的大沙发椅上，不时用望远镜观察海面动静。船尾瞭望更用高频电话报告：发现飞机！刘副司令员、张参谋长等作战指挥人员一齐迈向驾驶台一侧的天遮底下，观察飞机动向。海上编队指挥部成员、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的局长张瑞禧听到声音就断定：这一定又是美国的“猎户星座号”系列反潜侦察机。果然，美国佬来太平洋“关心”了。

    大编队进落点布阵后，空中不断传来引擎声，美国、澳大利亚的侦察机不断进我作业区外围侦察。有的国家还派出了舰船，试图进落区实地观察。这是在国内做实施方案时既预想而又未充分预见的事。在军事上，能隐蔽战略意图，则能出其不意。狲子兵法》中的“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为了不真正暴露预定靶心弹着点）位置。刘副司令员下令三个分编队采取“佯动措施”。这就是把实际预定瞄准的弹着点放在一边，把编队摆在新华社对外公布的危险区内随意一个区域活动，并故意暴露一个伪装弹着点的位置。毛泽东在战争年代教他的部下们要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要打运动战，刘指挥对此十分熟悉。

    按计划，导弹从中国内地酒泉射向太平洋的角度是15度，在地图上看是向东南方向发射的。“向阳红五号”船作为“旗舰”，布阵位置在发射瞄准点（耙心）的正北部约18千米的海域。“向阳红五号”船在任务中除了海上编队指挥保障、气象保障外，还有测量弹着点距离和水柱高度的“5甲”雷达和“7乙”水声测量装置。这是测量弹着点实际落点位置和水柱高度的重要仪器，它和其他艘安装有同样设备的船只一起，在导弹落水的那一刻，分不同的方向测定它的距离和水柱高度，从而计算出真正的弹着点位置。在太平洋这个没有任何标志，地理坐标上只是一个经纬度的弹着点上，系着新中国最强大的海上力量的第一次展现，系着从酒泉到太平洋、从北京到太平洋数万名指战员高度集中的神经。

    二、“旗舰”中枢

    “向阳红五号”船的卫星导航仪不时接收通过高空卫星过顶时发射到海面来的船位，这些船位都通过分显示器直接传导到“5甲”测量雷达室、通信室和水声试验室。甲板上层建筑上的“84”测风雷达和“711”测雨雷达、“5甲”测距雷达、大功率通讯天线等嗬嗬地转动着。水文分队的技术人员不停地测量落点区的温度、盐度、深度、流速、流压等水文现场要素，以备打搜数据舱时用。

    漂航在“佯动”展开点的“向阳红五号”船，现在的地理位置其实是一个随意方位，只有“贴身”警卫“108”舰一直形影不离地跟着漂。

    代表着大编队指挥中心的刘道生副司令员的卧室，人来人往。机要员不从的，来、

    委指挥部和山西酒泉发射中心的各种“急电”在指挥员之间转来转去。海上编队指挥部与海上测量编队指挥部之间、与各舰船之间协同作战的电报也不断送进这里。

    海军司令部作战部不断汇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外交部、全国各参试单位的情况通报，通过加密电报发到“向阳红五号”船。海上指挥部也把各种情况综合报给设在“11”驱逐舰“护航编队指挥部”和”远望1”号船上的“测量编队指挥部”。在“向阳红五号”船指挥台附近的甲板上，专门为“580”任务改造的电报房是“旗舰”一切活动的中枢神经。

    电台台长张耀先是一个有名的快嘴皮，他天生的语速快，吐字频率高，谁都说他干电台台长“真是绝配”，不会出现电报发不出去的现象。

    张耀先还是一个古代文学爱好者，对《古文观止中的篇章大都耳熟能详，尤其对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王勃的滕王阁序》倒背如流。有闲工夫和战友们在一起时，他就之乎者也，弄得战友们晕乎乎的。可是自从新华社发出公告以来，他就没闲工夫“之乎者也”了，一个班次十几个报务员守候在报房，所有的电报都得经他的手分发到各个报务员手中“滴滴答答”地发出去，所有到达船上的电报也得经他的报务员的手抄收回来。而且全部是一种新启用的密码通讯，首先要经过领导审批，然后才能翻译电文，最后才能由报务员用莫尔斯点划码发出。承担了和北京国防科委指挥部、海军司令部、首区酒泉发射中心的协同指挥联系；承担了与各舰船的指挥联系；承担了和新华社总部、解放军报社总部的现场通讯稿件的传输。其通讯量远比当时美国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的通信量还要大。指挥系统收发报又常常和气象分队的气象报收发相冲撞，与新华社、解放军报社派往太平洋落区的记者组所收发新闻通讯稿相冲突，在最繁忙时，杨国宇副司令员不得不召集紧急会议协调通讯时段，压缩发报字数。尤其对报社记者的通讯稿，压缩了再压缩，弄得记者们在电台台长面前很是无奈，不得不搬出首长来。

