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卫所肯定严抓训练考核,不敢放松。(按:只罚官不罚兵,浓浓的朱元璋风格)明中期嘉靖年间军屯败坏,屯兵大量逃亡,失去供养的卫所战兵的战斗力大幅下降。
但训练的老底子还在,迭阵法立阵迎敌,倭寇同样占不到便宜“今卫所之兵,所习者,不过迭阵法。迭阵法者,兵之正者也。
今倭人跳梁轻捷,设伏用奇能为不败者,正兵也”问题倭寇大多是散兵突袭,阵战所谓的拒马等等用不上,江南水网密布,稻田纵横,你想列阵也没处摆去,结果往往就是“欲以正兵应之未有不溃败也”
(皇明经世文编(徐长谷文集))所谓名将,就是能够及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唐顺之根据江南地形改良阵法,创立了五个人为单位的鸳鸯伍,戚继光又在此基础上设立了十二人为一队的鸳鸯阵应对倭寇,待北上之后,又重新调整编制,配备车营。
同时编写兵书,传播自己的练兵之法,当然戚少保认为自己只是总结光大了前人的操练技术,并非创造,明军训练体系得以再次发展进步,并在之后的万历朝鲜战争中大放异彩。时间推至明末。
此时的大明帝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熟悉明军作战方式的后金兴起,攻城略地,屡战屡胜。
但也不是说此时的明军就是一触即溃的花架子,即便全面溃败的萨尔浒之战里也不乏有潘宗颜这样的亮点存在,明军失利后依然能“即退至前夜驻军之壕内,列四方阵,营周围掘壕三层,壕外密布骑兵一层,前列枪炮一排,其马兵后之壕沟外,列三排重枪炮,枪炮手皆下马坐待。
其三道壕内,众军皆下马整队以待”(满文老档,天命四年三月),算得上有板有眼,颇有可取之处。
再之后无论是皮岛之战还是崇祯十三年的松锦大战,明军从将领到士兵战场表现和战斗意志也都可圈可点,与清军打得有来有往,互有胜败,清军赢得绝非一帆风顺。
尽管清初史料讳败言胜,隐瞒伤亡,但从一些资料和满洲丁口变化中仍可窥一斑。(崇祯十三年辽东战守明档选、满文老档)一场战役的胜败军队训练是重要因素。
但一个王朝的灭亡却不能全部归咎于兵事,大明传国二百余年,体制僵化,积重难返,再赶上天灾人祸,朝中忙于党争扯皮,练出再多的精兵良将和新式火器也只是给对手送菜,反观后金政权,既有在小冰河的气候条件下极力拓展生存空间的必要,奠定辽东胜局后已然攻守倒转,统治者尽管在内部争权斗争中手段血腥酷烈。
但能快速有效整合一致对外,针对明军战术武器变化及时调整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明亡清兴,有其偶然,但清军能入主中原,马踏江南,也绝非全靠运气。
其实不光是明军,秦汉唐宋,两千年来中国自有一套军事操练体系,不断积累发展,从没断绝,相比同时期的欧洲,那才叫几乎没有军事操练。
“很稀奇,在15世纪末之前,很少有人提到有过这种形式的操练”(michaelprestwich剑桥中世纪战争百科全书),中世纪以来的军事规程中从来没有提到过集体操练这回事。
直到15世纪晚期才有,是由勃艮第人开始的,要不是西西里十字弓手的出现,集体操练可能要推迟到11世纪。
(rogers,soldiers“lives,68–69)直到文艺复兴,欧洲才重新捡起了古希腊的操练制度,纳入常规,于16世纪中期开始推行,并对此”操练的革命“津津乐道。
说到明末,这是穿越者的重灾区,单穿群穿混合穿,卫星轮船带仓库,单说群穿吧,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有那么一些人,认为一群废柴白领,军事素养来源网上吹水,训练水平仅限在校军训,戴头盔穿着防刺服,拎着棒球棍,踢着正步就能去平推明军。
甚至任何一支古代军队,不得不佩服这种想法,也不知这些能人和梁静茹到底有多熟,古人和今人比较,缺的是见识,不是智力,少的是营养,不是体能。
古代军队中的旗帜金鼓号令,相当繁复,不是简单的归结于击鼓而进,鸣金而退,不同音色的号角声表示不同的命令,士兵还要根据命令及时作出反应,能达到这些的人,智力能差到哪儿去?
何况古代还有军法来帮他们加深理解。笔者参加军训时曾看到一位同学,被单拎出列,十几遍下来一个归队的动作都没做明白。
最后是逼得教官认命,这位同学如果放在古代军队中,挨一顿棒子炖肉都是轻的,如戚家军那般军法严厉的,直接就是一刀过来,那些只踢了几天正步走个分列式,喊了几声口号的大能们,哪来的自信能跟这种古代军队放对。