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游街
孙满仓死了,生产队里分给牛肉时,贵亭叔让保管员刘庆河多给了胡荣花家一倍,并且亲自送去,交给了孙二孬。胡荣花哭着从床上爬起来,把这些牛肉煮熟,用竹篮子盛着,带着孙二孬、抱着孙丫丫到孙满仓坟上,在肉上插了一双筷子,祭奠这个为牛肉而献身的死鬼,再一次哭得死去活来。孙二孬仿佛一下子懂事了,和妈妈一起跪在坟前,哭足哭够,说啥也不让妈妈把这点肉带回家里,三口人就把牛肉埋在了孙满仓的坟前。离开孙满仓的坟没有多远,孙二孬回头一看,见到两只黄狗在扒那块肉,就疯了一般的奔了过去,拿着石头狠狠地砸这两只黄狗,然后搬来了许多块石头,在孙满仓的坟前又埋了一个这块肉的坟头。
对于孙满仓的死,上级和大队干部定性为畏罪自杀,虽然胡荣花成了犯罪分子的家属,支书刘庆典他们倒是没有再难为她。
孙满仓走后,胡荣花心如死灰,万念俱灰,十几天躲在家里,除了给两个孩子做一点饭以外,自己不吃不喝,以泪洗面,瘦得不像人形。过了十多天,胡荣花开始出门以后,脸上晴朗了一些,几个不知深浅的邻居兄弟,试探着给她开玩笑说:“嫂子,快去给满仓哥的坟头扇干,你再锉一榫儿吧(改嫁给本家兄弟)。”胡荣花的脸一寒,扭头就走,到了没有人处,又放声哭起孙满仓那个死鬼来。她想到,自己的命咋这么苦,一个男人炮敲了,一个男人揪死了,连个男人都守不住。虽然说不清两个孩子到底是谁的种子,她心里只认定就是孙满仓的。两个孩子又年幼,自己再苦再难也要把他们拉扯大。为了不让孩子们当“带犊儿”(又叫“拖油瓶儿”),受后爹的气,发誓至死不改嫁。
有好长的一段日子,无论相好们怎么敲门,她不但不开,还咬牙切齿地骂他们,仿佛立志要给孙满仓守节。由于没有了外来的接济,胡荣花一家三口人的日子越过越差。
大约过了半年左右,胡荣花再一次敞开了爱的胸怀。与以往不同的是,她不再是隔一个时期固定一个对象,而是来者不拒,兼收并蓄。条件是相好必须不能空手,凡是不带东西的人,坐上一坐,说说闲话可以,要想上床是根本不可能的,许再大的口愿也不可能让她把裤带解开。也有人“硬上弦”强拉硬拽的,胡荣花如同愤怒的母狮子,又抓又咬,又哭又骂,让他不能得逞。因此,二孬和丫丫的生活水平要比同龄的孩子们高一大截子,丫丫还把她妈挣来的糖块分给小伙伴们吃。有一次,贵亭叔的孙女刘小芬,拿着一块糖回家给贵亭婶吃。贵亭婶知道了这块糖的来历以后,勃然变色,往粪坑里扔了这块糖,还动手打了自己最疼爱的小孙女。丫丫再一次给小芬糖时,小芬说啥也不要,并且说:“俺奶奶说了,你的糖脏,谁吃了谁的肚子里生虫子!”
常言道:“寡妇门前是非多。”几年来,寡妇胡荣花的门前门后,发生了不少是非。终于,这些在寨子里经常传得沸沸扬扬的绯闻,演变成了闹剧和悲剧。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一个时期,主要是对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大队小学里的教师们到了夜里,就被分配到各生产队读报,教唱歌,教背语录。“东方红”、“社会主义好”大人小孩都会唱得滚瓜烂熟。其中唱得最多的,是一首“不忘阶级苦”的歌,旋律比较优美,寨子里、地里到处飘荡着这首歌如泣如诉的旋律:
天上布满星,
月牙儿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
诉苦把冤申
唱“忆苦歌”的同时,大队里还组织召开了忆苦思甜大会。说是忆苦思甜,其实无甜可思,主要还是忆苦。大会之前,支书刘庆典专门让支委们挑了几个苦大仇深、能说会道的人在会上讲演。
刘八爷口才好,就被大队干部荣幸地选中了。会上,他上台绘声绘色地讲了过去受地主老财剥削和压迫的苦难,讲到伤心处,哭得十分哽咽。在一片哀伤的气氛中,台下的男人们个个阴着脸儿,妇女们哭成一片。
当讲到他大伯被拉壮丁的惨痛经历时,刘八爷说:“我伯一看,队伍上几个大兵来抓他,撒腿就跑,后边几个国民党的龟孙子就撵,我伯跑呀跑,跑到了三队下粉条的院子里,后边的枪声炸豆一样地响了起来。我伯知道这里不能躲藏,又翻上了院外的半截墙,刚刚爬了上去,‘砰’一枪,打着了我伯的后腿呀”
男人群里不知谁小声问:“老八,老八,咋没有打着你伯的前腿呀?”一群人哄地笑了起来,气得支书刘庆典拿起一只鞋敲桌子,厉声责骂群众:“笑啥笑?你们到底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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