    三、预报发射日

    另一个处在“向阳红五号”船主甲板以下简称为第三舱的气象分队，在即将进人发射试验区之前就忙碌起来。他们整个海上编队的气象中心，承担的是“东风5号”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任务最为关键的一个任务一预报发射日。也就是说，气象中心不仅要保障整个编队航渡阶段的气象预报准确，还要在预定落区选择一个或几个良好的天气时段供首区选用为发射时间。

    运载火箭发射试验需要全程记录观察大量的数据，有些数据必须现场直接观察记录和获取，特别是作为海上落区的太平洋上，对弹着点的观察定位用的是测距雷达和光学跟踪，数据舱降落到海面上也是用的海水染色剂和雷达反射。这些设备都需要良好的视距和海况，这就需要海上良好的天气环境，因此落区的天气必须是一个白天，必须是无风无浪的晴天。第二，选择发射日时也要满足首区的气象条件，运载火箭发射时首区不能有雷电风雨，最好是晴天便于观察记录。在二者只能选择其一时，落区的天气是处于否决权地位的。北京指挥部要求，没有天气把握时，宁肯不发射，让大编队在海上等着好天气，也不能出现搜索不到弹头人海时的落点数据，不能出现打捞不到数据舱的事故。这是一个顶到了天的大事，最需要“向阳红五号”船气象分队不折不扣地完成，不能有半点含糊。

    5月15日，来自北京测量指挥部的一份加密电报摆在了气象分队长许经林面前：“迅速报来6天内的海上天气情况。”这份电报同时也发给了酒泉发射中心的气象台。

    “向阳红五号”船气象分队长许经林知道，这是北京在决策发射日期。许经林四次来太平洋观测天气，带着他的预报员们做了几百个大洋的天气预报。四次来太平洋的目的都是为了这一次能够准确地抓住一个好天气。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总攻”的时刻到了。

    许经林是首次远洋之后，接替梁凤森担任“向阳红五号”船第二任气象分队长的。

    由于试验海区已到了南纬7度，这个纬度相当于北半球我国南沙群岛永暑礁的纬度，这已是可以生成台风的纬度了。进人试验区后，南副热带高压作用下产生的热带涡旋一直影响到这里，天气一直处于阴雨和多积云状态，不符合运载火箭的试验要求。他们运转各种中国当时最为先进的气象仪器，试图早一点判断一个好天气。可是不能，1日、1日、14日、15日、16日，都没有好天气。5月15日，许经林和他的气象分队经过高空探测、卫星云图比较、多角度的分析和精确地计算，认为5月18日当地时间下午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可以发射。于是他们把这个预报结果通过海上指挥部签发，电告了北京测量指挥部。北京测量指挥部通过与酒泉发射中心进行气象会商，确定以“向阳红五号”船提供的预报为准，把5月18日北京时间上午10时，南太平洋下午时为我国第一枚运载火箭的发射时间。这个时间一确定，从首区到落区全线10000多名参试人员立刻进入了7小时倒计时准备。

    在首区酒泉发射中心，5月的天气还带着几分寒意。举头望去，高大的发射架巍巍耸立，乳白色的“东风5号”运载火箭已经推近到发射架前。这一天，他们要把这个白塔般的东西装载到发射架上去，这是进人48小时准备前必须要完成的工序。

    在北京，设在国防科委的测量指挥部，工程技术人员正忙碌着将各种电子仪器调试到最佳状态，千军万马都系于须臾之间的一举一动。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每一种仪器的关键部件，他们都准备了一套或两套以上的备件，以保证北京这个总指挥部的通讯畅通、信息畅通，各种命令指示能够准确、准时下达和接收。张爱萍将军，正批阅一份报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电文，告之中央领导，发射时间确定为5月18日北京时间10时。

