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有没有阶级立场?谁再笑给我揪上来!”一群人伸伸舌头,谁也不敢再笑了。
另一个忆苦对象是周老九,周老九是大队小剧团里唱丑角的,平时说话很惹人发笑,这一次却不搞笑。但他讲的苦处,让人越听越不是味道,竟然诉苦诉起了1960年饿死人的事情,这可是新社会发生的惨剧。诉这种苦,与刘大爷当政时的政绩分不开,显然有点反动。正讲得带劲儿,支书刘庆典赶紧截住了他的话头,让他下去。周老九小踮脚跑到刘庆典跟前,谦虚地问:“支书,请你批评,我哪点讲得不好?”刘庆典不耐烦地说:“下去,下去!”周老九下去的时候,做了个鬼脸,男人们再一次哄笑起来。
各个生产队还组织群众吃了忆苦饭。我们八队队长贵亭叔安排妇女们,到野地里挖了一些叫“刺角芽儿”的野菜。这种野菜吃着有点扎嘴,荒年没有东西吃时,可以用来救命。据说,这东西煞血,现在在大酒店里,当做降血压的补品。当时,我们八队在牛屋院支了一口大锅,加了一些黄豆瓣儿,熬了两大盆少油没盐的菜汤,又蒸了一些玉米面拌些谷糠做成的窝窝头,用的糠不多,吃起来虽然粗糙一些,也比多数群众在家里吃的红薯面窝窝头还要好吃。食堂解散以后,全生产队的人,许多年没有在一起聚餐了,大家聚在一块儿吃的忆苦饭里,好像加入了兴奋剂,男人领着女人,女人带着小孩,你一大碗,我一大碗,不管吃完吃不完,全部采取了抢的手段,还把主攻方向放在主食上,一大箩筐玉米糠窝窝头很快就被抢光了。
忆苦活动很有成效,群众的阶级觉悟全面提高,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全大队掀起了大做好人好事的活动。白天,生产队干活根本用不着再敲钟了,人人争先恐后,一个比一个积极,以前一天干完的农活儿,现在不到一晌就能完成。到了夜里,更是做无名英雄的好时机,街道不知谁打扫了,白天干干净净的,道路上的坑坑洼洼也有人垫平整了。地里如果有当天牛把们拉去的农家土肥,夜里准有人偷偷地撒开了;如果有当天砍下来的庄稼秆儿,夜里也一定有人把这些秸秆儿挪到了地边上,方便牛把第二天拉粪、犁地。凡是夜里干的活儿,没有人承认,当然生产队里也不用记工分,都是没有报酬的义务劳动。
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就没有人再做好人好事了。大队新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开始揪斗“地富反坏右”这些阶级敌人。最初是把一些戴有地主分子帽子的人拉出来,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后来,就乱了套,只要有一点劣迹的人,都可以突然被红卫兵拉出去揪斗。
在大做好人好事的日子里,有几个光棍汉做了好人好事以后,偷偷地去和胡荣花苟合。一般说来,胡荣花好像给他们排了班次,没有碰帮的。
这一天,不知怎么啦,已经有人和胡荣花睡下,又去了一个人。这个人用约好的暗号小声敲门,胡荣花一直不开,也不答话。这个人淫心大动,急得抓耳挠腮,越是听不到里边动静越是着急,锲而不舍地敲门,后来改成拍打。时间长了,胡荣花的门哗啦开了,从里边蹿出一条汉子,拉着这个后到的人就往死里狠揍,两个人拉拉扯扯,在胡荣花门前冒着水泡的粪坑里,打成了一团。开始时,两个人都不吭声,只闷声不响地互相击打。胡荣花嫌脏,也没有上前给他们拉架。后来,也不知谁把谁打得痛苦地出了声,这架就打成了明的。正好又有做好人好事的人回来,就趁机多做了一次好人好事,把他们拉开了。两个像泥猴一样的臭人,对劝架的人都说自己是前来捉奸的。人民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没有人肯给他们评理,大家各自回去休息,一夜无话。
到了第二天,人们把这场发生在我们寨子里的中国人的相扑运动,当成笑料说了出去,很快传到了大队部。支书刘庆典和其他几个领导,以及红卫兵司令刘继先觉得这么胡闹,尤其发生在革命深入进行的时期,很不像话,就决定煞一煞这股伤风败俗、干扰革命运动大方向的歪风邪气。于是,红卫兵组织就首先拿胡荣花开刀,把她拉出去游街示众。人们敲锣打鼓,前后簇拥,让胡荣花戴了一顶写着“破鞋女人”的高帽子,胸前挂了一串子破鞋,脖子里拴了一条麻绳,让一个孩子牵着,在寨子里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游了一遍。
当天晚上,早已没有廉耻心的胡荣花,却忍受不了这番污辱。她在外边被牵着游街时,一直高昂着头,目光直达天边。回到家里,也没有掉一滴眼泪。唱着小曲儿,先将孩子们哄睡了以后,烧了一盆热水,把浑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抹了一身相好们送给她的防止蚊叮虫咬的花露水,换上了多年没有穿过的与孙满仓结婚时的新衣服,嘴里念叨着:“满仓啊满仓,我要找你去了!”站在小凳子上,把那条牵过她的麻绳搭在梁头上,拴着了脖子,两脚一蹬,把小凳子踢翻“咯咯”地笑了起来,笑着笑着就断了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