    在南太平洋，特混编队的18艘舰船500多名翁式人员翘首以待。“远望1”号和“远望”号是弹道测量船，布点在火箭重返地球轨道的人处方向。他们5月8号就到达展开点，静等着火箭的到来了。部署在试验区外围的执行警戒任务的海军驱逐舰群，纷纷发来电报，美、苏、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军舰、飞机和侦察船不断出现。一艘新西兰的“莫诺韦”号电子侦察船，带有舰载直升机，想进人划定的试验区，我108舰奉命拦截。

    5月17日，运载火箭所用的液氮燃料加注完毕。临发射前的检查测试工作在发射架上的各平台加紧进行。首区的天气稳定，西北干燥的气候使这里气象工作少有失误。他们的预报一般都是准确的，老天爷一般都愿意给这些在西北黄土地上曾经隐姓埋名，来自山南海北，操着不同音，贡献了数载青春热血的气象工作者一些帮助。

    但是南太平洋上就不同了。临到“向阳红五号”船气象分队发4小时预报时，落区天气进一步变坏。太平洋的天气像一个狡黯的被大人惯坏了脾气的孩子，越到有客人来的时候，就越来越使劲发脾气。天空阴云密布，无情的雨水纷纷洒落，海况达到4级以上，大涌浪上翻卷的白浪花，在船舷边不识时务地跳动着。本来，000多吨级的、修长的驱逐舰在无风时就被涌浪抛打得十分难受，没想到临近发射了，天气不但不转好，反而变坏，风浪越发加大。驱逐舰是这次编队中最小吨位，也是稳性最差的船。“1”舰报告，已有5人感冒，11人消化不良，1人腔溃疡，9人外伤，9人患肠胃炎，6人腹泻，人发烧，其他伤病还有68人。占整个出航舰员的半数以上。除“1”号外，其他5艘驱逐舰的情况也，1”号驱逐舰是海上舰的，上有50的南海舰队副司令员聂奎聚在坐镇指挥。

    “气象中心是干什么吃的？”“想脑袋搬家还是咋啦？”

    “向阳红五号”船来了4次太平洋了，连一个天气都搞不准，白痴吧！”一些舰艇指挥员开始议论起来。

    在“向阳红五号”船气象分队的预报室里，一场至关重要的天气会商正在进行。

    刘副司令员、杨副司令员和南海分局局长张瑞禧到底没能耐下性子坐在自己的卧室里，他们事先是打算在各自的卧室等预报结果的。因为那是专业性极强的工作，他们指挥员不懂不能去瞎掺和、影响专业人员的决策。但是，他们实在坐不住了，几个人商量了一个原则，进预报会商室时就声明，按科学规律办事，领导不参与任何意见，只是代表上级领导对预报的关注。他们几个领导也不要别人招呼，自己搬着凳子就坐在预报员们后面跟着看天气图，听预报员们分析天气。

    也许是这场天气预报实在太关键了，中国的气象预报史上，还没有为一场天气会商投人过这么大的人力物力，会有这么高的关注度，千军万马都聚焦在一张小小的预报单上。

    预报员们心里都明白，预报不准是要负大责任的，是要掉脑袋的。刘副司令员出发前就在船上宣布：执行战场纪律。这就是说，对执行任务中出现差错或事故的责任人，总指挥可以就地处置，该免的免，该毙的毙。谁都清楚：这是立大功的事，也是掉脑袋的事！

    让我们把镜头聚焦在参与这场历史性预报的9个人身上。许经林，“向阳红五号”船第二任气象分队长，空军工程学院气象专业毕业后，在空军某场站当预报员。1970年到达“向阳红五号”船，初任预报组长，曾4次来太平洋调查。其他几位是：郭日新、黄栋材、于锦法、黄思福、杨汉阳、关芬呈、刘玉栋、胡兴斌。他们分别毕业于不同的气象院校，大部分都参加过两次以上的远洋调查，有专业知识也有实践经验。

    气象分队的预报室处在“向阳红五号”船的第三舱主甲板面下的一侧，约0平方米。它不像探空室、卫星云图室、多路移频通信室那样有许多耀眼光鲜的现代化仪器设备，也不像填图室那样，有非常明亮的光线。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四方形房间，一个门进出，门对角一侧放着对碰的四张桌子，桌面是透明玻璃的，里装日光灯，桌上就能看天气图纸，墙壁是浅绿色的，一些当天填报的天气图挂在一侧的墙面上，预报人员往往是既借助桌面又依靠墙面的天气图来分析天气趋势，作出天气预报。

    在自然界，几乎所有的有形物体在压力下都会改变形状，在爱因斯坦那里，空间也是可以弯曲的。这一天，在“向阳红五号”船的预报室里，空气被压缩了，空间也仿佛真的“弯曲”了，所有的人几乎都是小心翼翼地将空气吸进去，又慢慢地吐出来。预报员们按平常的既定规则一个一个地发言。这里没有新老之分，没有级别高低之分，也不看你来自哪所大学，以前做过什么。只是每一个预报员都必须发表意见，而且还有一条铁律：对18日当地时间14点（北京时间10点），这一48小时前由他们自己作出的发射前7小时预报，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就是说，凭借预报员科学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一是“可以”发射，二是“不可以”发射。所有的知识经验构成的判断全部浓缩为简单的“可”和“不可”，不许雛两可，不许有“请上级研究决定”之类推卸责任的语句。

    中国文化中，语言之复杂，内容之丰富，全世界独有。可是到了最复杂的时候，往往就是最简单的表述。

    在座的预报员，不论是军人还是非军人，在那个年代上专业院校的时候，大多数都不是个人的选择，都是组织的需要，国家的安排，没有很多的个人意愿，也不提倡个人有什么意愿。有的到了学校后才知道自己学什么专业。学成以后呢，他们也无法选择自己去哪里，承担什么任务。可是，临到他们被委以重任上了“向阳红五号”船，国家把重大任务交给他们的时候，却要他们自己作出选择：是受过，还是立功？你自己去挑！

    谁都会选择后者。可是要成为后者，必须有科学的头脑、冷静的思维、细致的观察和超人的胆量。有时候还不完全是专业水平的问题。

    8个预报员发完言后，刘、杨二位副司令员掰着手指算了一下，正好是一半对一半，坚持18日“可以”的有4个预报员，坚持18日天气“不可以”的也有4个预报员。每一方都有理有据，都依据的是同样的分析材料。但他们对未来4小时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加强的速率和海区天气借助的外因条件各有分歧。预报室里因为出现对立分析后呈现的紧张气氛骤然凝固。刘、杨、张三位指挥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平时在工作上显得有几分性急的南海分局张瑞禧局长，一只手抓着人革沙发凳，一只手攥着拳头，十分控制地顶在腰部，大眼睛不由自主地盯上了气象分队长许经林。

    这不是在硝烟迷漫的战场，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有时可以通过勇猛和抓住战机掌握到主动权。人和自然之间的“战争”只能靠科学的手段和科学的分析，强调的是人的作用的另一面。身居高职、从解放战争硝烟中走过来、又组织了和平年代高科技军事建设事业的刘、杨、张三位指挥员，清楚地知道，这时候，他们不能说一句话，也不能有一点急躁和不安，必须让客观事实从冷静的温和的空气里探出头来，让一些明智的敏锐的捕捉能手们把“它们”抓住，拎出来，成为决策依据。

    短时间的静默之后，许经林站起来了。他是分队长，是审批预报单的一一，来。

    他下意识地凝视了一下坐在预报室的刘、杨、张三位指挥员及深场的，了一身的员，在，我来做一下分析。”

    这位预报员出身的分队长，在预报员们“两军”对垒的分歧中，对着天气图冷静地疏理着、分析着，额头上微微渗着汗珠。讲心里话，他是很不希望出现两种观点对垒局面的，这不是做游戏，不是作秀。可偏偏是分析结果出现了对垒的局面。毫无疑问，在这个“可”与“不可”的天平上，自己的这一个砝码将决定着整个试验任务的进程和效果，责任千钧啊！他也不希望刘、杨、张三位指挥员和记者们在这里旁听分析结果，虽然他们保证不会发表意见，但无形的压力会使预报员们更加谨慎，甚至胆小保守。但是，他也非常理解，哪一个指挥员会轻易放得下这份责任，若无其事地在房间里呆着等他的结果呢？

    1980年月，在领受海上编队指挥任务前夕，在华国锋主持召开的中央专委会的会议上，华国锋凝重地看着刘道生副司令员，平和却有力地说：“一定要把数据舱打捞回来！”叶剑英同志担心海上情况复杂，拟任海上护航编队总指挥员的杨国宇副司令员身体还不大好，提议海军第一副司令刘道生同志一同志海。刘生自海，指挥大编队，在场的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很是高兴，马上说这样很好。刘道生是毛遂自荐临危受命把大责任揽在自己身上的啊！

    杨国宇副司令员曾被提名担任“东风5号”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海上护航编队总指挥员，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参与过国防科研的领导工作，比较尊重专家的意见，按科学规律办事，同时又是久经考验的海军高级指挥员。杨国宇领导科研工作，尊重专家的意见是有故事的。1967年，第七机械工业部“派性”争斗厉害，在一次武斗中还乱棍打死了一位著名的火箭材料专家姚桐斌。姚桐斌是和钱学森一起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从海外回国的，是共和国导弹研究真正的“宝贝”。姚桐斌死后惊动了周总理。周总理便决定对第七机械工业部实行军管，特派海军的杨国宇作为军管负责人去导弹五所平息“派性”之争、疏理行政关系。杨国宇大胆心细，做了大量的管理工作，从而在文化大革命的武斗中保护了任新民等一批技术专家。导弹五所是钱学森一手创办起来主研运载火箭的，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当时是任新民，这位杰出的火箭专家后来成为了从“东风1号”到“东风5号”运载火箭唯一的全程设计者。但在技术问题上，杨国宇从不耍军人作风。有一次在“东风4号”运载火箭的箭体设计上，原来有一个类似翅膀的“装置”，俗称“大肩膀”。一些技术人员主张去掉“大肩膀”，一些人则不同意。两派之争伤筋动骨。杨国宇对这类技术问题从不压制，在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就去找任新民。任新民说，“大肩膀”不要为好，要了“大肩膀”，导弹就少打出几百千米。杨国宇听后信服了，才代表军管会宣布不要争论，去掉“大肩膀”。现在运载火箭的箭体上就再也没有那个“大肩膀”了。

    另一个令许经林不能犹豫的原因是火箭技术上的专业难题。我国所用的运载火箭的燃料是液态的，是硝酸和四氧化二氮。这种推进剂有毒性且有很大的腐蚀性。在发布48小时预报之前，首区就已加注燃料了，如果再要改变发射日期，时间过长的话，就得退下燃料。如果退下燃料，箭体是否正常，各种线路是否产生损坏，又得经过检测。这一退9一检，时间最少一周。一周以后仍然没有好天气，则整个海上编队和首区共一万多参试人员的支持能力和风险都难以想象。而且万一失去了发射时机呢？那他就是军队和人民的罪人了，罪至万死都不解全国人民的恨了。

    午饭的铃声早响了，没有一个人走出预报室。

    许经林表面上还算平静，这使刘、杨、张三位指挥员稍稍有点放心。他讲了几分钟大家共有的一些认识和信息。然后话锋一转，提到了正在上空运动的云团上。按照卫星云图分析，南太平洋的大云团之间有一条不太明显的切变线，主张18、19日为发射好天气的预报员们认为，当南太平洋的后，线，试海区的南方向移去。雷达回波中，也看到了本海区的积雨云也正以每小时5千米的速度移向西南。因此这个云团最迟在18日上午应全部或大部分移开试验区，整个天气是的“我主张原计划18日下午时〔北京时10时）发射的时间不变。可以发射”许经林比人们想象中早一些，端出了他的决定。话音一落，刘、杨、张三位指挥员立即站了起来。杨国宇副司令员紧跟了一句：“有把握吗？”“请首长放心，我有把握！”“那你签字吧！”他的顶头上司南海分局局长张瑞禧看着他说。许经林拿过预报员刘玉栋递过来的4小时预报单，填上了“可以发射”四个字，然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善于观察细节的解放军报记者罗同松看到许经林签下自己名字的时候，手微微有点抖动。大家都紧张地看着他一笔一画地把名字写完，交给机要参谋才陆续走出预报室。这时，甲板上正下着阵雨，风卷起雨雾不断地扫过甲板，洒人半开着门的三舱梯，冷冷地无情地向刚从预报室走出来登上甲板的预报员们扑来。浩渺的南太平洋，阴霾千里，朦胧一片……

    18日仍为发射日的电报发出去了，全线进人了发射前的4小时准备。当比落区晚了4个小时时差的酒泉发射中开始清理发射现场时，太平洋里“远望1”号和“远望”号早在南大洋的赤道附近翘首以待了。只是他们感觉到天气怎么不对劲，只差0多个小时了，大云团仍然没有散去，是气象中心掌握了错误的气象资料吗？

    李为华是当年气象分队的探空组组长，他的工作在船尾部。他到落区后按计划每天要施放两次探空气球，这是探测云层高度、判断天气变化最重要的实测手段。现在，还加放了一次气球，气球高度达到了9000多米。一般放球（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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